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平

尽管身为明星难以避免,但是蕾哈娜可以抱怨自己的生活成为他人的娱乐。但是作为公共纪念物,这几乎是柏林墙既定的命运。

“我的生活成了别人的娱乐”,这是美国女歌手蕾哈娜的控诉。今年2月,在一同去参加格莱美颁奖典礼的路上,她遭到了本届该奖的入围者、男友克里斯•布朗的殴打。舆论异口同声地谴责施暴者克里斯,对受害者蕾哈娜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但是这不仅没有让蕾哈娜开心,反而增加了她新的痛苦。近日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媒体的关注让她感到羞耻。

假如媒体看见暴力而不予关注,那是社会的羞耻,受害者将得不到正义的救助。但是媒体将当事人作为暴力概念的样本来围观的时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隐私权受到侵犯,更何况当一切是在娱乐媒体的看客心态之下发生时,更让当事人感到难受。这种情况中国媒体人并不陌生,记者们常常被要求不要反复报道那些尚未过去的悲剧事件,“让受害者恢复平静的生活”。另一方面,记者们又知道,这个为当事人着想的要求里面,往往又潜藏着抹杀公共记忆、逃避公共责任的意图。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煤体应该如何取舍呢?

柏林墙倒塌20周年了。20年前的痛苦,正在成为今天的狂欢。11月9日,在全球政要的推动下,涂满艺术作品的巨型多米诺骨牌顺次倒下。这是一个绝佳的创意,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政治色彩。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艺术享受和娱乐。更不用说,那些久已闻名的墙上涂鸦,以及以这些涂鸦为图案的时装秀,还有对残砖断瓦的收集和装饰。事实上,如今柏林已经成为全球年轻艺术家向往的城市,就像上个世纪初人们向往巴黎一样,有谁能说这和柏林墙的倒塌没有关系呢?

柏林墙是在无数愤怒的铁锤狂砸之下倒塌的,在1989年11月9日的那个夜晚,没有人能容忍它的存在。因为在这堵墙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离散,是无数向往自由者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社会扭曲,是政治洗脑之后的人心隔膜。在那个夜晚之后,很多人也不想再见它一眼。因此,说服人们不要全拆,保留部分来做纪念,也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的事情。

我相信柏林也有很多历经苦难的人,像蕾哈娜一样不愿意成为媒体聚光灯下的展品,即使这种展览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他们当然可以拒绝媒体的采访,甚至远离柏林、远离纪念日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然而,他们想要阻止柏林墙留下一些残垣断壁,就不是一个人可以做主的事了。道理很简单,这是一个公共事件,应该由政府组织民意调查和分析论证。当然,政府在决定保留残缺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安抚他们的伤痛。

也有一些柏林人,强烈要求把所有的柏林墙以及周边地带都保留下来,或者在周围设置无数的纪念碑或十字架,来凭吊那段荒诞的历史。同样的道理,他们可以一直呼吁和行动,但是柏林政府还是按照规划铲平了一些地方。

假如纪念柏林墙倒掉的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这是国家的伤疤。为什么要去揭它呢?这是民族历史中灰暗的部分,能不说就不说吧,一切都要朝前看。对不起,这个伤疤的确让人害羞和痛苦,但这不是个人的隐私,而是公共事件,必须对其前世今生作出交代,才能安慰已逝的灵魂,才能防范悲剧的重演。

相比日本来说,二战之后的德国,对于纳粹时代的反思,得到了全世界普遍的认可。他们坦诚面对过去,调查真相,起诉战犯,赔偿受迫害者,同时建立纪念碑,道歉谢罪。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们又把这套经验用于东西德的融冰与和解。统一后的德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清算历史,解密档案。那些专制的帮凶,那些出卖朋友的普通人,都受到了审判或者审视。

斯塔西秘密档案的开放,是一个典型的公私分域的例子。3000多名来自前东德和西德的全职雇员,对被斯塔西撕碎的文件进行复原,并为每一份文件每一页码重新编号。人们由此可以读到有关自己的秘密档案。但是,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档案中斯塔西受害者和无辜第三者的名字,以及一些个人隐私等,已被特意抹去。至2005年,共开放了450万份个人档案。很多人通过档案才发现,昔日亲密无间、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朋友、同事、兄弟、夫妻,原来一直在背后告密。德国人认为,真相是和解的开始,这是必须经历的痛苦。

尽管身为明星难以避免,但是蕾哈娜可以抱怨自己的生活成为他人的娱乐。但是作为公共纪念物,这几乎是柏林墙既定的命运。随着实用功能的退化,审美功能就会随之强化。我曾呼吁推倒一切的墙,于是我被质问:难道我们也应该推倒长城吗?其实,我说的墙指的是阻隔信息和人心方面仍在起作用的墙,长城作为一种文化遗址,仅剩下了解历史的认知功能和装点江山的审美功能。如果说长城仍然存在的话,那也不在那些山梁上,而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