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松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社会和个人等因素，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心理困境，由此引发的消极行为巳经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制约因素。因此。政府、社会和个人必须合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障碍，这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困境；疏导；策略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121-03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第二代农民工或80后农民工，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户籍在农村，于90年代后期或21世纪初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流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等做的多项调查，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占农民工群体60％以上，已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对城市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强烈和迫切，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其市民化进程严重受阻。长期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处于非城非农、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不可避免会引起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心理矛盾与冲突，从而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失范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制约因素，政府、社会和个人必须合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困境，才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困境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8岁以下，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多为初中以上。虽然他们的素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方面与城市人口的差距依然很大；基本没有务农经历，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甚至持批评态度，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具有更多的融入城市的冲动，正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等，想在城市安家立业，但自己的根仍在农村，矛盾心理异常突出；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发挥，有较强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与其父辈们主要为寻求生计而出门打工不同，他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锻炼自己、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希望追求更完美的人生；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更注重工作环境、自身权益乃至个体感受，不能忍受身份歧视，也不再像父辈一样甘于艰苦廉价的劳动，而更在乎所在城市能否给予他们平等的人格待遇。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心理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一)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较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主要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受劳动技能的教育较少，劳动素养偏低，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问题突出，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因此他们从事的多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条件差、有危险性的工种。与城市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从事的是城市里最重、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劳动，拿的却是很低的报酬。更有甚者，有的还被老板克扣和拖欠工资，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上只能维持很低的水平。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损害的情况下，他们对现实社会严重不满。这些相对被剥夺感和由此而引发的不满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导，必然会引起新一代农民工的思想混乱，进而导致违法乱纪行为，危害社会。

(二)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

虽然新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城乡的“二元结构”制度并没有给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空间，城市社会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成员看待，从观念到行为，都把他们当作外来人，总觉得他们不会长期在城市社会生存下去。从而对他们构成了一定的社会排斥。也就是说，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相应的各种权利，他们只能以一般劳动力的资格存在，不能以市民的身份参与城市的各种活动，并且总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排斥，甚至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自我意识较父辈更为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得不接受“打工仔”、“打工妹”、“三无人员”(无证、无业、无固定住所)、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带有歧视性不和谐称谓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为了维护自尊，他们会对流入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采取排斥的态度。同样基于这种原因。对于政府的管理，他们容易产生各种逆反和抵触情绪。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在心理上有一定的过客心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重利益、忽视是非，关注结果、不计手段等。这种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加重了新一代农民工与城市人的疏离和对立，这不仅阻止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也催生了他们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增强了城市的不安定因素。

(三)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管理模式造成的身份差别使得农民工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人事、医疗制度等方面被排斥在外，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须通过后天努力就可获得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生活方面能够享受到诸多特权，在社会竞争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无论在现实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忍受的就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这种因先天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深深地刺激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心，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进城务工并不仅仅是空间上的移动，要想融入城市。就需要一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这样他们在原来的乡土情境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等在实践中势必会与城市文化发生冲突，造成他们的心理不适应。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打破旧的角色意识。从精神上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而总是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离乡背井使得他们不能经常与家人、亲戚、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在情感方面失去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这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使得他们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

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里困境的疏导

策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公民主体健康的心理品质，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主体，其心理困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是一项长期和系统的工程，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一)实施有利于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境遇的政策措施，化解其抵触情绪，增强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要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心理，政府必须扫清造成农民工消极心理的制度性障碍因素，适时地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或改变他们弱势境遇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使他们能切实感受到党、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政府应该放宽对农民T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其次，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保护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我国一些地方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对农民工就业采取歧视性政策。这种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严重违背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论从经济利益上还是心理上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三，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为农民工提供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消除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障碍。第四，加大劳动监察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的强力干预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第五，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之中，对其实行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保护其义务教育权利。

(二)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增强其价值感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都没有受到正规的岗位教育培训，他们的工作技能基本上是在打工过程中逐渐掌握的。城市人口免费或支付较少费用就可以参加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继续教育，而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享受这种权利，这种制定的歧视性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获取资源的能力，严重影响了其就业的信心和质量。因此，政府必须和企业、社会力最联合起来，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职业院校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强其就业竞争力，使他们能感受到希望，体会到事业进步与成功的愉悦。在培训过程中。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愿望强烈，需求多样化的特点，提供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较低，难以承受社会所提供培训费用的特点，有组织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避免因学历培训状况影响就业收入、又因经济贫困难以提高技能的恶性循环。同时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指导，提供周到贴心的就业服务。在培训内容上，除了注重工作技能的培训外，还要加强两方面课程的力度；一是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增强其心理抗挫能力。通过教育使他们做到能正确对待自己，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评价；能正确对待别人，善交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正确对待工作，热爱学习和劳动，避免精神空虚。只要他们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退缩、不逃避、不幻想，就能使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和谐、自然的健康状态。二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增强其法律意识。这样一方面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国家政策，理解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消除他们对政府管理的戒心和抵触情绪，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劳动者。

三、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其认同感和自信心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因此，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心理困境的治本之策还是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理清思想情绪，激活其精神动力，使外部的支持帮助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艰苦努力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主动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有高度的信心和热情，不折不挠、永不育弃。要实现这一愿望，首先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心理误区，树立其自强自立的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让他们正视差别，承认差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地参与社会，实现自我。其次，运用情绪、情感关怀，激活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动力。一是注重感情上的传递与感应。感情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是人们对现实挫折、生存压力的一种抚慰。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要特别注重感情上的传递与感应，树立关注、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理念，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互动、社会舆论等，让人与人之间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关怀帮助、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点相互信任，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氛围。使同情弱者，关怀农民工，成为每一位社会成员应有的修养。这种情感补偿式关怀更能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弦，拉近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心理距离。二是积极疏通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应对能力，失业、患病等生活事件很容易导致心理压力。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无力应对危机时，很容易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有的还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和行为，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因此应完善社会心理救济体系。当遭遇心理危机时，使他们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是可以找到可以倾诉和帮助自己的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缓解心理压力，看到生活的希望。三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信心。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他们的贫困。而真正消除他们的贫困和由此滋生的种种不满和怨恨情绪并非一味地给予物质帮助，更多的是需要鼓励和帮助他们树立对自己的信心。社会应该努力营造一种关心和帮助农民工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对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试图改变贫困的人给予更多的尊重和鼓励，对于在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应大力宣传和表彰，使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他们并没有被社会所抛弃，相信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是可以摆脱贫困逐步富裕起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