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荣方

一

近年，据传媒的报道，有些佛家寺院腊月八日，煮腊八粥施众，不仅佛教信徒，即一般民众也乐往喝一碗腊八粥。谈腊八粥的民俗与其起源，不能不谈它与佛家的因缘。南朝梁时僧佑《释迦谱》说释迦牟尼因长时间苦修，身形消瘦，有若枯木。有一牧羊女献上乳粥，释迦牟尼喝后，体力恢复，因而成道。其成道日，正是腊月八日，后世佛教徒遂于此日煮粥、喝粥，以表示对释迦牟尼的纪念。

这个故事大约是附会而成，印度传说向谓释迦牟尼所食为乳而不及粥，中土之人好食粥，腊八粥之起或另有根源。光绪十四年河北《东光县志》说：“今俗乃以腊八造粥，谓源于浴佛，陋矣……入腊赐食，实朝廷典礼之常，其用八日则以上弦时，所谓如月之恒，取其方兴未艾耳，与彼释氏何干!”

这个说法较为后起，我认为要得到确证也甚难。伏、腊是古代的大节日，不说伏，这个腊，先秦、汉魏时并不定于十二月八日。腊原是一种岁终大祭，是国家典礼。腊无定期，《说文》谓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此说的是汉代的情况。古人于腊日祭祀先祖、祭祀百神，饮酒食肉者有之，未闻有食粥之事。食腊八粥的风俗起源，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十二月)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

我相信孟元老的记述是可靠的，北宋都城开封僧俗都煮食腊八粥。但食腊八粥之俗不一定即源于宋代，可能是宋人对前代食俗的传承。腊八粥的原料构成，大体用米，包括大米、小米、高粱米等；豆，包括红小豆、绿豆、黄豆、芸豆等；另外用花生、白果、枣、栗、桃仁、杏仁、菱角、香芋、柿饼、瓜子等。米、豆为主，杂以他物。《红楼梦》第十九回贾宝玉向林黛玉说：“明儿是腊八儿了，世上的人都熬腊八粥。”“米豆最多，果品却只有五样，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腊八粥所用原料品色，有的以八种为限，有的并不限于八种，有不及八种的，也有多于八种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腊八粥的主原料是米与豆，同时腊八粥一般要煮成红色。除了放入红小豆、红枣使它呈现红色外，古人还常以红米作为腊八粥的主料，称“红糟粥”；在没有红米的情况下，则常用朱砂煮入粥中，叫“朱砂粥”。为了显出腊八粥的红色，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记载当时人在用米、豆、栗子、枣泥煮粥后，“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

米作为腊八粥的主料，理所当然。我觉得最当注意的是腊八粥的另一主料“豆”，以及它离不开红颜色的特点，如常用红小豆、红米，或用朱砂煮粥，将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染红杂煮等。腊八粥的起源和它的功能之谜，很有可能隐藏在它的这些特点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腊八粥之名，上面已经说到，现在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但“腊八”之名的出现，却要早得多。南朝梁代的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虫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段记载极为重要，腊八节及腊八喝腊八粥习俗的形成，很有可能与从前的逐疫之俗有关。

二

我国很早就有腊月驱鬼逐疫的传统，称为“大傩”。《论语》：“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后汉书·礼仪志中》：“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傩礼是古代一种盛大的礼仪，它有歌有舞，舞者常常要戴上假面具，手执戈盾斧剑弓箭等兵器，作驱赶鬼怪之状。还有数量众多的童子组成的“侲子”，作为附从。这种傩礼朝野俱行，唐代的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

用方相作舞驱疫，直到清代还见记载，郭钟岳《瓯江小记》有日：东岳会，会中有方相氏高与檐齐，他则黄金四目，傩拜婆婆，旁街曲巷，必须周历。

这里的傩神“旁街曲巷，必须周历”，有的地方则是“沿门逐疫”。腊月的傩，以后发展成正月的活动，在民间影响极大。

傩礼后世广泛行于民间，沈从文《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说到他的家乡湖南凤凰“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

傩者或称“方相氏”，他们一般穿红色的衣服，古来如此，后世更予强调。不说驱鬼逐疫之用戈盾等兵器，傩神及附从的侲子常穿红色的衣服，我以为应该和人们的红色信仰有关。

三

红色在传统信仰中，是可以驱鬼辟邪的。民间以为鬼不敢触碰红色的东西，因此常以红布、朱砂、朱印、朱笔、动物的血液等物驱鬼辟邪。旧时小孩儿常穿红衣、红裤，戴红帽、红兜兜，都有避邪、求小孩顺利成长之意。从前人生病，头上或缠上红布条，是相信人得病与鬼魅邪气有关，所以要用红布禳除避解。

而豆，特别是红色的豆，人们也赋予它们类似的神奇功能，古代医家、数术家常以红小豆充作避瘟消疫或行法弄奇之具。《荆楚岁时记》载(葛洪)《练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又《肘后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子，酒吞之。”麻豆之设，当起于此。

张仲景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可见用豆等消疾逐疫，不仅历史悠久，或亦基于豆类作物的某些药物功效，但术士们对它的神化恐是更重要的因素。《晋书·郭璞传》就记载过郭役使红小豆的一件奇事：“(璞)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

不仅赤小豆，其他豆子也有祛邪禳鬼的功能，从前婚礼新娘进门时要撒谷豆，就是以之禳所谓的“六耗神”。豆子作为术士手中的法物，常是打击妖怪的武器。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就记述了一个道士用黑豆击杀蛇妖的故事。

关于赤小豆之驱疫避鬼的起源，《续后汉书-礼仪志》刘注引《汉旧仪》：“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方相帅百隶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撒之。”

这里的赤丸，应该就是指赤小豆了。可见，赤豆是作为疫鬼的厌胜之物出现的，然将赤豆与米煮成赤豆粥似还是魏晋以后的事了。

四

古人食豆粥的历史颇悠久，《后汉书·冯异传》：“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日：‘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

到南北朝时，豆粥已成为祭祀神灵之物。《荆楚岁时记》：“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广群芳谱》引《田家五行》：“十二月二十五日，夜煮赤豆粥，大小人口都食之，在外之人，亦留分以俟其归，谓之口数粥，亦驱瘟鬼之意。”

但当时人之在宗教意义上食用赤豆粥，并不限于腊月，有时在正月。我以为，腊八粥的前身很有可能就是赤豆粥，腊八粥的原料构成当然与赤豆粥已有不同，然它很有可能是在赤豆粥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从正史记载的国家典礼上我们看不到“腊”或冬至祭礼有颁赐赤豆粥等食品的记载，我们只能认为它是民间的产物，基于信仰的因素，民间开始在腊月和正月的有关祭祀礼俗活动中(如傩)播撒或食用赤豆粥，以逐疫禳鬼，后来人们在赤豆粥中加入了其他原料，使它在发挥传统的逐疫功能的同时，日益成为节日的可口食品，点缀丰富了民众的生活，就像原来用于祭祀屈原的粽子，在民间也不断得到发展，品种、口味不断多样化一样。我们不能设想腊八粥就产生于宋代，是宋代佛教僧人的创造，它大约是南朝梁代到宋这一时间段的民间产物，后来佛教僧人将它拿来作为布施之物，同时在原料与做法上作了改进，并将它作为腊月佛寺活动的特定对象，从而赋予它腊八粥的名称，从这个意义上说，腊八粥的产生与佛教也有关系。对于一种风俗的起源，从前士人往往着眼于大传统，认为它们总是从上层流入下层，是社会主流或强势文化派生的产物。前面所引光绪十四年河北《东光县志》上的说法，就将喝腊八粥风俗的起源归于朝廷的腊祭大典，这是大传统主义在作怪；而把此风俗与释迦牟尼挂钩，显然也与佛教在我国是强势文化有关。但是一种风俗，它为什么不可以源于小传统呢?腊八粥的风俗为什么不可以源于民间呢?端午节吃粽子，我们不是已经承认那是民间百姓纪念屈原的产物吗?腊八粥的特点本身已揭示了它的功能，从而也为我们找到它的起源提供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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