李玲玲

摘要:佛教的慈悲和儒家的仁都具有丰富的伦理意涵,本文试图从慈悲和仁的道德主体、实践方式、道德理想三个方面分析二者的异质性因素。

关键词:慈悲 仁 异质性

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也是伦理学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古往今来,各家各派的学说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爱,如佛教慈悲之爱、墨家的兼爱、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博爱等。譬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哲学家》一书中把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看作“理想范式的创造者”,而其依据之一便是他们都展示了“普遍的人类之爱”。其中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经常被认为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观念而相提并论。《缁门崇行录》中道:“仁义礼智,人之四端也,而仁为首;慈悲喜舍,佛之四心也,而慈为先。”举凡爱都为人类文化添上温情的一笔,但各家之爱仍各有其内在特质。本文将就佛教的慈悲和儒家的仁这两类爱之异质性进行浅析。 慈,梵语maitrya,意为慈爱众生,见众生不得福乐而躬身成就之;悲,梵语karuna,意为同情众生之苦,见众生之苦痛而亲愿解脱之。慈悲之合意即为拔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正如《大智度论》卷二十七所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释迦牟尼佛的塑像作左手下垂、右手上扬状便是佛教慈悲的缘故。左手下垂乃与愿印,意为与众生乐;右手上扬乃施无畏印,意为拔一切众生苦。缘起论是一切佛教思想的根本点,慈悲正是建立在缘起论的基础上。认为宇宙中的万物皆是因缘和合而成,俗世中的一切幸福安乐都是虚幻的,不存在的,现实的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的烦恼和痛苦。而当众生确实领悟了这其中的真谛,并感受到痛苦时,就产生了对众生之苦的悲悯救助之心,那么慈悲便产生了。所以说慈悲思想是佛教伦理学的核心,是基于其缘起性空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对于佛教徒自身修行所持的基本观念,并以此指导实践,体现为佛教徒修持的教义和戒律。

仁并非儒家所独创,《诗经》中多次出现关于仁的记载,诸如“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此时仁仅指仪文亲善,但已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仁,亲也,从二人。”所以说,仁从字面上理解为两个人的相亲相爱,扩展为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此时虽有萌芽但仍未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到孔子时“仁”作为一个伦理范畴被提出,并给予高度重视,在《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之多。孔子对前人关于仁的思想资料提炼加工,赋予仁以极高的伦理意义,使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真正成为一个范畴,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出儒家仁学思想的大厦,开创了儒家仁学的新时代。伦理所探讨的本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儒家认为有没有实现仁这个目标是来判定道德与否是重要指标。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自然也担任起规范自我行为,被列为“四德”、“五常”之首,并作为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重任。可以说,儒家的仁为其实现君子圣人和大同世界提供了道德的标准和原则,同时在此基础上还给出了道德实践的修养方法。通过对慈悲和仁的伦理内涵与理论基础进行简单剖析,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慈悲与仁这二者在道德上的异质性因素。

1. 慈悲与仁的道德主体不同

《大般涅槃经》中作如是说:“慈有三缘,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则无缘。”即《大智度论》卷四十载,慈悲有三种,一为生缘慈悲,此乃凡夫之慈悲即小慈悲;二为法缘慈悲,指开悟诸法乃无我之真理所起之慈悲是中慈悲;三为无缘慈悲,我法皆空、因缘和合,此乃大慈悲。本文所论述之佛教乃大乘佛教,其所畅行的慈悲乃特指慈悲的第三种,即大慈大悲,是以众生苦为己苦之同心同感、广大无边的状态。

不明佛法的人会误认为佛教是与爱绝缘的,因为讲爱本身便是烦恼。爱与欲望、贪恋、束缚和毁灭等密不可分,是出离苦海的绊脚石。上述的世间之爱确是佛教修行中应断绝的,但这并不代表佛教无爱,其实佛教倡导的是更高境界的爱——慈悲之爱。这种爱是一种平等、无染的爱,是真正的爱。

佛教的平等缘起论认为世间万物都依因缘和合而成,所以诸法无我,众生平等且同体,因而彼此间便有对于苦乐的共同意识,那么自然便生出与乐拔苦的慈悲之爱。在此基础上,佛教慈悲思想的道德主体是众生,包括人和宇宙间一切有情识生物的“有情众生”和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无情识的 “无情”。换句话说,大乘佛教所倡行的慈悲精神的对象不单包括人类社会,也遍含一切有情之生命,乃至于所有无情的山水土石。所以佛教慈悲的道德主体是抽象的非人格的,它将关心的对象投射到整个宇宙的有情和无情的众生。它是一种博大的爱。这种博爱的对象不只是限于人类,而且涵盖一切的有生之物和无情之物。

儒家的仁学思想与佛教慈悲精神在道德主体上有相似之处,不仅推而及人,也可推物。“仁民爱物”、“民胞物与”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儒家的重心所在仍为人,它注重人,极力抬高人的地位这点则是无可质疑的,人仍然是儒家学说的立足点。儒家的仁学思想注重人事,留心现实,把“怪力乱神”看作荒谬之说,并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点。“仁者,人也”,孔子深刻的揭示了仁的道德主体——人,即“仁”是人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其他物质诸如动物、植物等(即佛教所讲之有情众生)都不具备“仁”,更不用说没有生命特征的无机物。因此仁成为划分人与其他物质的道德标准。儒家所说的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是其仁学的道德主体,其仁爱的伦理精神立足于社会本身,突出强调了人伦思想。慈悲是对众生的无差别的平等的爱,而仁的对象却只着重于人类。慈悲是戒杀生而儒家的仁并不恩赐于动物。如子贡欲告朔之饩羊时,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俏》)

另外,儒家的仁爱之对象在面对人类时也并非无差别、无原则的爱,而是差序的推此及彼的爱如孟子认为仁爱是有亲疏之分的,首先应从对最亲近的身边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泯除了亲疏之别的对所有人的爱。

总之,佛教的慈悲观和儒家的仁爱思想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不过二者在关怀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相异之处。佛教慈悲相较于儒家的仁爱是更广博的爱,是一种彻底的博爱观。佛教的慈悲就如太阳,普照大地,给众生以温暖;而仁就像水中波纹般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佛教的慈悲是平等施与一切众生的,它超越了怨亲、种族的差别,佛教的不杀生、素食、忍辱等实践则无不体现了此普遍的慈悲之爱。而儒之仁爱是包含浓重的等级观念和功利思想的爱。儒家所言的“仁爱”有亲疏之别和宗族之异,因其与施与者的关系不同,所得到之施与之仁爱也不同。

2. 慈悲与仁的实践方式不同

要达到慈悲,大乘佛教首先强调大乘修行者的发心即“发无上菩提之心”(《大般涅槃经·梵行品》),也就是说佛教徒在修行一开始,就应该具慈悲之心,立志救渡一切众生,于一切众生不生瞋恚之心,愿施一切众生欢乐。慈悲是佛心,众生皆具佛性,因而皆具慈悲之心,但由于无明、我执、邪见等烦恼的障蔽,不得显发。因而首先便是慈悲心的养足。不断修习佛法,净化身心才能消除烦恼,使众生本具之慈悲心复显。慈悲的践行当然不止于心行中,必须在具体的实践的事行中,才可得到锻炼和检验,即所谓的利他行。

佛教慈悲要求佛教徒在修行中应有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利他”精神。在佛典中大量记载着佛、菩萨为了救助有情众生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如“割肉喂鸽、舍身饲虎”等故事都表达了佛教慈悲利他精神理想和升华。在此基础上,佛教教义又提出了具体的践行方式即四摄与六度。

佛教为渡化众生,实践慈悲之爱,则有四摄法,分为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爱语(和颜的善语、关切的温慰语)、利行(非营利事业)、同事(与众生同甘共苦)。而六度则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其中中国传统的大乘佛教的慈悲理念主要侧重在布施和不杀生两个方面。布施在大乘佛教中分为三种:即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亦即指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智慧等,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累积功德,以致解脱的一种修行方式。布施是大乘佛教慈悲教义在进行道德修养和解脱修持中的最重要的善行之一。另外,佛教为践行慈悲教义还制定了一系列修持的戒律,其中不杀生为众戒之首,指不杀害包括虫蚁鸟兽、花草树木等一切众生。不杀生戒表现的是对一切众生的尊重,可以说体现了佛教慈悲思想的本质特性。

儒家的仁学思想在具体的实践实施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首先是主体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克己”,即修身,是仁的内在方面的道德要求,是指克制凡事专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行为,而应该考虑别人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实践仁,第一要素便是要先修身,儒家认为,只有先使自身达到仁的境界,才有可能推而广之,实现他人进而整个社会的仁道。什么样的做法才称得上仁道呢?儒家有许多具体的条条框框,诸如:“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再如“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巴》)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呢?儒家认为最重要的是“克己”,即克制自己的私欲。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具体的说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里的礼在孔子那里指的是周礼,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以当代的背景来看便是道德、法律、准则。

其次,要达到仁的境界,除了克己还须“爱人”。“仁者爱人”是仁学思想的根本原则,即关怀他人、尊重他人、同情他人、重视他人。而儒学之爱人受其差序格局特点的影响,又可分为两个步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其爱人的方式便是推己及人。先表现的是在家族内部的亲亲之爱即对周围的人即亲人的爱,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孝悌”之道,这也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根本。孔子曾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然后是在此情基础之上通过“忠恕”的环节推己及人,推而形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对社会众人的爱,即“泛爱众,而亲人”具体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学而》)此时仁者爱人才扩充为社会普遍伦理准则与道德情感。

另外儒家的仁学思想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为了达到仁,必须谋求礼的深化,让礼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扎下根来。并把礼作为修行仁道的行为规范、建设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才达到“仁人”、“仁政”的伦理理想人格和政治信念。

3. 慈悲和仁的道德理想不同

佛教最终的道德理想是追求精神解脱、证得佛果,并达到寂然不动、寂静永恒的涅槃境界。佛教的慈悲观希望佛教徒通过践履修行佛教戒律而最终达到止恶修善、勇猛精进、圆融无碍的包容心无界,断妄念去执着的般若境界。即通过善恶双修、布施和不杀生等践行而得以了悟佛法,并给众生以慰藉,并达到普度众生。

而儒家的以“仁”为核心所订定践行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原则,其最终的理想目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从个体而言,是为了培养具有完善人格,能承担历史使命的具有仁道的君子仁人。儒家认为达到仁之理想人格便了无忧愁,“仁者不忧” (《论语·宪问》),并认为如果你拥有“刚、毅、木、讷”的性格,那么便“近仁”也。(《论语·子路》)那么怎样的仁能称得上是仁人呢。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便是“恭、宽、信、敏、惠”。 (《论语·阳货》)那么要落实仁者爱人,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知、仁、勇”和“恭、宽、信、敏、惠”等道德要求,并且坚持不懈的修持仁道。

而对群体而言,则是为了建立一个仁政的社会,即充满勃勃生机而又和谐井然的大同社会。仁之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便是仁之道德理想。在此方面,孟子的仁政学说可谓之典型,提倡的便是政治清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并提出一系列实际主张,如“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这也是儒家以人为本,把人类作为道德主体的仁学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仁政学说便是重视人格,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实际需要为出发点而提出的。儒家的仁学立足于人本思想,构筑关于人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的政治理想,其政治的道德理想是将仁德推行于家庭、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都自觉接受仁道、实践仁道而形成身修、百姓安、同治、天下平的理想境界。可以说儒家的仁爱,既是对个体生存权利的理想价值的肯定,也是对社会群体关系的乐观姿态。

从上所述,佛儒二家虽同提倡爱,并在历史上相互激荡、相互影响,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但其仍有各自特质。佛教的慈悲和儒家的仁爱之思想在道德主体、实践方式和道德理想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异质性因素,将慈悲与仁的异质性凸显出来而非笼统而论,则更利于发掘二者的特质并更好地发挥其学术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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