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

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10月26日晚，这位擅述他人故事、亦庄亦谐的历史学家，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对历史的洞察，于89岁高龄安然离世。

拜访唐德刚先生

2007年，纽约的秋天让人心醉，11月28日中午，在唐太太的指引下，我从纽约坐计程车到了新泽西唐府。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树木成林。唐太太已在门口等候，引入二楼客厅后，略为寒暄，她便请我稍坐，入内去照顾唐先生。唐太太乃民国名将吴开先之女，唐德剐在1990年曾写过《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一文。我细看家中书画，首先入眼的便是胡适1960年L0,913日写的条幅：“热极L叉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

约一刻钟后，唐德刚穿着睡袍，双手扶着助行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人老啦，走得慢……”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他大半的安徽口音。

唐太太帮唐先生戴上助听器，斟茶后便退入内房。唐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来。讲到开心处，他欢笑鼓掌，到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

唐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就写不出来。”听唐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只是偶尔接上一句，他就说：“很少人像你提出这样的历史问题，我大感知音!”临近黄昏，我怕唐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他神情犹如小孩，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昵，你怎么就要走了?”这时我可以感觉到唐先生内心深处的寂寞。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生逢其时，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國巨变。纽约是一个大码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象。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了这些风云人物。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斯时正在纽约81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我问唐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唐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也没钱。”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唐德刚说。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项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

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口述历史不是“我讲你写”

1958年春夏之交，胡适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李宗仁才应邀参加口述历史。

从1958年到1965年，唐德刚成了李家的常客。据唐德刚记录，共在李家吃了168顿饭。唐先生回忆：“他们把我当朋友。郭德洁(李宗仁夫人)请我吃了一百多次饭，这一百多次饭的交情啊!李宗仁初到美国，乖乖，那还得了，坐中国的专用飞机，有FBI当保镖。李宗仁后来回国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瞒，就瞒不住我!我给他写回忆录，他的文件，我是唯—有权看的人。”

唐德刚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3部足以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树大招风，唐德刚70岁时，便引来了张学良口述的小风波。1990年1月，张学良第一次约见唐德刚，提出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张学良和其他外行^_样，以为写本回忆录“我讲你写”就成了但唐德刚告诉张学良：“(这)至少要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前至少要有现成10万美金，还得有20万美金的基金。”

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虽然冠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但唐德刚自知这本书无法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相提并论。晚年的唐德刚也只以《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略道其始末，告知世人真正“口述历史”之不易。

事实上，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口述只占50％，另外50％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只有15％为李宗仁口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唐德刚如此自述。

走出“历史三峡”

在史学研究上，唐德刚的重要著作《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的写法，与主流史学界的表述方法大异其趣，极尽亦庄亦谐之能事，议论纵横古今中外。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谈到他和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时说：“李慎之有一次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我脱口而出：“这个预测和唐德刚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认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即从1840年到2040年。”

“历史三峡”之说，唐德刚谈过多次，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刊于《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中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从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之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两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乃把这两百年的转型期名之日“历史三峡”。也许，学人所见略同。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结尾说：“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

李慎之、唐德刚，周有光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伺尝不是希望的投射?愿斯人天堂安息，历史江河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