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中逵

宗乃源之所出，族为世脉相依，自古以来，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几近国人之天性。职是之故，广西阳朔容氏家族为探明自己的宗之所继，源之所出，先后七次编修族谱，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1999年12月24日确定了自己的“始祖为国祥公，系广东新会荷塘沙公第十世嗣孙”这一结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阳朔容氏宗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一结论仍然有误。本文通过史料核实和实地考察，试图证明广西阳朔容氏的始迁祖乃国尧公，系湖南道县雷洞玄盛公之第十二世裔孙，而非广东沙公第十世裔孙。兹论如下：广西阳朔容氏始迁祖源出之认定现状

长期以来，修谱一直是广西阳朔容氏家族寻宗觅祖的大事，1944年以前，阳朔容氏家族已经历四次修谱，由于其对始迁祖的来源不明，故上述四次修谱均为始迁祖后的现居子裔谱系，并未涉及其始迁祖之来源。1944年，由于湖南邵阳容氏宗亲发起联宗收族活动，且派员到阳朔联宗，恰逢阳朔容氏寻宗觅祖心切，遂发起第五次修谱，在前往湖南道县觅祖未果的情形下，修谱的结果是阳朔容氏暂将湖南邵阳容氏认作是始祖的迁出地，缘由是“由于阳朔的一世祖君用与邵阳的一世祖玉书同辈”(南方容氏理事会筹委会：《南方容氏族谱》[第一集])，虽对其始迁祖国尧公的真正源出未作定论，但已从地域上将其归为湖南邵阳。1985年，广西恭城巨塘容氏前来阳朔联宗，经多方查核史料，通过湖南邵阳容氏，完成联宗事宜。1997年，广西河池容氏宗亲前来阳朔联谱，经考核双方族谱史料，河池始祖广润公乃阳朔克华公第三世本盛公之同胞兄弟，故顺利完成对河池的联宗收族工作。1998年，广西恭城、阳朔宗亲在广西平南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编修《江南容氏族谱》，之后，由双方代表前往广西钟山、昭平和云南广南联谱，历时半年定稿，完成了上述族人的联宗活动。1999年，南方容氏宗亲在广西阳朔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成立了南方容氏理事会筹备委员会，编写了《南方容氏族谱》，完成了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容氏宗亲的联宗活动，并正式确立了阳朔容氏始迁祖为“国祥公，系广东新会荷塘沙公之第十世嗣孙”的认祖工作。

在《南方容氏族谱》中，阳朔容氏宗亲注明了其始迁祖之所以为广东新会荷塘沙公第十世子嗣的三条依据为：其一，据阳朔、湖南两地1945年合撰的五修谱记载，国祥公系广东新会县荷塘村人，于宋末，由贡生任教谕升任阳朔知县，任职数月后抱病身亡，享年40岁。其二，据广西阳朔1945年的五修谱记载：国祥公至传芳公共历七代，每代以25年计，由国祥公出生至传芳公出生相距约175年，传芳生于1404年，国祥公出生年应是1229年左右，公元1229+40岁=1269年，与到阳朔任职的公元1266年至1279年在时间上只差3至10个年头，基本相符。其三，据广东新会1995年8月所撰《容氏族谱》记载：(1)南雄珠玑巷容氏始祖，于937年至943年间由福建迁来，沙公在珠玑巷传世历沙——怀训——士燕——傥——吉普尚六代，宋靖康年间由尚迁入广东新会荷塘村，而阳朔国祥公和广西恭城定乾公都来自新会荷塘，因此部应该属沙公后裔；(2)沙公十世子裔中礼、中道、中德三公是宋理宗(1225～1264)时人，与国祥公生年(约1229年)很相近，所以阳朔国祥公应是沙公第十世嗣孙；(3)沙公二世怀训属宋初人(约960年)，至沙公十世，属宋理宗时人，中间相距265至273个年头，按每代人相距26年左右，阳朔国祥公应属沙公第十世传人无疑。

想必读者在读到上述文字依据时，不禁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一则，既然是关于某一家族始迁祖的来源问题，为什么上述几段文字如此令人费解，以致读者读后根本不知所云?二则，既然自己的始祖是明晰的，为什么其间要做出那么多的假设和推算?三则，既然自己的始祖是精确的，为什么在时间上相差了200多个年头还说是“基本相符”?四则，既然自己的始祖归属已为定论，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写明“始祖：国祥公，××公之第××世孙，字××，生没葬于×年×月×日”?看来，上述论据及结论是难以服众的，医为不仅其论据在逻辑推测形式上过于粗糙，而且其结论的表述亦过于模糊，令人难以信服。带着这一问题，本着湖南道县雷洞敦煌堂容氏联宗收族的初衷，笔者于2008年8月18至19日前往广西阳朔县白沙镇对7个容氏家族村落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仔细阅读上述文献及实地考察之后，方才明白阳朔容氏子孙是按照如下逻辑来认定其始祖来源的：阳朔容氏始祖国尧(祥)公系湖南省邵阳容氏之后裔，谳南邵阳乃广东新会容氏之子嗣，故其亦为广东新会容氏之后。然而，史料文字记载和族老口述资料却表明：阳朔对自己始迁祖的这一认定是讹误百出的。广西阳朔容氏始迁祖认定之讹误所在

在笔者认真审阅广西阳朔五修《敦和堂容氏族谱》(1945年)、《南方容氏族谱》(1999年)和湖南省道县《敦煌堂容氏族谱》(1885年)，深入广西阳朔白沙镇7个容氏家族村落实地考察之后，得出了和如今广西阳朔容氏截然不同的结论，即广西阳朔容氏的始祖为国尧公，乃湖南道县雷洞敦煌堂容氏玄盛公第十一世大权公之长子，生于清顺治九年。下面从史料文字和实地调查两方面来证明这一结论。

其一，从史料文字依据来看。

首先，1999年的《南方容氏族谱》中，阳朔认定其始祖为广东新会沙公第十世子嗣的依据漏洞百出。一是认定形式及其逻辑的不周严性。如上所言，倘若自己的先租在身份上是明确的，是无需采用推测的方式来进行认定的。单从其推测认定这一形式，足以表明阳朔容氏在自己的始迂祖源出问题上是不明晰的。同时，从上文所推测的依据来看，其推测逻辑也是不周严的，哪有在时间上相差了200个年头还能算作“基本相符”的?二是认定依据的牵强附会性。阳朔容氏深知自己由湖南迁入，故在1945年五修族谱时，虽未在湖南邵阳觅得其始迁祖国尧公的明确齿录记载，但仍然将始迁祖的迁出地归于湖南，这一点是没错的。然而，此后因“阳朔容氏一世君用公之孙克华公与恭城一世定乾公同辈”、“恭城为广东新会沙公后裔”等论据就断言阳朔容氏亦为广东新会沙公的后裔却是幼稚而荒谬的，因为，既然阳朔起初认湖南邵阳为迁出地，那么其在认祖问题上就应该依循邵阳容氏所走的脉络，而非比自己晚三代的恭城认定脉络，同时，既然是同辈，在命名上就应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阳朔四世克华公与恭城一世定乾公，在学名和乳名上都应有同辈相似之征。同理，阳朔始迁祖国祥公与广东新会沙公第十世孙中礼、中道、中德三公亦应在命名上具有同辈相似现象，然而，二者的命名并没有辈分上的相似性。的确，一如国内家族研究名家冯尔康先生所言：“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

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由于对始迁祖的姓氏及源出的辨别不清，才会导致阳朔容氏族人时而认湖南邵阳为宗，继而又视广东新会为祖的反复无常现象。

其次，1945年的广西阳朔五修《敦和堂容氏族谱》中，曾明确记载其前往湖南省道县寻宗觅祖的经过及非湖南邵阳容氏后裔的情形。一是阳朔容氏五修谱明确记载其1945年前未知始迂祖之来源。如，阳朔第十八世裔孙定、元、盂三氏在五修谱序一中写道：“国祥公以上因时乱道阻，未能溯求，后人续修成此完璧，是所厚望，兹当付梓。”(《容氏五修谱广西阳朔县国祥公派下齿录》、《敦和堂容氏族谱·卷二十》，民国34年)而在阳朔容氏五修谱容振邦写的关于其始迂祖国祥公齿录的记载中也曾注明：“我祖国祥公以宋末由广东新会升授阳朔，遂落籍本县，子淑梁公、孙章甫公累代书香，功名煊赫。元宜奉为上祖，近因与白华塘联宗，而白华塘之一世恰与我族君用公同时，故此届谱牒以祥公、梁公、甫公为三祖列于世次之前，以用公为一世祖，以与白华塘玉书公世次相对照，而达公之下以次递嬗庶世次，无参差之虞焉。”由此可见，在1945年五修谱之前，阳朔容氏确实是没有真正找到其始迁祖的。二是阳朔容氏五修谱明确记载其前往湖南道县寻宗觅祖这一史实。在阳朔五修谱的序五中，邵阳族人容钧在《送容振邦入湘序》中明确写道：“民国三十三年，阳朔派员前往湖南道县寻根问祖，至永邑(今湖南江永县)桃川境，听路人容森学言在湘容姓颇多，且路途甚远，遥不可及，故中途而归。”三是阳朔容氏五修《敦和堂容氏族谱》明确表明其非湖南邵阳容氏之后。尽管阳朔欲与湖南邵阳容氏联宗，然而，邵阳容氏却不敢完全承认，故在邵阳族人容先登所作的五修谱序六中写道：“阳朔容氏宗亲前往湖南道县觅祖未果，寻宗心切且无果而终，上无以推翻班辈轮次，下无以向族人交代，故归于我白华塘玉书公实乃权宜之计……望阳朔族人光大我白华塘容氏一脉……”由此可见，阳朔容氏族人是在找不到始迁祖，怕难以向族人交代才暂时将其始祖归于湖南邵阳的，一方面，邵阳容氏不便拒绝阳朔容氏归于本族，另一方面又苦于确实无据可依，所以，邵阳容氏即使勉强收阳朔容氏为同宗，但其也明确将阳朔出于无奈而暂时联宗这一情形直陈于序言之上，此举既可收族，亦可为阳朔此后觅得始迂祖时再作更改留下余地。

再次，光绪十年(1884年)的湖南道县《敦煌堂容氏族谱》中，关于阳朔容氏始迁祖有着明确的记载。现湖南省道县雷洞村容氏族人保存的《敦煌堂容氏族谱》中，其在“玄盛公后裔福达公三房大权派下后裔齿录”条中明确记载：

大权长子国尧公：字惟典，生于大清顺治九年，移居广西阳朔县，子孙繁衍焉；

大权次子国舜公；字惟生，生于大清顺治十一年甲午七月十九日戌时，没于大清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二月十八日巳时，葬地名牛头岗辛山乙向。

妣陈氏：闺讳会云娘，生于大清顺治十七年庚子三月二十八日戌时，没年失考，葬地名大地坪申山寅向。生子六，长子应衫，次子应褴，三子应袗，四子应斌，五子应辉，六子应添。

继妣义氏：闺讳长云娘，生于大清康熙十五年丙辰正月十八日寅时，没于大清乾隆十四年己巳五月十三日寅时，葬地名冈头上酉山卯向兼癸酉癸卯分针，生子一应嘉，生女二俱适新车。

此段文字足以表明，湖南道县容氏玄盛公第十二代孙国尧公移居广西阳朔，国尧、国舜二公分别为玄盛公十一世大权公之长、次子。所不同的是，兄国尧迁至广西阳朔繁衍生息，弟国舜留在湖南道县一脉相续。

其二，从实地调查情形来看。

首先，阳朔容氏族人普遍反映其由湖南道县移居过来。据现居阳朔的许多容氏族老反映，他们来自湖南省道县，并且他们都知道在民国33年第五次修谱时，族人曾前往湖南道县觅祖未果而归这一历史事件。如白沙堡村的容振湖先生(1920年生)回忆说：“我们只晓得我们是从湖南道县搬来的，但在民国33年去道县找家门时，由于中途碰到挫折，所以就回来了。”立龙村的容四创先生(1951年生)，在笔者问及他是否了解自己所在村是从湖南省道县迂来这一问题时，他反映说：“是的，听我祖父和父亲他们说过，我们是从湖南省道县搬到这里来的，村里的许多老人也都晓得这件事，但具体哪一代搬来的就搞不清楚了。”可见，至今阳朔容氏后裔当中，还有许多人是深知他们源自湖南道县这一史实的。

其次，阳朔容氏族人现居地名的诸多命名与湖南道县雷洞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在村名及山岭名的命名特征上，阳朔至今仍保留了湖南道县雷洞村的许多特征。如，阳朔容氏后裔现居住地白沙镇有立龙村、水源头村，湖南道县雷洞村有立龙山和水源头小学；又如立龙村旁的马鞍岭，湖南道县雷洞村村南亦有马鞍岭，命名一模一样。这一现象并非巧合，而是从雷洞迁出的先祖为纪念其迁出地而人为做出的象征性命名。

再次，阳朔容氏族人的方言与湖南道县雷洞容氏族人的方言有着惊人的相似。如今，阳朔容氏相互之间除用正常的阳朔“官话”外，仍维系一种类似湖南道县雷洞村“土话”(方言)的沟通方式，许多土话尽管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流变，在语音、语调方面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基本音质并未改变。如他们在说“五修谱”时仍说“en xiu pu”，这与雷洞容氏族人的土话一模一样；而在说“安排中餐”时说“en hie bu”，这与雷洞村族人的发音亦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其在说“吃中饭”时说“qia bu”，而雷洞村容氏族则说“yiebu”。语音类似现象及其变异情形足以说明，广西阳朔容氏与湖南道县雷洞容氏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因为，就传统而言，语言是一个民族或家族的重要表征，特别是口头语言，在传播文化方面带有强制特点(杨善民、韩锋：《文化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复次，湖南道县雷洞容氏族人普遍知晓有人移居广西阳朔这一史实。学诱公1920年生，在描述广西阳朔宗亲前往道县觅祖时说：“阳朔国尧那一脉才可笑呢，他们在民国33年来寻找祖宗时，八九人骑着高头大马，恰巧在问路时，碰到我们村在桃川打铁的先学，先学一看那架势，以为是到我村抓人，所以就哄他们说，你们要去道县找姓容的村啊?那远得很哦，你们在这里只是草鞋才拴鞋带呢(意即路途遥不可及)!于是阳朔前来找我们的人就回去了。”知晓这一故事的还有学琳公、乃煌公、乃跳公(均为1925年生)等诸多族老。

最后，广西阳朔修谱理事会的多名成员自身对现在始祖国祥公之源出认定亦未作断言。当笔者将修于光绪年间的湖南道县雷洞村的旧谱——《敦煌堂容氏族谱》呈至阳朔修谱理事会的主编容志尧、理事容振湖及容四创等几位先生面前，并对其解释五修谱序之文言含义时，几位老者满脸愧色，说：“坦白讲，我们确实对自己的始祖没有考证清楚，我们的始祖是国祥公，你们说是国尧公，可能国尧公在移居阳朔后改了名字吧，不管怎样，只要史料确凿，我们还是要再开理事会研究的，如果果真属实，我们还得改过来。”之后，他们将湖南道县雷洞村《敦煌堂容氏族谱》中关于移居阳朔的相关齿录复印了三份，以备理事会佐证之用。由此可见，即使是编修谱牒的主事者对其始迁祖源出湖南省道县雷洞村这一结论也是十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