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琼英

摘要顾长卫的电影《立春》讲述了一个特殊群体的故事。他们因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超的艺术感受力和超凡脱俗的情感，对现实的不满，对梦想的追求，成了世人远离的“第六指”，即疯子。然而，在实现个体生命热情，过真正自由的人生这一意义上，庸众才是真正的疯子，真正的“第六指”。

关键词疯癫第六指个体热情

顾长卫的电影语言朴素，贴近人性，有人的情感，能和生命有连接，这是他执导的电影《孔雀》给人的印象。有人评论说《立春》是《孔雀》的姊妹篇，表现的也是理想与现实的；中突。在《孔雀》里，讲的是“文革”时期，一个压抑的年代，一个灰色的小城，理想被毁灭，热情被消损的故事。《立春》延伸了《孔雀》的主题，只是《立春》的时间感似乎不那么严格。这样的评价有它中肯的地方。但换个审视的视角，故事的内涵就会有所不同，，固然，在《立春》和《孔雀》里所选择的对象都并非一些快乐、庸常的个体，都是一些碰得头破血流的理想主义者，是在日常生活里挣扎、痛苦的人们。但《立春》的这一群人却不再是《孔雀》里身无长物而一心想跳出小城的年轻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即顾长卫所说的：“《立春》里的人，都是变革时期的一群疯子。”顾长卫一语中的，道出了这部影片深厚的文化哲学意蕴。

谁是“疯子”?何谓“疯癫”?苏珊·桑塔格说“在20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福柯也说，“我们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像：所谓画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奇思怪想不过是意指他们的疯癫的婉转说法。”这里的精神错乱，亦即“疯癫”，即是影片中一群主人公的自况和世人对他们的评判。

在《立春》里，黄四宝给王彩玲画人体时，王彩玲跟黄四宝说了契诃夫《三姊妹》的故事。故事中姊妹三个住在一个远离莫斯科的小地方，老想去莫斯科，就是去不了。三姊妹中的一个懂六国外语。她说住在这种小地方，一个人懂六国语言，就跟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王彩玲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她认为自己和黄四宝一样，就是《三姊妹》里所说的第六指。在影片中。舞蹈老师胡金泉在跟王彩玲的交流时，也说自己是个怪物，跟六指儿一样。这样，在《立春》里，两次出现了主人公自况的“第六指”。这第六指，指的是王彩玲和黄四宝、胡金泉等与众不同的高超的艺术感受力和他们超凡脱俗的情感，对现实的不满，对梦想的追求。正因这样，他们的行为成了众人眼中的“疯癫”，他们也就成了世人远离的“疯子”。

第六指。是王彩玲的意大利歌剧。影片中王彩玲教周瑜唱歌，唱完后她对周瑜说，“我一贫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爷就给了我一副好嗓子，除了这，我是个废物。”的确，王彩玲是个普通到近乎丑陋的女人：臃肿、龅牙、满脸痤疮和黑斑。她惟一的不普通，是能饱含深情地唱意大利歌剧。如果上天没有给王彩玲天赋的喉咙，也许她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如果王彩玲能够接受她所身处的生活状态，也许她就不会再做无望的折腾。

可事实是，王彩玲是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她从小就喜欢唱歌，唱歌是王彩玲的个体热情。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也需要灵魂。身体并不寻觅自身所欠缺的，正如伊壁鸠鲁说，“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所以动物没有忧伤和苦恼。个体灵魂让身体寻求自己要寻求的，身体的苦恼都是由于灵魂的骚动引起的，搞得身体不安宁，充满生命的焦渴。可以说，不是王彩玲选择了唱歌，而是唱歌的热情选择了王彩玲。她是身不由己。王彩铃感到唯有这样的生命热情的散发才让自己有美好地活过的感觉，才有自己的在世幸福。以至于非如此生活不可。王彩玲因为自己的唱歌热情成了生活和社会里的“第六指”，这是她的宿命。

第六指，是胡金泉的芭蕾。跳芭蕾是胡金泉的个体热情。他自小迷上芭蕾，啥也不顾，昏天黑地的跳了十几年。对芭蕾，胡金泉爱之深，用情浓，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女人气。于是，在这个世俗的城市，他被边缘化，扣上了一个变态的称号。当王彩玲夸胡金泉是一个投身舞蹈的勇敢的赤子时，胡金泉却说王彩玲高看了他。他深知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丑闻，是许多人心里的一个悬案，就像一根鱼刺一样，扎在许多人的嗓子里。他也认为自己是个怪物。第六指。还是黄四宝的西洋油画。黄四宝喜爱油画，从小自学。连考中央美院很多年，都以失败告终。在王彩玲的屋子里，黄四宝拿着王彩玲正在裁剪歌剧演出服的剪子，痛苦地自问：“我啥时候才能达到梵高的境界啊。他为了艺术，把个人的耳朵都剪掉了。”为了艺术而疯的梵高成了黄四宝的偶像。西洋油画是黄四宝的个体热情，这使得他的母亲愤怒地掀掉了他房子里所有的画作。痛骂儿子是个废物。

对高雅艺术的痴迷，使王彩玲们成为世人眼中的废物，讥诮的对象。也正因为他们的“疯癫”，他们所在的城市排斥着他们。遗弃了他们。他们觉得灰暗的小城是那么不堪忍受，在这里他们窒息了生命的活力。承受着生命彻骨的寒意。他们义无反顾的想要离开。离开是他们执着梦想、拯救自己的方式。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王彩玲向黄四宝慨叹“这要是开往巴黎的列车就好了”。在他们心里。巴黎，北京才是真正的精神的世界，是他们释放生命热情是场所。耽于对这一世界的玫瑰色幻想，王彩玲发誓诅咒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黄四宝说：“我迟早会离开这儿。一看到有人提包离开这儿，甭管他去那儿，我都很羡慕”。他们一心遥望异乡，认为只有逃离到异乡，才能找到他们灵魂的故乡，精神的家园。现实终使北京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幻影。

《立春》里，王彩玲、胡金泉、黄四宝都是孤独的，艺术上的相通让他们用心灵相互取暖。因为，人惧怕孤独。在所有的孤独中，精神孤独是最可怖的。一个人，无论是罪犯抑或病人，他们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找一个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伙伴。为满足生命自身的这个欲望。他竭尽全力，终生不渝。王彩玲、黄四宝和胡金泉彼此追求认同，寻求理解和交流。但源于此也止于此，他们不把彼此视为情感的归宿。王彩玲曾以为黄四宝是她一生的至爱，灵魂的伴侣。她为了他准备放弃去北京的机会，甚至违背自己“不在这个城市里发生爱情”的誓言。黄四宝虽然承认王彩玲是这城市唯一能理解自己的女人，但仍然冷静的拒绝了她的爱情。王彩玲曾告诉胡金泉说，能认识他使自己有了在这城市里活下去的勇气。胡金泉因王的理解而夜访王彩玲，跪求王同意和他假结婚来摆脱别人眼中人妖的闲言。遭王拒绝后的胡金泉一个人行在深夜的大雪中，孤独而绝望。

在《立春》里，王彩玲、胡金泉及黄四宝都在抗争着自己的宿命，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弗洛姆说，人无所谓好坏，生命与生俱来的倾向是要成长。发展，表达潜力，如果生命受阻。如果个人被孤立了，并被怀疑或孤独及无能为力感所淹没，那么他就会不由自主

地产生破坏欲或渴望臣服。胡金泉和黄四宝印证了弗洛姆的断言。

胡金泉想跳芭蕾的生命热情受到世人无情的冷落和耻笑。在挣扎无望之后，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他产生了放弃自我(mdividuamy)的冲动。绝望的胡金泉以向跟他学跳舞的女孩子耍流氓进而锒铛入狱的方式解脱自己，也解脱了所有人对他的猜忌。在监狱里，他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着艺术带给他的心灵抚慰。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疯癫在此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性质，奇怪地与犯罪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在世人眼里，胡金泉的舞蹈世界因为脱离了现实和真实，这使他的存在既是一种错误。又是一种罪过。胡金泉回到现实的方式是荒谬的。他通过耍流氓这一犯罪方式回到现实的普遍秩序中。耍流氓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的行为，是胡金泉作为一个正常人得不到正常的满足而发生的行为。这是一个可悲的悖论。芭蕾舞爱好者胡金泉和世人发生冲突，是世人眼里的“疯子”，流氓胡金泉则得到了世人的理解，和现实达成了和解。在监狱里，胡金泉把自己托付给了现实的理智，忘却了自己，臣服于现实。

黄四宝的故事则更为普遍。他爱画画，在西洋油画里交付了他的青春。他是追求美好的爱情的。面对王彩玲对他炽热的爱，甚至可以去北京的诱惑，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不爱王彩玲，以一记响亮的耳光和一声撕心裂肺的干嚎决别了他的油画和青春。从此以后他在世人眼中消失了。不是去学孤独的梵高，是消失在滚滚红尘。他的再次出现仍是在小城，流行的板寸短发，有型的西装，还有那个时代难得的属于自己的车，生活在被他的婚介所骗得很惨的人们的追打痛击中。他砍掉了自己的第六指，回到了他曾经一心想逃离的城市，不再孤独。黄四宝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城市，他能做的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一个把苟安和无忧无虑作为生活基本条件的人不可能有自我的。这是庸人的人生目标。黄四宝、胡金泉是有过自我的，但没能坚持。坚持自我需要勇气，也就是要能承担风险和准备受到痛苦和失望。能坚持自我的人生是美丽的。《立春》导演顾长卫就说过：“但在我心里，她很美。”她是指王彩玲。她美在哪儿?影片中黄四宝刚刚认识王彩玲时对周瑜评论说，王彩玲长得那么难看，还那么清高。可能也就是因为王彩玲的不好看，黄四宝拒绝了王彩玲的爱情。在这一点上，黄四宝是世俗的，还比不上有点卑劣的周瑜。在教周瑜唱《献身于艺术，献身于爱情》这一歌剧时，王彩玲对歌剧艺术的虔信，对歌唱所投入的生命热情。深深感染了周瑜。歌唱中的王彩玲，浑身散发着圣洁的光辉，那一刻的王彩玲是美丽的。王彩玲一生追求高雅的歌剧和纯洁的爱情。为了歌剧。她三十多岁仍是处女之身。只是想为了离音乐的殿堂中央歌剧院近一点，她可以放弃在师范学校的工作，谋求在中央歌剧学院当一名临时工。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这一卑微的请求最终也无望实现。在王彩玲的眼里，专心致志在风中玩飘转的纸轮的黄四宝是值得她爱的。在她一厢情愿的爱情狂热里，王彩玲是美丽的。她的脖子上系上的鲜艳的黄丝巾映衬着她甜蜜幸福的脸庞，一改她三十多年灰暗的老姑娘形象。王彩玲的爱情最终以她的蒙羞自杀未果而告终。命运没有厚待王彩玲。虽然这样，王彩玲仍然不愿意充当命运的炮灰。她的生命始终是忠于她的灵魂偏好的，是向往着明天的。正如影片开头王彩玲的独白：“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整个春天都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在王彩玲的生命中，艺术和爱情的春天在她无尽的期待中始终没有到来。在现实的无奈中，她没有稀里糊涂的嫁人，而是去孤儿院领养了个女孩，把自己对生命的热情和爱全部倾注在小女孩的身上。片尾的王彩玲和小丫丫在北京的广场上平静而快乐的唱着儿歌。在这里，王彩玲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着她对自己个体热情的执着的追求。

王彩玲、黄四宝、胡金泉曾经都是敢于追求实现自己个体生命热情的赤子，也因此被世人视为多余的“第六指”，是一群不合时宜的“疯子”。如果真正自由的人生即是弗洛姆所说的充分实现个人的潜能，意味着个人有能力积极自发的生活，个人的理想源自其自我的独一无二性，那么。《立春》里的这一群人才是真正的挣扎过，生活过。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第六指”。相反，作为绝大多数的我们，什么时候扪心自问过“我是谁?”“我做过我自己么?”人们一旦自问，就发现自己早就泯灭了自己作为个体的生命热情，从来就只是做着别人、习俗、常规等要求的所谓“正常人”，殊不知正如帕斯卡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在实现个体生命热情，过真正自由的人生这一意义上，庸众才是真正的疯子，真正的“第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