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提起反腐，现代人常会把 “制度建设”四字放在嘴边。有人撰文，为了让文章更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作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所以，在反腐问题上, “制度建设”云云仿佛是一个极度稀缺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 “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 （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首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 《监御史九条》和 《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当然，古代的监察之权都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从于巩固皇权这一中心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点，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个性，明朝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官吏制度，和他颁布的其他许多政策一样，仍然具有浓重的朱氏色彩。而在朱元璋创立的各项监察制度中，最有研究价值最耐人寻味的，当属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考察， “民拿害民官吏”堪称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载于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种刑法 《大诰》中。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朱元璋在此之前，颁布的 “严禁官吏下乡”的命令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所以对 “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压良善的贪墨之吏，他下令允许民间年高德劭的百姓率领青壮年将其绑缚，押到京城，而且谁也不能阻挡， “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官吏下乡常常扰民，朱元璋居然要立法不许官吏下乡，这样一条法令当然是荒唐的。官员是否扰民，关键不在于是否下乡，他不下乡，难道就不会扰民害民了吗？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对此就有激烈的抨击，他说，官员不下乡，则其对辖区内的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必然懵懂无知，如何行政？不许官吏下乡，那些喜欢偷懒的官吏自然求之不得，乐得以此为借口悠哉游哉，而想做事的官员却被活生生束缚了手脚，简直是因噎废食！

沈家本的批评合情合理，如此一来，随 “严禁官吏下乡”命令而来的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首先，这一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个人的主观臆想基础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其次，对百姓来说，可操作性并不强，而且显而易见，其风险是非常大的。虽然 《大诰》中没有明确，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证不实的话，对这些大胆的百姓该如何处理，但考虑到历代对所谓“诬告”惩处极为严厉的常规，可以想象，任何一个百姓，在遵照圣旨拿获害民官吏，绑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为谁都明白，所谓 “害民”与否，这个界定相当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间常常是各有各的标准，如果皇帝派人查证，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在官员权威对民间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说的 “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无可忍，准备拿获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一下，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也许正是缘于上面一些因素，“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没有结出很好的果实。按照史籍记载，朱元璋的命令颁布后，真正撞到了枪口上，被 “刁民”拿获的官吏不过区区两三例而已。而就是这区区两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由此也可证明，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未能够普遍而有效地实行。

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单靠个人拍拍脑袋就出台政策，哪怕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怕这个政策 “看上去很美”，其难达初衷几乎是一定的。不过，朱元璋建立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民众力量来监督和惩治贪官污吏，毕竟是前无古人的尝试，只要想想传统社会官威积重难返的现实，那么就不应该低估这一制度中蕴含着的深长的意义。只是这点制度突破的星火，限于历史的主客观条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罢了。

【原载2009年4月27日《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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