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关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时刻，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5届学术年会”，于2008年10月24日至27日在济南隆重召开。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代表们认真回顾与总结新时期文学30年的历史经验，以全新的思维洞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新的格局与走向，进一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推动了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深入发展。

新时期文学30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在大会开幕辞中高度评价30年来新时期文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指出，改革开放30年，新文学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更加自由、开阔的环境中，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双百”和“二为”方针，各种文学体裁都有不同寻常的突破进展，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程光炜在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总结和回顾时呼吁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他指出，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一种历史化的趋势，仅仅以一种批评的态度面对当代文学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文学30年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而且已经完全被历史化了，当代文学发展了将近60年而且还将不断的延伸，这掺杂了一种政治化、非文学化的成分。当代文学研究者如果只满足批评家的角色，将难以处理复杂纷繁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各种材料和历史现象。历史化意味着研究者采取一种相对虚拟的客观姿态，以便使自己从正在行进的历史进程中抽身出来，更加冷静科学地理解文学和自身的状况。张未民的发言回应了程光炜的言说。通过对30年来新时期文学进程的爬梳和文学史理论问题的深度探询，他提出所谓“重述”新时期文学就是要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纳入一种更加科学、理性、成熟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视野中，对既有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史结论，进行“重读”，他不仅大力提倡这种再把握、再审视研究思路的历史合理性，还暗示了当前学术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缺失与价值失范。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关注的也是“重建”问题，他认为当代文学正在被商业化所带来的各种陋习所伤害，这种伤害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学深度的被消解，他呼吁当代文学应努力重建深度。

孟繁华集中谈论了文学活动作为民族精神公共空间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新时期30年的发展轨迹中，文学作为公共空间时常面临一种被压缩的局面。这个现象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和因素，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保持这个空间必要的广阔与活力，将是我们理解文学30年的一个重要参照。在这个意义上，很多评价都很难保持一个绝对的单一的尺度，譬如“底层文学”作为近年来唯一一个具有公共性的文学话题，就不能以绝对的艺术尺度或者单一的社会学尺度去看待。这些都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评价事物的能力。张志忠则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一角度审视了新时期文学批评。他指出，现代性理论从8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极大地影响了国内人文社科界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也造成了理论话语的一定分歧和混乱，但最终对实现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的重要转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下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现代性理论将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

顾骧考察了新时期启蒙运动与30年文学的关系，认为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运动，这次启蒙运动的主潮，是马克思主义和人的重新发现，30年的文学成就与不足，都和这个思潮有着密切关系。黄发有则从相对抽象的理论视角进入论题，他在“人化审美”与“物化审美”的双重视域中，对人的复杂性，人的尊严、人的独异性等抽象命题给予解读，并且在新的历史转型条件下，对于人性的物质条件给予了必要关注，并以此为依托，对新时期文学30年发展中的重要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这一研究呈现出由理论探讨向文学史叙述自由转换的特征。陈福民通过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影响巨大的“向内转”的概念梳理，简要勾勒了30年文学变迁的脉络及其内在动因，着重说明“内”与“外”这一文学理解的二元结构模式的缺陷。王卫平的发言则具体而感性得多，他认为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30年的文学，成就越来越大，作用则越来越小，作品越来越多，读者则越来越少(这不仅是作家作品本身的错，也是开放多元的时代使然)；作家的创新追求越来越多，守正的努力却越来越小。他认为不同作品、不同文体在价值层面上所达到的高度、广度、深度是存在差异的，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和价值估衡应该是分层次的，不能一概而论。汤哲声不同意对新时期文学成就的过度评价，他认为，说新时期文学30年“超越”了现代文学是不够慎重的，应该从时代层面、精神层面、创新层面、历史层面四个角度予以多方考量，综合论证，而不能进行片面单一的比较，这样的比较没有实际意义。

新世纪文学论争及文学批评理论问题

吴义勤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传媒的合谋使得中国文学的境遇变得越来越“险恶”，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被“抹黑”，甚至被“妖魔化”，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当下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的判断仍然坚定而可信，但大众文学期待的降低、文学接受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作家身份和形象的改变、当代文学史的滞后以及当代文学批评标准的混乱等等，都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面貌的被“改写”和当代文学地位的无可奈何的衰落。他认为要重建和拯救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批评界必须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经典”，应不应该“经典化”?“纯文学”神话破灭后，“文学性”还是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与基本价值尺度吗?批判形象被曲解，批评形象被颠覆，文学批评还有正面建构文学史的能力吗?

王晖讨论了“新世纪文学”的命名问题。他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角度出发，考察了“新世纪文学”的母题构成，诸如“文化研究”、“生态或环境问题”等，认为这些都标志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并非一厢情愿刻意求新，而是有其实在背景与内在逻辑。从全球化意义上看待，这也足以说明“新世纪文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谭五昌则建议对命名应保持足够的谨慎，以避免一种概念强行介入后所造成的“遮蔽”。白浩撇开了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理论论争，对其底层文学的文本形态进行了具体探讨。他认为与现实的巨大裂变和社会学界探讨的深度相比，底层文学书写表现出被动性和滞后性，存在着消费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新左翼文学三大流向，消费主义流向采取通俗文学的操作套路，生活奇观化、主题情欲化、情节设置偶遇化，泛道德主义则向权力和市场双重迎合，生活个案化、主题个人奋斗化、社会问题道德化。他们共同体现了对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话语的征用与招安。新左翼文学则指向抗议性和批判性，表现出苦难的常态化、规律化和叙述的平实化。

新世纪底层文学大讨论引发了新世纪学界力量的分化与组合，改变了其精神流向与人事格局，探讨的深度和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底层文学的创作层面。

邵燕君则从失去“严肃性”后“主流文学”的生存图景出发切入新世纪文学创作趋向的探讨。她认为“主流文学”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严肃文学”传统的嫡脉延续，担负着“为人生”的思想启蒙重任。受市场原则的影响，“主流文学”的“严肃性”在当下已逐渐消失，但失去“严肃性”性后处境十分尴尬：“传统文学”已不能产生“现实主义力作”在反映现实的功能上远逊于电视剧和各种新闻传媒；“高雅文学”已从先锋意义上的“纯文学”变为专业意义上的“纯文学”或消遣意义上的“雅文学”，实际上是依靠期刊体制和学院体制存活的“圈子文学”。然而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包括社会主义体制资源和“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传统资源，在“资本霸权”如此强悍的情形下仅靠市场“洗牌”文学的前景恐怕更不容乐观。由此她发出了“文学真的不需要‘严肃性吗”的大声疾呼。

毕光明就纯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纯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而纯文学批评则是这个建构的延展，这些都与文学的“经典化”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文学批评的功能之一是对文学现场的“经典化”处理，即为同时代和未来的人们筛选出优秀之作，以防非专业读者迷失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而这便是一种纯文学批评一一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为中心对当代文学进行“经典化”的批评。他高扬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认为具有文学性的作品才具有经典性。这不仅与吴义勤对当代文学该不该“经典化”、“文学性”是否仍是判断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的困惑与质疑形成对比，也同程光炜大力倡导的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姿态有一定出入，体现了本次会议鲜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色。施战军指出，当前文学批评面对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环境，而这个环境，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商业环境的压力，学院化的批评曾经是使批评逐步专业化、学术化的一个途径，但到了今天，这个途径越发具有偏离批评本义的危险。文学批评必定是文学研究里最前沿的部分，批评有时要有必要的“后撤”(“历史化”姿态)，但这个“后撤”不能以离开文学现场为代价，文学批评的机制不在于满足学院机制，而在于为现时代摸索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尺度。

国族·地域·性别

黄万华探讨了两岸三地不同的“新时期文学”观念。他指出，20世纪后30年两岸三地的政治变动均极大地影响到了其文学形态，使三地文学在共融整合的同时也有二定差异性：香港历经政治归属的明朗和多元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的形成，文学能够真正在自身层面上回应时代性，也已基本形成文学的多元形态，台湾文学在不断挣脱政治权威的影响中逐步孕育出文学形态的多元因子，但政治问题所引发的“文化认同”仍潜在而有力地影响着台湾文学，同时期大陆文学从政治主导形态中走出来，逐步从文学的多样化向文学的多元性过渡，但即使在所谓“众声喧哗”的年代，意识形态的力量仍有影响，文学创作层面上的自由仍然是有“度”的。他的发言为“新时期文学”命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韩国木浦大学校教授、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林春城在发言中谈到了韩中不同学术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问题。他指出，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不像中国有“现当代文学”之分，而是笼统地将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概念在韩国的汉学研究中是缺失的。与此相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影响较弱，同样，中国大众也似乎只知道像《大长今》这样的韩国大众文化，两国急需加强当代文学的双向交流问题。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他还谈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话语”中“通俗文学”被他者化的问题，在使“雅”发扬光大、使“俗”他者化的中国新文学语境中“通俗文学”被压抑和遮蔽，只有近年来“雅”“俗”并立的“双翅文学史”概念才在文学研究中重新被提及：但必须警惕“双翅文学史”沦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加拿大教授梁丽芳女士以自己的学术活动和切身经历，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英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问题，她对文学英译问题的许多观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与研究都极富有启发性。韩国水原大学朴兰英在小组讨论中也提到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并阐释了中韩文学在此问题上的些微不同。在大会发言中，她对50年代巴金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散文写作做了独具特色的文本细读，与中国大陆文学史中有关此问题的通行解读相比，体现出了不同国族和学术背景滋养下新的研究特质，对大陆学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纪新针对中原主流文学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遮蔽和二者之间交流匮乏的局面，呼吁文学研究中倡导确立中华多民族史观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事实和开放性概念，早已经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中华多民族史观”的基础，现在从资料拥有上来看，重新编写涵盖多民族内容的“中国文学史”条件已成熟。汉民族作为中原地带发祥较早且文化始终领先的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有过不容置疑的影响，但文化发展滞后民族的文学同样也向汉族文学输送过有益的营养，它们的交流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情状。所以在文学研究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改变当前主流文学史撰写中遗忘少数民族文学或中原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两分天下”“划江而治”的二元对立格局，确保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最终确立。宋家宏以《西部文学地图的绘制者》为发言题目，批评了西部文学中流行的某种不健康态势，即脱离西部当前现实，对边疆的发展及西部正在发生的现代性变化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仅热心于描绘一幅固化的西部文学图景，极力渲染即使在西部也已逐渐被淘汰的所谓民风民俗，以展览西部的奇异粗陋取胜的文学表述方式。这实际是一种中国内部的“东方主义”，但却成为不少西部作家用以获取文化象征资本的写作策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能做简单化理解，民族的东西只有包含世界价值时才是世界的。他的发言引发了不少与会者，尤其是来自西部省份的会议代表的共鸣，这也提醒人们注意民族地域问题在文学现实图景中的复杂性吊诡性，多民族史观的正确建立需要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乔以钢认为，多年来，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其间性别视角的引入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为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西方理论的译介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陆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在途径和方式上又呈现出鲜明的自身特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女性文学学科建设拥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谭湘在发言中廓清了“性别”、“社会性别”这两个女性文学论争中的关键词，并勾勒了一幅30年来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流变的脉络图。

她认为以性别视角为表征的新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学理层面亦相对科学冷静，对新世纪文本的解读也更加精深到位。她的讨论中心与乔以钢的发言互为补充，印证了女性文学(批评)近年来的繁荣成长。孙桂荣在发言中引入了“灰色女性”这一社会学界用以指称从事色情行业女性的概念，探讨了新世纪底层女性的“灰色化”表述问题，她指出相对于底层男性，底层女性的苦难往往被进行“性别化”处理，底层女沦为色情女的情节在文学中一再出现，而且相对于上世纪80、90年代，新世纪“底层热”中这一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它昭示了一种“女性商品化、商品阶层化”的文学思路，提供的是欲望化、奇观化场景，与现实有一定出人，但其对女性阶层分野的揭示值得女性学界关注。王春荣讨论了当前女性文学史的发展历程问题，她指出从男学者撰写到女学者自我撰写、从外在的性别表述到内在的女性视角、从精英叙述的“正史”到民间立场的“妇女口述史”，从宏观的女性文学史建设到区域性女性文学史的开拓，显示出女性文学史研究的越来越丰富和充实。

文学现象与文学文本研究

带有“个案”色彩的文学现象、文学文本研究，因为与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向更为切近，也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积极加盟。汤哲声谈到了通俗小说问题，他指出，由大众媒体打造、体现“草根阶层”愿望的通俗小说在市场经济年代的繁荣是必然的，但理论界在评价通俗文学时，对其创作中出现的道德文化问题、“自然人性”问题、“模式化”问题都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前的通俗文学评论出现了评论标准失误的现象。房福贤对传记文学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当代中国产生的各类传记作品中，以现代文学家为传主的传记是传记写作的主体部分。决定传记发展的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政治的开放程度、时代的精神呼唤和读者的审美趋向。传记文学写作中出现的问题是意义的缺失和媚俗，以及为传主讳的传统观念。江冰谈到了文学研究中“80后”概念的界定问题，他认为，“80后”这一概念已被媒体滥用，媒体一方面促使“80后”形象负面转正面、非主流转向主流化，另一方面又将“80后”简化为一个年龄段出生的公民群体的指称。它对学术界的“80后”概念造成了某种覆盖替代作用，所以理论界使用的研究命名应与媒体命名有一定的界限划定，应更多从其作品的精神特质而非作者的代际更迭来界定“80后文学”与“80后”概念。李钧谈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新世纪的流变问题，指出新历史小说在新千年之后不但远未终结，且进入了深化与转型阶段，在“存在主义历史”和“人类学历史”层面新历史小说取得了经典性的成就，作家视野慢慢进入到当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当下”历史。石兴泽分析了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近年来遭遇冷落的原因，提出了要注意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命题。徐德明谈到了新世纪底层写作问题，他以其一贯的敏锐与执着对文学表达和社会变迁的血肉关联进行了深入探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作家红柯则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以漫谈的方式对当代文学与乡土中国及个体生命经验的关系发表了充满智慧的感言。张丽军通过梳理新时期30年来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提出了文学空间的“中国现代性”命题，他认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的变迁，使其文学叙事空间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现代性摆渡，文学的现代性与人的现代性即孕育其中。同志雄则谈到了网络文学问题，在充分肯定了当代网络文学繁荣的同时，也指出了网络文学的困境，他对网络文学的目前状况不满意，但对其文学前景充满信心。

作家作品方面，梁向阳结合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的建设情况，对路遥小说的传播接受做了梳理和分析。他指出路遥是底层写作的始作佣者，他的小说可以视为对农村青年的励志之作，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路遥在民间的影响很大，是新时期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作家之一，也受到了陈忠实、贾平凹等西部作家的肯定，应加大新时期文学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韩国首尔大学的全炯俊通过对影片《活着》和《红高粱》的个案考察，对中国小说的电影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阐明了文学性和视觉性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各自特殊性，并就二者进行了互文性考察。他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视角对中国大陆学界有很大的启发性。颜敏通过对潘向黎《永远的谢秋娘》与《弥城》两部作品的文本细读，尝试在互文性、叙述结构、女性话语空间的多重意义上，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予以独到的阐释，认为潘向黎小说中包含三重意蕴的话语空间，即对女性情感世界的书写、性别意识的书写，和对女性意识中情感困惑问题的阐发。张建波对史铁生作品中人物的生存图景进行了考察，认为史铁生从关注“残疾的人”到关注“人的残疾”，力倡重建信仰，弘扬爱心，从而为局限人类的缺憾人生做出了近乎完美的哲理注解。张清芳则以陈应松长篇小说《到天边收割》为例，谈到了当下苦难叙事的突破与超越的问题。可以说，围绕文学现象、文学文本而来的话题是新时期文学30年研讨的深化与具体化，它们共同彰显了当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的宏阔视野与蓬勃发展。

(孙桂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