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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是这样炼成的

2009-05-14

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42期
关键词:海峰空军飞行员

张 蕾 张 鹭

这是一个身上混合着梦幻与传奇的、让人艳羡的群体。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也是源于对这个群体的强烈渴望。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浪漫迷人了。严苛的选拔,“与死神擦肩”一般的苦练,跳伞的新奇与恐惧,学习飞行的慌乱,是他们相继要面对的。而与这个职业不可分割的,还有苦行僧般的生活,以及身体承受的巨大损耗

拓坤每周至少跟家里通一次电话,电话的最主要内容是报告自己平安。家人最常叮嘱的是:开飞机一定要小心,开慢一点。

拓坤每次都要纠正:开飞机又不是开车,其实越慢越不安全。

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在他刚开始学飞行的时候。

“我来学飞行家里觉得挺光荣的,但也还是挺担心。”拓坤说。

他是河北某飞行学院高级教练机团的学员。

如果一切按照他的想象,未来,拓坤将驾驶我军战斗机,“一直飞下去”。

“蓝天在召唤”

一年半以前,原本在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就读的拓坤听说空军在招大学生飞行学员,决定报考。

空军招飞的宣传简章上,最醒目的是五个描红的大字:蓝天在召唤。

“飞行员政治地位高,荣誉高,是崇高的职业。人家都羡慕。”拓坤说,他其实很喜欢大海,喜欢海军,遗憾的是“不能飞行”。

在高教团,跟拓坤同届的路虎云、李长霖是陆军学院出身,他们来空军也想进行“不同的尝试”。

在位于吉林的空军航空大学,另一群年轻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2008年5月,面对考官“为什么想当空军”的提问,郑福明的答案简单到贫乏,“就是从小想当”。对天空难以名状的憧憬,让郑福明一直渴望招飞的机会。高考那年,他所在省份并没有招飞计划,郑福明选择了一条曲线道路,他以599分的高分填报了民航大学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其与飞行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相似,大致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学飞行。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郝宇加入空军则更像是传承家族血统——爷爷是高炮部队的老兵,所在的营还曾打下过美军的飞机,活捉跳伞的飞行员;父亲曾在某部队雷达班服役。

大二那年,在空军招飞网上,一直搜集相关信息的郑福明看到了招飞的消息。机会源于空军选拔飞行员的新政策。2006年开始,空军招飞局在全国178所普通高校理工类本科二年级男生中试点选拔飞行学员,进入空军飞行院校学习两年,也就是俗称的“2+2”体制。

据说,那一年最初参与竞争的有四五万人。

传说中的空军招飞体检,苛刻到可怕。空军招飞局北京选拔中心计划科科长朱青海觉得,外界对空军飞行学员的体检标准存在误解,像网上传说的“青春痘”“少白头”都会被剥夺招飞资格,朱青海认为这并不属实。

关于对耳洞的限定,朱青海也做了解释:“一个男孩子将来要是成为首长了,耳朵上带个耳洞⋯⋯这个形象不好,同等条件下我们就要考虑(将其淘汰)。但如果不太明显,慢慢能长上,那影响不大。孩子十七八岁,什么想法都有,应该允许他们有想法。”

同年闯过苛刻体检关的拓坤、路虎云、邱海峰等人的理解是:“我们那时,有耳洞肯定是不行的。”

邱海峰连耳压都差点没过关。体检中一个环节是捏着鼻子鼓气,耳膜要鼓起来,就说明耳压符合要求。当时邱海峰憋了半天,右耳膜也没鼓起来。吃完晚饭,七八点钟回到宿舍,别人打牌放松,邱海峰自己在一旁练习鼓气,一直练到12点钟。

“听到耳朵里有响,我知道鼓起来了。”邱海峰说。

除了身高、血压、内脏功能的严格限制,在针对飞行员而设计的特殊检测中,电动转椅是最令人发怵的项目。在转椅转动时,自己还得不停地晃头,这样身体的转动就有了两个轴心,2秒一圈的速度转下来,要站稳已经十分困难。而在面对检测心理品质的飞行模拟器时,他们需要在保持飞机平衡的前提下,记住耳机里报出的数字和屏幕上不断涌现的图形。

体检是进入空军飞行学员的第一道关卡,也是为公众所知的最无情的一道,80%的人倒在预选、初选的体检上;在进一步的全面检测中,身体检查有129个大项,1000多个小项,心理品质测试还有三道大关。种种检查,其标准就是“看你是否适合飞行的环境”。

从2009年开始,空军招飞的视力标准从环形表1.0(即“C”字型视力表,环形表1.0相当于E字表的1.2——编者注)下调至0.8,这是空军招飞体检标准建立以来改动最大的一项,原因是空军正在分机种招收飞行学员。

据朱青海介绍,随着空军招飞的文化水平要求逐年提高(两年里对高考的分数要求提高了近100分,在招收大学生飞行员时则要求其当年高考分数达到本省的普通二本线),身体标准有所下调。这是因为,随着飞行科技的发展,有赖于先进的仪表,“靠目测的东西越来越少。”

经过一个星期的滚动体检,拓坤和邱海峰发现,两辆大巴车拉去的海军工程学院的同学,只剩下8个。而最终走上飞机的,只有3个。

相对于更加严酷的飞行训练,体检显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按飞行学员李新咚的话说,体检过关,“只是说明你可以站在起跑线而已”。

会飞之前,先学会跳

准飞行员里,大部分人第一次坐飞机就没坐完整——他们需要在“屁股还没坐热”的时候就背着伞包跳下去了。

有人评价这是一个“比蹦极爽多了”的训练项目,之前近一个月,他们每天都要从2米高的跳台上反复跳下上百次,直到落地动作变成一种本能。落地动作的课时达不到要求,是绝对禁止跳伞的。

飞机盘旋上升的时候,地面的村庄越来越小,直到在800米空中平飞。对于第一次乘坐军用飞机的学员们而言,兴奋远远大于恐惧。跳伞以组为单位,每组8个人。绿色的警示灯亮两下,开始准备;绿灯一直亮起并响起时,投入那片迷人的蓝色之中。跳伞的动作要领之一是,必须始终睁着眼。离开舱门的一瞬间,由于惯性,人会保持着与飞机相同的速度移动,这个短短的2秒钟时间也因此变得很慢,学员王景祥感觉“一切都静止了”。

张宏伟说,在空军航空大学,这些年跳伞训练没出过一起事故。但也并非没有惊险场面。2008年9月,一名学员的伞与另外一名学员的伞缠在了一起,前者果断地用伞刀割断伞绳,启动了备用伞。这名沉着的学员完成一系列动作只用了短短5秒。

跳伞测验有两次,必须两次都成功才能过关。根据张宏伟的经验,如果说第一次登机跳伞的心情是兴奋,新鲜劲儿过后,第二次往往会变得紧张。飞机第二次升空,机舱里往往一片寂静。

这些80后的年轻人,第一次跟天空的非正式接触,就是在紧张、慌乱和少许恐惧中完成的。而在航空大学里,他们真切感受到飞机驾驶的,就是在模拟器里。

“那就是一个大型游戏机。”邱海峰说,“但比打游戏机爽。”

这个模拟器有三块屏幕,有仪表,投影仪把真实的飞行模拟出来,学员可以在里面做些操作,感觉“飞机”的状态改变。

好玩、刺激的训练总是显得那么短暂,更多时候,他们要承受极其艰苦的磨炼。

“从2006年以来的情况看,大学生学员面对的第一个难关是体能。”空军航空大学的宣传干事张宏伟说,以前在地方高校的体育课,学生们选修的都是篮球、足球、乒乓球、街舞之类,到了这里,能选的只有枯燥而艰苦的跑跳。

蛙跳、折返跑、冲1500米,接着连续5个400米冲下来,一位学员说,不仅听得到自己的心跳,简直有一种“与死亡擦肩的感觉”。

稍稍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坐在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宿舍楼阅读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10名“大飞”学员,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飞机迷。虽然上课时也研究外军飞机,但学员们坦承,“我们对飞机知识的了解不如地方军迷,毕竟了解渠道有限。”他们的基础理论课是更为实用的飞机构造、飞行力学、空气动力学、动力装置学、空中领航学、航空气象学与近年来新增的战术教学。没有人敢马虎对待,因为在这10多门专业课中,只要有3门不及格即被淘汰。

在训练场上,常见的一个场景是学员们每人举着一个牌子,成群结队,边走边念。

那是他们独特的训练方式。带把手的木制牌子上面画着机舱上的各样仪表盘。平时学员们都要举着这块牌子,想象飞行情形,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叨:到这要看两块表,到这要看机场,回来要看高度和速度⋯⋯

“你在地面形成一套模式之后在空中就不用去想,到哪儿就知道干什么了。脑袋不能短路的,飞机很快的。”拓坤说,“一个起落就5分钟,三百多个动作。”

不浪漫的天空

“2+2”模式的“大飞”学员会在入学一年半后下到初教团,迎来驾驶“初教6”飞行的机会。

学员沈元吉记得,第一次飞是在他去年生日的前两天;而路虎云则记得“前一天晚上很兴奋,睡不着觉了⋯⋯”

事后大家回想,发现第一次飞行差不多是趟“观光之旅”。

“云真白。”

“天真蓝。”

“阳光给天地镶的金边很漂亮。”

说起那一天,这些小伙子都很陶醉。

不过也有难受的时候。第一次飞行,准飞行员们体会了一回平飞性能,找了找在天上的感觉,看看是否适应空中的环境。飞行转弯时,人有45度的倾斜,并且是在高速情况下,那种感觉让通过了90秒转椅考验的学员们也感觉很难受。

“在地面准备了一套东西,但第一次飞行,你在上面就感觉无所适从,都用不上。”路虎云说。

“观光”很快结束,学员们面对的是新一轮残酷的淘汰。

对于任何一个飞行学员来说,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因为被淘汰的飞行学员中的大部分止步于这个阶段。

晕机是初次上天飞行的学员可能面对的第一道挑战。不亲历这个过程的人无法体会到,当飞机突然往上加速时,强大载荷加身的感觉。

“相当于五六倍的体重压在你的身上,即便有载荷衣的缓冲,体重还是像瞬间增加了好几倍。这个时候血液迅速往下流,严重时会造成眼睛的黑视。”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张继成介绍说,“有的人是上机时吐,后来发展到看见飞机就吐,进场就吐,最夸张的是,来机场的路上,上车就吐。”

整个飞行的过程只是一个与偏差做斗争的过程。飞行员绝不止是“空中的司机”那么简单,就算是飞直线,都需要飞行员不停地调整偏差。教练机有前后两个机舱,前舱坐学员,后舱坐教员,两套操作设备同步控制飞机。在飞行中,教员会根据学员的飞行情况进行指导,指出其中的不当操作。

教员随着学员飞行时间的增加而增大放手量,刚开始上天时,只让学员把手放在操纵杆上,不必加力,只要跟着自己感受模仿就行。随着学生逐渐加力自主操作,逐渐放手,直到学员能够单飞前,自己已经彻底不动了。一位教员回忆说,自己做学员时,最拿不准的就是,“动作到底是我自己做的还是教员做的?”直到可以单飞前,他偷偷回头看了一眼教员才确信真是自己操作的,“他正在后边喝水呢”。

飞行是项“靠天吃饭”的事业,飞行训练的进度要倚仗天气。天气好的时候,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飞行最重要”。如果飞上午班,起床哨会在凌晨4点吹起,学员们驾驶着飞机几乎跟太阳同时升上天空。

天气不好的时候,只能在地面上活动——写飞行日志,做地面准备或者进行政治学习。

飞行学员从不会按照周末规律的放假,而是根据天气情况和课程进度安排放假。由于进行封闭管理,即使是放假,学员们也很少出门。

去年春节,他们都没有回家的假期。

“估计这三年都回不了家了。”学员们多少有点想家的抱怨,但他们也明白,团里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怕把你们放出去万一出什么事,运动外伤啊什么事,耽误飞行训练。”沈元吉说。

如果受伤不能飞行,时间稍微一长跟不上整体进度,或者错过诸如单独飞行这样关键的节点,你的飞行生涯也就基本宣告结束了。

尽管有严密的保护,但飞行本身造成的损伤还是不可避免,长时间、高强度在座舱中,使得飞行员们的腰椎、颈椎出现病症。

飞行对身体的损耗,也是规定飞行员每年必须有一个月疗养期的原因。

在下初教团的半年内,学员们必须完成100小时左右的飞行时间,直到通过单飞测试,把盘旋、横滚、筋斗、斜筋斗、半滚倒转、半筋斗翻转等技术动作做得很娴熟。

张继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飞行学员的淘汰是个动态过程,贯穿整个培训过程的始终。一个飞行员的培养,大致要经历基础理论学习、初教机、高教机三个阶段,在每一个关口,“停飞”的可能无处不在。最终能脱颖而出成为空军飞行员的,张继成认为只有大约40%。

从驾驶员到战斗员

学员们盼着毕业,因为从飞行学院毕业后,他们将进入航空兵训练基地进行改装战斗机的培训,在这里他们将完成更多更系统的战术动作并基本掌握机上武器的战斗使用,投入到更多的实战演习和应用中。

从飞行学院到航空兵训练基地,他们要完成的是从一般的飞机驾驶员到空中战斗员的角色转变。

“这一阶段,他们主要要在技战术水平和思想上有一个提升。”航空兵某部教导员高龙说。

据高龙介绍,该阶段的飞行训练的特点体现在“难度增强”“贴近实战”。比如夜航训练中,会减少地面照明灯引导飞机着陆的次数,只要能见度不是特别差,一般只开跑道灯提示飞机着陆。空战训练中会模拟对抗,由老飞行员驾驶“攻击机”配合新飞行员实战演练。

思想转化和提升也是该阶段的重点任务:“作为战斗员,要培养战斗精神,孤胆作战的精神。”高龙说。

跟其他兵种通常由几个人和设备共同构成作战单元不同,一名飞行员和一架战斗机就构成了空军里的一个独立作战单元,因此个人的胆识和决断力对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尤其重要。

曹国辉是一名已经进入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他已经独立驾驶过真正的战斗机。

“以前的教练机比较慢,设备简单,也没有战斗机上的武器。”相比相伴已久的教练机,曹国辉坦言,理所当然地更喜欢战斗机。

不过,相比第一次登上教练机开始飞行训练时的“激动兴奋紧张”,登上战斗机的曹国辉反而觉得“没什么不一样,很踏实”。

心态更成熟,对自己独立操作能力更加自信、自豪,这是曹国辉感受到的自己从驾驶员到战斗员的最大变化。

不管是在飞行学院里盼着毕业的拓坤、路虎云、邱海峰、李长霖、沈元吉、纪长风、李新咚、李硕⋯⋯还是已经在航空兵部队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战斗技术、战术应用锤炼的曹国辉,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驾驶更好更先进的飞机。

空中104秒处理歼十险情、成功迫降的特级飞行员李峰是他们共同的榜样。“临危不惧”“心理品质过硬”是他们都认同的一个好飞行员的重要标准。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是他们共同的信奉。

“热爱人民服务人民,这个没话说。我们是人民养的。这是绝对实在的话。该上就得上。”沈元吉说。

“以前觉得飞行员待遇特别高,现在觉得真不高。得到真赶不上付出。但我的人生方向没有改变,既然来了就要珍惜这个机会飞出来。我就是想飞行。”拓坤说得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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