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庆

佛教在世人的思想意识中一直是吃斋念佛、看破红尘,出家人清净修行,与世无争。但是,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这些原本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佛家弟子们,又都纷纷义无反顾的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留下了特殊而又浓重的一笔。

伴随着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发展,中国佛教界本着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佛教精神,高举爱国旗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开展抗日救国斗争。这一历史现象是千百年来中国佛教文化演化的结果,也是大乘佛教积极入世,注重利益社会人群之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凸显,更是爱国思想在佛教徒身上的积极体现。中国佛教界从三个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抗日救国斗争。

一、从佛学理论角度宣传抗日救国

教人向善,制止邪恶是众多佛教宗派共同探讨的问题,也是中国佛教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基础。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界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8年太虚法师撰文指出:“抗战之目的在使日本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在他看来,“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因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中国抗战,乃是以战争“止息战争”,其本质是自卫战争。为了激励全国民众抗击日本侵略军,太虚法师极力鼓吹菩萨的降魔精神。他说:“大乘法中,充分表示降魔精神的为密宗。”“在密宗中,皆现起武装威猛金刚之相,以甚强威力,降伏烦恼,止息恶行,成就善行功德,摧折恶魔势力。一切佛菩萨,悲智为本而发金刚威猛之力,为大乘降魔之最高精神表现,亦即抗战之最高精神”。 ①他还强调佛教所言的“布施”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位领袖人物,太虚法师不仅大力宣扬抗日降魔精神,而且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指出:“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②

由此可见,在抗战的烽火中,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从佛学理论和佛教教义的角度,阐述了佛界的抗战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大多是以佛学话语来阐述抗战道理,但恰到好处地使佛法观念与抗战救国思想融会贯通,对于进行爱国救亡宣传,动员佛教徒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在思想上积极宣传的同时,中国佛教界还以多种实际行动大力支援抗战。例如,举办法会,救死扶伤,悼念亡者等等。这其中,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以及为牺牲将士举行法会则是抗日战争中佛教界最受民众敬佩的爱国壮举。

抗战全面开始之后,7月16日,太虚法师在庐山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佛教徒“均应本佛慈悲”,“修持佛法”,“止息凶恶,克保人类和平”;开展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者等工作;向民众介绍防空防毒等常识。③这些主张迅速推动着佛教界人士全面深入地开展救国斗争。

不久,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成立,圆瑛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庙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其奋不顾身救死扶伤的事迹每日均见诸报端,家喻户晓,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出家人如此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对激励上海军民英勇抗战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随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

在抗战中,许多地方战斗激烈,无数爱国官兵为抗击日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爱国官兵们在为国捐躯之后,无人悼念。这时,中国佛教界充分发挥自身的特殊作用,举办法会,追悼阵亡将士和遇难同胞,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另一项主要活动。

例如,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为反对日本侵略,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释能海主坛修法。之后,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上述这些法会由于同抗日救亡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因而不仅具有追念亡人寄托哀思的作用,而且产生了激励生者努力抗战的效果,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三、广大佛教徒直接投身到抗战洪流之中

为了更好的支援抗战,中国佛教界除了在上述方面进行积极行动以外,更有不少佛教徒直接投入了抗日斗争之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组织抗日佛教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大力捐献和募集资金支援抗战。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佛教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各种抗日佛教组织,如山西五台山佛教救国会、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等。1939年4月,中国佛教会广西省佛教会在桂林成立,其成立宣言称:“吾人正宜趁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站在第一条战线上,一现我佛威德。”充分表达了广大佛陀弟子团结御侮,志在抗日的心声。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正确认识了“戒杀生”与“杀敌”的问题,认为佛教徒固然反对杀生,但是在日本法西斯恶魔涂炭生灵时,如果容忍、甚至劝导不杀人,那只是听任日军屠戮更多的无辜苍生。对此,佛教界提出“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 我们是为护生而战。”④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战时不少僧侣武装起来,奋勇杀敌。如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又如山西五台山金阁寺僧侣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主动为抗日部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

为了支援抗战,许多寺院纷纷在财力上踊跃贡献。江苏的一些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1939年,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捐献了一定的财物。广大佛教界人士积极捐款,纷纷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总之,抗战中的中国佛教界在民族与国家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以救世救人为己任,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与其他各种抗日洪流互相交汇,谱写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壮丽诗篇,他们的所有义举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