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晓洁

摘要:明代卫所制度是朱元璋在农民起义战争中的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历代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卫所制度在贵州推行后,对贵州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卫所 贵州 经济 民族关系 文化

一、明代贵州卫所制度形成的背景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即开始着手建立军事制度。《明史·兵志·序》:“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洪武六年(1373年),卫所制度成为明军的基本编制,无论是京、省驻军,还是皇帝、藩王的亲军、护卫军,均按卫所编制。明代卫所制度是朱元璋在农民起义战争中的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历代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而成的。

贵州卫所制度是在明初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建立之前,从经济上看,贵州社会经济状况极其复杂,社会组织多样,不同的地区和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明初贵州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但是有些地区的地主所有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另一些地区的部分民族仍停留在农村公社阶段,有的甚至还存在着大量奴隶制或原始公有制残余。总之,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内地也存在很大差距。从政治和军事上看,为了加强对西南各省的统治,尤其是为开发云南和巩固边防,明王朝对贵州的统治带有明显的军事特征。从文化上看,在明以前,由于贵州的地理环境因素和历代统治者对贵州重视不够,贵州的文化发展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

卫所制度在贵州的推行,对贵州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影响。过去学者多从政治军事的角度去剖析明代贵州卫所制度,笔者试图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制度在贵州推行后对贵州所产生的影响。

二、明代贵州卫所制度的建立

本文研究明代贵州卫所制度,主要是为了分析卫所制度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因此版图主要是以今贵州的领域为主。“明代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置了二十九卫,除去已废的层台卫、古州卫和洪武以后设的威远卫、敷勇卫、镇西卫外,洪武年间尚有二十四卫。”[1]在今贵州境内设立的卫所,主要隶属于贵州都司和湖广都司。

1、明代贵州卫所的编制

按常规编制,每卫额定5600人,置卫指挥使司,领左、右、前、后、中五个千户所,但如军事上有特殊需要,也可以兼领驻扎要害地方的守御千户所。有的卫既管军,又管民,称为军民指挥使司,其地位比一般卫指挥使司高。在贵州军民指挥使司兼领土司。在明初,由于贵州军事地位重要,每卫的人数常常超过额定的5600人。但是到了后来,由于贵州环境艰苦,士兵逃逸现场十分严重,每卫又常不足5600人。

2、明代贵州卫所的兵源

卫所官兵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从征者”,即指那些参加起义的农民军,攻占一地之后,留在当地驻守。第二,“归附者”,即指那些在战争中招纳的降卒,留在军中充役。第三,“谪发”,即指那些因犯罪而被发配充军的人。后来因为兵源不足,增加了一种称为“垛集”方式,即在每三户中,垛一丁人多的为“军户”,其余两户为“贴户”,军户应出一名兵丁,称为“正军”,正军死,由贴户补充,故称“三户垛”。这与全国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3、卫所对官兵的管理

明代卫所对官兵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列入军籍的方式来管理。“明代对户口的管理控制很严,置户帖、户籍、注明姓名、年龄、住地。户口分为军户、民户、匠户三类,世代承袭,各有差役。”[2]卫所的户口,包括正军、余军、舍人及其家属,把他们都列入军籍,均归卫所管理,由卫所摊派赋役,月粮、食盐。一旦列入军籍除特殊情况外便永不脱籍。一般说来卫所军户以旗军家庭为服役单位,一户出一正军,军家其余男性为余军,属正军的预备人员,一旦正军亡故或年老、逃故等项开除之后,余丁应继正军替役。如果卫所旗军因故没有成丁应替入役,则需要到其所对应的州县军户去清勾成丁应役。 为保证军户补役的顺利进行,明政府对旗军户籍管理有严格的规定。明代不同的军户,有不相同的军黄册,一类是由都司卫所系统编写的卫所军户的户籍文册,另一类是由府州县来编写的册籍,二者各有职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三、明代贵州卫所制度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卫所制度对贵州经济的影响

1、卫所制度的推行,使得贵州人口大量增加,为贵州经济开发提供了生力军。卫所有固定的兵额,大致一卫5600人,1120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另外明制规定,一人从军,全家前往。《大明会典》载“有妻在籍者,就于结领内备开妻室氏姓年龄,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聚”[3]军士如无妻室,则政府予以婚配,并随军前往。依据万历《贵州通志·省会志》所载资料推算,每户除正军外尚有三人,据此比例,明初入驻贵州的军士及家属,其数不下六七十万。在封建社会里,人口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开发程度,对于缺乏劳动力的贵州来说,大批人口的迁入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开发力量。这些汉族人口进入贵州后,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2、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

明朝政府对每一屯田军士授予一定亩数的屯地,称之为“分”。《大明会典》户部屯田条载:“每年种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4]但是具体到贵州,由于贵州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远远达不到五十亩、七十亩一“分”屯地的水平,但是尽管如此,贵州屯军屯田也是一笔相当了不起的数字。据统计屯军屯田,都在九十三万亩以上。不仅屯田面积大量增加,还引进了玉米、蕃薯、马铃薯、甘蔗等作物,对于土地的开发和利用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3、生产关系发生迅速的转变。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在明初,贵州部分地区尚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甚至有的还处于奴隶制以及原始公社制,但是由于卫所的建立,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贵州,使得贵州的地主经济得以迅猛的发展,从而使得贵州生产关系迅速发生了转变。

4、改善了贵州的交通状况,促进了贵州城镇的发展。贵州的几条重要的驿道,例如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川黔滇驿道、川黔驿道,由于军队的把守和修护,道路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明以前,贵州基本没有形成通常意义的“城镇”。随着卫所制度在贵州的推行,贵州境内也掀起了一个修筑卫所城池的高潮,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卫所城池及附近的村落逐步发展成为城镇。

(二)明代贵州卫所制度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明之前,贵州的民族结构是“夷多汉少”, 民族分布大致如下:黔西北以彝族为主要民族;黔西南以布依族为主要民族;黔东南以以侗族、苗族为主;黔南以苗族、布依族为主;黔东北以土家族为主;黔北以苗族、仡佬族为主,黔中以彝族、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杂居于此。卫所建立之后,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使得贵州一些地区的民族结构由“夷多汉少”变成了“夷少汉多”或“夷汉参半”。汉族人口的大量涌入,改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卫所建立之地,多是建在“驿道”中交通便利的城镇或是多选耕作条件较好的“坝子”,不断地把当地的少数民族朝更边缘的山区迁徙。据载“明初以后,随着封建中央王朝卫、所屯制的实施,使彝族人们逐渐向高山、半高山迁移,散失了河谷、坝区和丘陵地带。继之,民屯和商屯的兴起,河谷和坝区成了外来民族的家园,彝族便长期开发寄居于凉山,无返回原居住地的历史条件。长此以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山区经济。时至清初,今天的分布格局已经形成”[5]。由此我们知道,由于少数民族被迫迁移,便引发了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据统计从洪武五年到洪武三十一年间,贵州各民族的抗争就多达42次。

但不可否认,卫所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的民族融合。在卫所建立之前,在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相互间的交流十分少。卫所建立后,在贵州境内形成了几条大的通道,改善了交通状况,这些或多或少的促进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同时大量的汉族进入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

(三)明代贵州卫所制度对贵州文化发展的影响。

1、卫学的发展促进了贵州教育的发展。明代在贵州建立了卫学23所,在贵州官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卫学不仅造就了一批生员,而且还通过举贡,不断为国子监输送监生培养更高一级人才。据《贵州通志》载:“普定卫一年一贡;威清、平坝、安庄、安南、毕节、乌撒、赤水、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三年两贡。湖广偏桥、平洗二卫两年一贡。”[6]截至万历二十五年,各卫所举荐贡生943名,在官学举荐贡生2331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2、卫所的建立,使得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融。有学者把卫所比喻成一个一个的文化孤岛坐落在贵州。诚然,由于汉文化的优势地位以及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汉族在进入贵州后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个文化孤岛。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屯堡的生活习惯等窥视出,卫所的军户们在贵州还是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而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族文化的烙印。因此,卫所建立后,文化上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完全绝缘是不可能的。

总之,明代卫所制度是明初于贵州联系最紧密,影响较大、较深远的一项制度。它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产生理很大影响之外,对明代贵州的经济社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还持续至今。

参考文献:

[1]《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2]《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3]《大明会典》卷155,《兵部》38,《军政》2,《超解》

[4]《六百年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5页

[5]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第17页

[6] 《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