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本文说的是鲁迅与绍兴历代先贤，因此，先得弄清绍兴这个地域概念——此处所说的绍兴，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绍兴市或绍兴县，这是一个相对稳定却又不断变更的历史的地域概念。

绍兴号称为越，始于少康之子无余。贺循《会稽记》说其来龙去脉：“少康封其少子，号日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到了勾践之父允常“拓土始大”并“称王”，其范围远远大于如今的绍兴。吴越夫椒一役，勾践只剩残兵五千，退居一隅，尚且“南至于句无(诸暨)，北至于御儿(桐乡)，东至于鄞(宁波)，西至于始蔑(龙游)，广远百里”，何况其强盛之时。

绍兴古称会稽，设郡始于秦，但同是会稽郡，所辖地域也大小不等。秦之会稽，包括江苏、浙江大部及皖南一部，至西汉更含浙闽全部，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设吴郡、会稽郡，会稽郡之郡治自吴移至山阴，三国(吴)分设临海(台帅1)等郡后，会稽郡辖境继续缩小，却也还包括句章(慈溪)以至于鄞。

会稽郡之改称越州，始于隋，经唐直到北宋。隋时又改山阴县为会稽县，至唐分设山阴、会稽二县。越州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改为绍兴府，元改为路，明清复为府，直至晚清，旧绍兴府依然包括山阴、会稽、嵊县、新昌、上虞、余姚、诸暨、萧山八县。山阴、会稽则于民国时合为绍兴县。

在这历史的变迁之中，也自有其始终不变的内涵。无论是于越是会稽还是越州，也不管其辖区是大是小，都始终包含了今天的绍兴市和绍兴县；其地域核心之所在，除了会稽郡之郡治曾一度在吴之外，包括越国的国都，东汉永建四年之后的会稽郡的郡治，起始于隋的越州的州治以及南宋之后的绍兴府(路)的治所也都在今天的绍兴县。

所以，此处所说的绍兴，既不完全是今天的绍兴，又不完全是古代的于越、会稽或越州。这是介于此数者之间的、既有其确定性又有其不确定性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准确地说，也就是曾被鲁迅视为故乡的那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

本文所谓的绍兴历代先贤，也就是鲁迅心目中的故乡的先贤。

绍兴出贤士，出俊杰，出人才，历来如此。

根据我所接触的现有的史料，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东汉末年的会稽太守王朗。他曾这样询问当时会稽郡的功曹吏虞翻：“闻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他问的是会稽的旧时“英俊”，却在不经意间说到了“英俊”与地域的关联，说出了“英俊”之出于会稽，就像玉出昆山、珠生南海一般，有其内在的规律。

1914年，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曾说“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此中的“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八字，即出自虞翻答王朗问的那一番话：“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虞翻的这一番话，未必全都可取，但“海岳精液”与“善生俊异”之间，确乎有其内在的联系。1912年，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也曾引用过虞翻的这八个字，说是“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可见，他把这视为虞翻对于王朗提问的一种解答。

在绍兴历史上接踵出现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不全是虞翻所说的“忠臣”、“孝子”与“贤女”)确实足以使人应接不暇，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去深入研究。

沃野千里的绍兴山清水秀，“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这是此处经济发展而能成为鱼米之乡的客观条件，也是有识有志之土将做学问当做一种精神的需要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而不只是谋生的手段的物质基础。此地的才俊多为文化名人和饱学之士，却少有剽悍骁勇的战将，而无论是在古代的会稽郡、越州，还是在近代的旧绍兴府八县中，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山阴、上虞以及余姚，出现的才俊也更为密集，便都是佐证。在这块土地上，贫如谢沈(山阴人)，“闲居养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坟籍”(《晋书·谢沈传》)；雅若虞喜(余姚人)，“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晋书·虞喜传》)。直至今日，也依然有开米店的研究古镇历史，扛煤气罐的研究桥梁文化，当农民的研究中国文化通史。这是一种流动的活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活的文化氛围之中，历代名人的精神和风范才会得到继承和发扬，包括文化名人在内的贤士才俊才有得以孕育的土壤。

地处滨海之地的绍兴“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本来就是开放型的，并不封闭；本来就有极大的包容性，并不排外。自汉代起，曾有几次中原的人口南迁，绍兴是很重要的接纳地。一是汉武帝时为抑制强宗大姓，使其不得族居而实施的迁徙，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任“西域都护”的郑吉，就是在那个时候迁居此地的；二是属于汉末避乱或逃难的迁徙，所谓“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其中相当一部分便留在会稽；三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实施的迁徙，例如西晋之为东晋，北宋之为南宋，便都有大批文官武将以及他们的子弟来此落户。这个地方又能以其富庶与开放吸引人才。东晋时的王羲之，之所以“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这一方沃土既使各种人才的成长获得物质的基础，也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尽管绍兴的开发迟于中原，其后发优势却在汉末以及三国、两晋之后迅速体现出来。

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有利于形成各种才俊横向交汇竞争互补的格局。曾有学者称“滨海之地的人，由于大自然的关系，一般思想开放，敢于想象，而‘异端邪说也最易在这里传播”。这位学者执意要坐实会稽先贤王充以及赵哗之著述多为“异端邪说”，却在无意中说出了“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十分明显的会稽，使人易“受外来之影响”，因而“思想开放，敢于想象”的事实。而这，恰恰是不拘一格地造就才俊的必要因素。

在绍兴这块土地上，还一直都有为乡贤作传的传统——既有外地人在本地成才或施展才赋的，也有本地人在外地成才或施展才赋的，以至连嵇康这般原籍会稽上虞，“以避怨徙銍(今安徽宿州)”的人，也被后人引以为乡贤并为之立传。

虞翻如数家珍一般地向王朗列举的会稽郡的历代先贤，其实就是他心目之中的“乡贤谱”，且已隐含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分类格局。朱育与濮阳知府对话时所列举的会稽先贤，则是对于虞翻的“乡贤谱”的一个补充。在此之后，无论是谢承《会稽先贤传》，贺氏《会稽先贤像赞》，还是虞预《会稽典录》，几乎都按照这个格局以及这个“乡贤谱”为会稽郡的先贤作传。明末的张岱也曾写过《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

赞》。他按照“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意，明确标出以立德、立功、立言分门别类，为有明一代越中先贤镌像立传，并系以赞语。直至晚清，也有李慈铭作《越中先贤祠目序例》。此“祠目”以西汉的西域都护郑吉为首，直到清代为止，“溯君子六干人”。从李慈铭为“越中先贤祠”所撰的一副长联可以看出，他的《越中先贤祠目序例》大致能与他的前人所作的乡贤传赞相承接。

毋庸讳言，这种为乡贤作传的传统也曾招人非议。唐代刘知畿在他的《史通·杂述》中，就说虞预《会稽典录》等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实，此类“郡书”就像现在的乡土读物。“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用以激励后人，只要事实并无大的出入，即与阿Q式的“先前阔”不能同日而语。所谓赤县神州，既由一邦一乡所组成，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就体现于一邦一乡的先贤。这种彰显乡贤之业绩以激励后人的事情，虽未必就能立竿见影地生效，却能潜移默化地厉俗。例如，在谢承的《会稽先贤传》中，有茅开当督邮时“历其家，不入门，当路向堂朝拜”的记载，这情形就很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倘若茅开确因公务而必须“历其家，不入门”，那么，在他“当路向堂朝拜”之时，很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夹杂着辛酸的崇高感油然而生。

绍兴出贤士出俊杰出人才而且代代不息，这种纵向的传承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贤士才俊的出现，既有其地域原因，作为一代文豪，鲁迅自然也不例外。

鲁迅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但他首先由稽山镜水所孕育，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可以而且也应该作这样理解。在鲁迅之成为鲁迅的过程中，接受过绍兴地域文化的熏陶，吸收过绍兴历代先贤的精神营养。他与绍兴历代先贤之间，有一种割不断的精神联系。鲁迅接触绍兴历代先贤的途径，除了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环境——几乎是“十步之内，必有先贤遗迹”，几乎随时都能听到关于乡贤的事迹与传说并感受到他们的精神与魂魄——以及上世纪初与秋瑾等先烈曾有过直接的交往外，便是他幼时起就开始阅读的书籍，尤其是越先正的著述。

鲁迅早年汇集的《旧绍兴人县乡人著作目录》中，就有陆游及其祖父陆佃的著述，包括陆游的《入蜀记》、《南唐书》、《老学庵笔记》以及陆佃的《埤雅》、《陶山集》等八种，若从鲁迅祖父“示樟寿诸孙”的字条看，鲁迅幼时就开始诵读“志高词壮，且多越事”的陆游诗作。鲁迅晚年在答日本友人增口涉的信中，说到他的历史小说《铸剑》的出处，“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可见早在“幼时”，他就读过这两部出于会稽先贤之手，记述吴越两国历史地理以及重要历史人物事迹的著述。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言中说，他“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条为一帙”，可见他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即“中经游涉”之前，就已注意并收集此类郡书，即关于会稽“人物山川”的故书杂籍。

以上所说，都在“幼时”，至少是在鲁迅留学日本之前。在此“十年已后，归于会稽”他即开始着手辑录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

1911年1月2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此处所谓“读史数册”，既能使鲁迅“见会稽往往出奇士”，很可能就在会稽郡的郡书之列而并非一般的史书，当视为鲁迅辑录与整理会稽郡书之始。从1912年到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供职起，这项工作已有条不紊地进行；到1915年1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包括李慈铭为“越中先贤祠”所撰长联中隐含的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以及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等八类郡书，并以周作人之名印行。

几乎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虞喜《志林》以及《魏子》、《任子》、《范子计然》与《嵇康集》等古籍的辑录与整理。历时最长、用功最深、费力最多的是《嵇康集》，这个在1913年初步完成的四万余字的鲁迅辑录本，经过1915年、1921年、1924年直到1931年四次校勘。在鲁迅眼中，《嵇康集》也是会稽乡贤的著述，或日乡邦文献。

在整理和辑录乡邦文献的过程中，鲁迅参阅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志》等大量史书，《艺文类聚》、《事类赋》、《北堂书钞》、《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初学记》、《环宇记》、《白氏六帖》等大量类书以及《世说新语》等笔记、杂书以至野史。对于此类书籍，鲁迅并非都只是一般的查阅，有的还下过很深的功夫。

此外，通过鲁迅的作品，也不难发现他与其他越先正的著述，例如张岱的Ⅸ陶庵梦忆》和《琅環文集》、章学诚的《乙卯丙辰札记》和《实斋文钞》、赵之谦的《仰视干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的不同程度的接触。

所有这些，都是鲁迅熟悉和了解绍兴历代先贤的重要途径。

校辑《会稽郡故书杂集》，“集资刊越先正著述”，目的在于以此“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而首先受到影响和激励的，则是鲁迅本人。这种影响和激励，与他日后将绍兴历代先贤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从而为复兴中华民族做出杰出贡献，有其客观之联系。以鲁迅的著作、鲁迅的书信、鲁迅的日记为线索去追溯，不难发现绍兴历代先贤的精神、思想、节操、学识，在鲁迅一生中所留下的痕迹。

不妨举其大略：通过《理水》，可以直观形象地感受到在鲁迅心目中的夏禹为民的“勤劳卓苦之风”，这种“勤劳卓苦之风”，又为鲁迅所终身服膺并身体力行；通过《铸剑》以及《女吊》，可以真切地触摸到勾践复仇的“坚确慷慨之志”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在绍兴的历史上，这种志图恢复的“坚确慷慨”，又由南宋的大诗人陆游、明末的思想家朱舜水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女侠秋瑾一脉相承，因此，王思任的一句话——“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方才会引起鲁迅的强烈共鸣。鲁迅的那一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对于嵇康内心世界的分析之贴切可谓前无古人，嵇康之敢于反对传统、蔑视权贵、不入世俗的品格，也溶入了鲁迅的血液。至于陈老莲的酒牌与鲁迅的倡导木刻运动，张岱的《陶庵梦忆》等小品文与鲁迅的《朝花夕拾》中的有关作品以及他对所谓“性灵”、“闲适”的种种批评之间的关系，则都显而易见。

鲁迅与绍兴历代先贤之精神联系，并

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孤立的。在我看来，造就一个鲁迅，应有这样几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国古代先贤(其中包括绍兴历代先贤)的影响；二是域外文明的影响，其中包括域外的启蒙思想、科学思想以及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三是他自己在现实社会这部大书中读取的真谛。在这个总体格局之中考察，便可知来自于故乡先贤的精神影响，往往与来自于别的方面的精神影响以及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感受相交汇，他与故乡先贤之精神联系，是在这种综合作用的过程中得到实现的。比如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这句话，会使鲁迅那么地刻骨铭心，恐怕就与他介绍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时引起的那种情感不无关联，而首先就因为在那个时代，鲁迅自己的民族，依然是积弱积贫饱受列强欺凌的民族。

鲁迅与绍兴历代先贤之精神联系，也并非都是那么直接而显而易见的。比如说，鲁迅与徐文长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行为都一样的不拘流俗，不拘礼法；他们的思想都一样的新颖而且严谨；他们的作品都一样的能开风气之先，且具有一种扫除污秽的力量。然而，从鲁迅的书信日记以及全部作品看，鲁迅直接接触到的有关徐渭的东西并不很多。徐渭是被人称为“绍兴师爷”的，对此有专门研究的一位学者说：“鲁迅受到绍兴师爷影响的途径，主要的并不是受到哪一个绍兴师爷的影响，而是受到了整个绍兴师爷群体所酿成的师爷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绍兴师爷对于鲁迅的影响，主要的并不是个人性、直接性的，而是群体性、文化性、间接性的。”(李乔：《烈日秋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我想，徐渭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可以这样理解，绍兴其他先贤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也可以这样理解；师爷文化与鲁迅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整个绍兴的地域文化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也可以这样理解。

地域文化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的，它是一种氛围。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杰，都会为它注入新的因素，因此这种地域文化丰厚而且鲜活；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杰，又都会受到它的熏陶与浸润，此所谓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才。

似乎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以为鲁迅与孔夫子以及儒家的思想势不两立。鲁迅还是孔子，乃是一个两难抉择：选择了鲁迅，就势必反孔；选择了孔子，也就必定要排斥鲁迅。这两种倾向，尤其在祭孔、读经业已成为新的时尚的今天，表现得格外明显。

然而，倘能平心静气地检视鲁迅的所有著述，则不难发现，鲁迅的“反孔”，其实就像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样，只在这样两个层面：其一，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你越要把孔子说成旬句是真理的圣人，他才越要找出孔子的破绽；其二，他反对把孔子当做“敲门砖”，借尊孔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孔子所倡导的却未必真想去实行。也就是说，鲁迅反对的，只是出于权势者的目的而被挂满了各种光环的那一个令人厌恶的偶像，以及被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儒家的教条与戒律，对于作为一个古代学者的孔子本身以及儒家的思想，他从未一概否定。比如说，鲁迅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尽管也顺便指出了孔子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的狡黠。鲁迅整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所记载的先贤，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几乎都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执政为官的有不少还是当时的大儒。例如，钟离意出为鲁相，“视事五年，以爱利为化，人多殷富”；孟尝任合浦太守，“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不到一年，便使“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谢夷吾“省奢从约，事从清俭”；郑弘“清亮质直，不畏强御”；《会稽记》的作者贺循，“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才庇风雨”，在东晋时还被引以为一代儒宗。此类先贤，都在鲁迅所谓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之列，而鲁迅的这段名言，本身就含有对儒家价值取向的某种认同。

鲁迅对于孔夫子以及儒家的这种态度，与东汉时的王充也十分相似。今人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王充却认为，即使是圣贤，也是会有过失的。圣贤经过反复思考写下的文章，“尚未可谓尽得实”，何况“仓卒吐言”，哪能句句是真理；即使圣贤说的都对，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又怎么能知道对在哪里?因此，他责问那些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而“不知难问”的“世儒学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也因此，便一直有人以为王充是“离经叛道”的反孔派，其实，王充本身就在汉儒之列，他反对的只是那种“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的学风，他不是孔夫子的“凡是”派，而这，恰恰正是至今尚须大力提倡的“学问之法”。

对于绍兴的历代先贤，鲁迅也取之以这种“学问之法”。对于虞翻所谓的“忠臣”、“孝子”与“贤女”，他当然不会按照传统的调子一味地歌颂，即使是古代反对偶像崇拜的先驱王充，鲁迅也没有把他当成新的偶像。鲁迅早年校辑虞预《会稽典录》，遇到“上虞孟英三世死义”，即引王充的《论衡·齐世篇》所云为之作注，可见他对《论衡》之熟悉；鲁迅为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开的书单，共计12种书，其中就有王充的《论衡》，可见他对《论衡》之推崇。然而，鲁迅并未言必称王充，读遍《鲁迅全集》，能看到他提到王充的恐怕只有《女吊》中的一处，说是“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对于别的故乡先贤也一样，例如，他提到南宋大诗人陆游的，恐怕也只有那篇叫做《豪语的折扣》的杂文，说他“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鲁迅尊重故乡先贤，珍惜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但无论对于哪一位先贤，他都取之以“平视”而不是“仰视”的态度。在他眼里，他们都只是人而不是神。他可以把那些先贤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思想资料，却不会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的思想的跑马场；他可以从故乡先贤那边吸取精神的养分，却总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吃下去一个猪蹄，却绝不会从后脑勺长出一个猪蹄来。

这是鲁迅与绍兴历代先贤之精神联系并非都是那么直接、那么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更是鲁迅之为鲁迅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