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鲁迅研究会2008年年会暨“新时期鲁迅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1月21-23日在鲁迅故里绍兴市召开。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50篇，来自日本、澳大利亚和国内的80多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学术研讨会。

会议首先围绕着新时期30年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与探讨。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题为《新世纪鲁迅学的新人新作》的专题发言中沿着由西往东，先西部，然后是南方，再转向中部，最后是北京和东北的顺序系统地扫描了新世纪以来鲁迅学的新人新作。显示出了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新人辈出，新作涌现的可喜局面，预示着鲁迅研究的勃勃生机。不过也还存在食“古”不消、食“洋”不化的现象。因而尚未实现整体性的突破。

徐妍(中国海洋大学)的《祛魅与还原：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重构的逻辑演变概述》从对于鲁迅形象的重构的角度对于新时期鲁迅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样一种重构可以大致划分为80年代的集体性重构与90年代后的个体性重构两个阶段。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呐喊)(彷徨)综论》与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突破并终结了鲁迅研究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居于绝对权威地位的意识形态批评的研究方法；从精神文化层面上建构了“文化巨人”和“精神伟人”的鲁迅形象。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呈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生命形式，标志了鲁迅重构基点的变化——由集体性鲁迅转换为个体性鲁迅。王晓明、王乾坤等继续个体鲁迅的复杂性的探索，重构了存在者鲁迅。与此同时，林贤治、张承志、张炜所重构的民间理想主义者鲁迅；陈平原所重构的学者型鲁迅；薛毅、吴晓东、叶世祥等所重构的形式意义的鲁迅，也都从不同的道路探索了鲁迅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不过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原型意象的鲁迅仍然被启蒙知识分子所坚守，钱理群、张梦阳、孙郁等都深化了他们的研究与思考。新世纪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重构更加学理化和细节化。从跨文化视阈重构了“东亚鲁迅”形象，抵达了鲁迅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黄健(浙江大学)的《网络文化传播：鲁迅形象重塑的民间路径》从网络文化的角度延续了徐妍的话题。他对于网络文化传播的鲁迅形象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针对鲁迅被高度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这一现象，网络上发起了还原鲁迅的声音，鲁迅直系亲属的《鲁迅是谁?》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画家陈丹青也呼吁从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中救出鲁迅的“救救鲁迅”的命题。不过如何还原呢?仍然构成一个问题。因而网络上出现了“解构鲁迅”的冲动。首先是解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并将其还原成为文化人。不过也同时存在着情绪化，甚至妖魔化鲁迅的倾向。进而还表现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的解构。在“挺鲁派”和“反鲁派”激荡中，一方面强化了鲁迅形象在民间的展示，另一方面也展现出鲁迅自身的矛盾性激情所带来的张力。

田刚的《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历史化”倾向》则从历史与逻辑的进程中对新时期鲁迅研究进行了梳理。第一个进程首先是从“还原”真实的“鲁迅”本体开始。这鲜明地体现在王富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与重新回到鲁迅作品本文的过程中。第二个进程是鲁迅历史角色的价值认定，即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的鲁迅形象的确立。代表性的论著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第一次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视角全面地论述了鲁迅作品的“反封建”思想价值和意义。汪晖的《反抗绝望》深入“启蒙者”自身的内在主体精神世界，阐发出鲁迅所独具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从而将鲁迅研究从文学层面推进到哲学层面，从社会学、历史学层面推进到存在论、本体论层面。第三个进程是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历史化”和“学术化”趋向，即对于鲁迅及其作品拉开距离进行观照和研究。虽然缺乏了先前的“中心议题”和社会影响，但研究视野更加阔大，主题更加深入，并形成了诸多鲁迅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如果说以上学者的梳理都致力于宏观的全面透视的话，那么也有不少学者从或一维度，或一视角展开了鲁迅研究的专题学术史的建构与探讨。王晓初(绍兴文理学院)的《越文化：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对于过去的鲁迅研究关注比较少的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述评。鲁迅故乡越地陈越的《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等论文也开始了这种自觉的思考与探讨。并进而影响到王晓初、陈浩、刘家思、沈刚等一批年轻学者分别从思想与艺术的渊源、越地民间文化、鲁迅早年的居住空间等不同的角度深入到这一课题，作出了自己的探索。而顾琅川的《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则是目前这一研究比较厚重的一部论著。可以说，这样一种研究提供了对于鲁迅的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与别开生面的洞见，同时对于深入认识越文化，特别是深入认识中国文化的复杂结构与中国历史独特的运行轨迹，乃至现代中国的历史生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越文化是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汪卫东(苏州大学)的《叩询始基：鲁迅“个人”观念研究的反思》对于鲁迅思想具有“始基”意义的“个人”观念的研究加以了梳理与反思。“个人”的发现与对鲁迅日本时期五篇文言论文的研究相关联，新时期以来，在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中，寻找到人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内涵。

叶世祥(温州大学的>《新时期三十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述评》对新时期30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近三十年来，鲁迅文学语言研究有了较大起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沿着传统路子研究鲁迅文学语言，对鲁迅语言风格的探讨更为深入扎实。具体说来有：一是强调鲁迅在方言、口语、古语或者外来语的使用方面的独到之处，二是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人手阐述鲁迅文学语言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三是就鲁迅作品不同体裁或某部作品研讨鲁迅的语言风格。二，在文学语言学理论指导下所作鲁迅文体研究，使鲁迅文学语言研究突出了平面化的重围。如吴国群的《鲁迅小说创作论》、汪晖的《反抗绝望》、郜元宝的《“胡适之体”和“鲁迅风”》、姜振昌的《议论的“曲张力”与鲁迅杂感文体的艺术特征》等都是这方面的厚重之作。三，随着西方文学理论译介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从言说的困境、语言场、反讽、戏拟等现代性视角探究鲁迅的文学语言。如叶世祥、王家平、葛红兵、曹禧修、朱奇志等对鲁迅言说的困境的探讨，刘玉凯引进“语言场”这个概念对《孔乙己》的解读，叶世祥以“反讽”概念重释鲁迅的“油滑”，郑家健从“戏拟”的角度对《故事新编》语言别开生面的阐释等。四，“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开始了构建鲁迅独特话语形式的努力。具体说来有：一是从总体上阐释鲁迅迅学语言的独特性；二是在重新阐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学术背景下探究鲁迅的“语言自觉”；三是尝试着对鲁迅独特的话语形式作出阐释。

詹玲(杭州师范大学)的《新时期<故事新编>研究

三十年》以历史观的沿革为中心梳理了新时期三十年关于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新时期初期仍然沿用了阶级斗争历史观，因而从二元阶级对立的角度来证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仍然是研究者们的着力点，《非攻》和《理水》等受到重视。随着文化思潮的高涨，文化历史观的确立将《故事新编》的研究路线引向文化层面与美学层面。如王富仁与柳风九合撰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将《故事新编》读解为“中国古代一部完整的文化史与精神史”。而随着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兴起，研究者发现，《故事新编》不再是文化的认同与建构，恰恰相反，鲁迅是以误读且“‘反常地‘故意地‘修正了历史”的行为否定传统(安凌)。并使同一理论观照之下的新历史小说成为《故事新编》的最佳比照对象。不过由于《故事新编》具有超越于一般历史小说及新历史小说的独特文化个性，一些学者并不认同“新历史小说”的说法，而提出了“反文体写作”(郑家健)的概念。其实仍然是文化历史观说主导的一种探索，并且这样一种探索正日益成为《故事新编》研究的主潮。

曹禧修(浙江师范大学)的《修辞学：鲁迅诗学研究实路径》对于新时期鲁迅小说诗学研究作了梳理。近三十年来鲁迅小说研究中西方各种新方法、新理论的实验和探索收效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性的阐释方式太多，即满足于拿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去“套解”，甚至去“注释”鲁迅小说。其二是习惯把“形式”与“内容”对立起来，做二元划分，形式被视作内容的装饰物。其三是在理论资源的借鉴上，通常合近求远，把目光投向西方，忽视本土理论资源。

李先国(绍兴文理学院)的《近三十年文艺理论视野中的鲁迅》则从历史观念、人物比较、本体建构等几个方面梳理与总结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鲁迅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鲁迅文艺思想的主要特点及鲁迅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的《鲁迅的“多疑”及其界定》则以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先生的《试论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等论著为例，梳理了新时期鲁迅“多疑”思维方式的研究历史。

竹潜民的《新时期浙江鲁迅研究三十年》则从空间地域的角度对于浙江省的新时期鲁迅研究作了一个宏观的扫描。

说到鲁迅的普及工作，在浙江的确很突出，特别是中小学中鲁迅作品的教学，构成了我们传承鲁迅这笔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的主渠道，因而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构成了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寿永明(绍兴文理学院)的《新时期以来鲁迅作品的选用及教学》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2000年至2003年、2004年至今)梳理与比较了选目，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在数量上初中入选多于高中，但总量呈下降趋势。二是在内容上开始体现以学生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三是体裁主要涉及三种，即散文、小说和杂文：且初高中各有侧重，初中以前两种体裁为主，高中以后两种为主。四是经典篇目基本形成，新的篇目增加不多。新时期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成就巨大。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学语文课堂成为传承鲁迅这笔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的主渠道，二是积累了丰富的鲁迅作品教学经验，探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促进了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三是促成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的融合，一方面向学者与教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一方面使鲁迅作品教学逐渐回归自我。不过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文以人传”与泛政治化教育取向，烦琐哲学与非文学教育取向仍在延续，教师业务修养欠佳和固化教育取向等倾向与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与泛滥。

刘发建(绍兴柯桥小学)的《小学语文视野中的鲁迅教学》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小学语文的“鲁迅教学”加以回顾，伴随改革开放的潮声人民教育出版社依据新大纲重新编写了全国通用教材，开始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开始从“政治化”向“学科化”本位回归。教学鲁迅作品已经摆脱了阶级对立的思想，开始关注“我”和闰土间的纯真友情，关注鲁迅作品的文学内涵。但在教学过程中，对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依旧延续着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诠释思维。进入21世纪后，语文教学开始关注学生的个体与个性，鲁迅成为新世纪语文教材的首选。在人教社编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中就单独编写了“初识鲁迅”的主题单元。但和过去比较仍然越来越少。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鲁迅的文章不适合儿童阅读”论的影响。实际上小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亲近鲁迅，喜欢鲁迅，至少不讨厌鲁迅。读懂鲁迅是一辈子的事情。进而他进一步反思了小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把鲁迅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被鲁迅研究专家遗弃和对鲁迅的片面认识等是造成小学语文“鲁迅教学”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而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重新定位小学骱段的“鲁迅教学”为“鲁迅启蒙教育”。既要考虑“鲁迅教学”的思想性，也要尊重鲁迅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尊重儿童的学习规律，从而达到“爱其文，亲其人”的目标。

(王晓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