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

美是什么或美在哪里，曾是中国现代美学持续探究的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大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当朱光潜先生的直觉论美学、蔡仪先生的客观论美学、李泽厚先生的社会主体论美学及高尔泰先生的主观论美学等在美是什么的问题上进入争论的胶着状态时，来自苏联的美在价值的新思路吸引了我国学者的急切的借鉴与探究目光，并激发了翻译、介绍和阐发价值论美学成果的热忱。胡经之先生在1982年的论文《文艺美学及其他》，凌继尧先生的《苏联当代美学概观》，分别阐发或介绍了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的著作《审美价值的本质》，这部著作在1984年翻译成中文出版，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探讨。但随后由于种种原因，美在价值这一尝试移植的新苗还没来得及结出真正的美学硕果(尽管也有一些成果)，就匆匆被人淡忘了。进入21世纪的几年来，当中国美学界先后热心于审美文化、后实践美学、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热门问题的研究和争议，竭力在人文学科前沿领域展示自己的对话与发言能力时，杜书瀛先生却仍然在那里继续默默地栽培和看护美在价值这株几乎被忽略的幼苗，直到最近推出他以多年心血浇灌而成的新硕果《价值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这一新硕果出自杜书瀛先生是必然的，他在书中自述对这一成果的培育和呵护过程漫长到接近20年。这种执著和坚韧难免令人吃惊，但却是实情。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这个过程还可以进而追溯到更早的岁月，如果这样属实，那么合起来应该准确地说，他为此而付出的辛劳过程至少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我的一条有力例证就是，早在1983年，他就在《论艺术典型》一书中运用“审美价值”视角去重新考察艺术形象，认为“艺术形象与非艺术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审美价值，是审美对象；而后者则不是。”他进而分析说，“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一方面来自艺术家描写艺术对象的审美属性，另一方面又来自艺术家审美地描写这些属性——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和统一。艺术家必须努力从这两方面的结合、统一中创造出具有巨大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从价值视角考察艺术形象的本质并把它规定为审美价值，显示了他运用价值论美学新视角回答美学疑难的勇气和见识，当然这毕竟只是一种新思路的借鉴。而他真正对审美价值问题发起正面进攻，应当是在1992年，那年他的《审美价值论纲》一文正式吹响了进军号角。随后几年里，他还陆续有相关论文问世。进入2001年，准备充分的他发起了最后的攻坚战，立项开展《价值美学》这一重点研究工作，在六载耕耘后终于推出这枚硕果。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就让我心仪，它力求平实，注重史例和事实，尽量少说空话。而在语言上，则力求不枯燥乏味，具有可读性。这给我了足够的好感读下去，愈发感觉其引人入胜。全书达28万余字，分11章展开，依次为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审美现象描述，第三章审美现象的价值本性，第四章从价值论视角评说美学史例，第五至八章重点阐发审美价值的特性之一、二、三、四，第九到十一章依次论述为审美价值的发生学考察、审美价值的生产和审美价值的消费。这种总体布局和结构体现了一种全面的和系统的眼光及相应的研究功力。我认为这是一部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分量沉厚的力作，称得上是在中国现代美学疑难问题领域展开新世纪追究所取得的一项兼具总结性和奠基性意义的扎实成果。

要认识这部书的价值，首先应该把它放回到中国现代美学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的本质问题上陷入的特定困境中。那时，带有超脱性的直觉论美学、注重社会功利的客观论美学、强调美感心理的社会主体论美学及偏向个体心理的主观论美学等，相继雄心勃勃地力图回答美是什么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疑难。它们虽然都拥有部分真理，但面临一个基本的困扰，这就是把美国个体人生价值追寻分离开来，而这在人的浪潮持续高涨的改革开放年代是难免被冷落的。审美价值之说之所以能在那时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关键就在于它把美学思考的焦点不再是摇摆于主观或客观或主客观统一之间，而是放到了活生生的个体人生价值需求上，这就为中国现代美学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脱困提供了新的出路。而这种价值美学新思路，实际上正顺应了中国社会兴起的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而寻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及生活方式变革这一新趋势。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即全社会掀起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本动力的全方位改革大潮，“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这等于发出了物质现代性(生活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含审美现代性)“一起抓”的动员令，拉动了全社会思想解放、体制改革及生活方式变革大潮流，这实际上就为价值论美学在中国的移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氛围。可以说，中国人的生活需要美的价值或审美价值，这在改革开放年代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美学新路标。

如此说来，既有中国社会语境中的生活价值寻求，又有来自外国的价值论美学的触发，按理，那时的中国美学界本来应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去推动价值论美学热潮的。但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假想的推进局面发生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价值论美学的推进需要确认美与个体生活的功利性联系纽带，而那时的中国美学界所据以支撑的主流知识论范式，却仍然是来自康德的无功利美学，这就形成功利论与无功利论之间的悖逆。正是由于身处这种悖逆的困扰中，美学家们虽然不无道理地找到了价值论美学这条新出路，但却没有找到足够的知识论范式动力去沿着它通向成功。这样，价值论美学终究成为一个待解的世纪性疑难，留给了置身在新世纪新语境中的美学家们。杜书瀛先生的韧性的探究精神支撑他坚持到今天，实属难能可贵。应当说，今天所通行的知识论范式为思考价值论美学疑难确实提供了远为丰厚的沃土，而杜书瀛先生凭借其敏锐见识和持久耐性则捕捉到了，从而做出了新的有效的推进。

如果没有90年代以来知识论范式的转型，我国美学界或许能出现一些关于审美价值的论著，但无法形成《价值美学》这样系统性地、多维度地解决审美价值根本疑难而又令人信服的路标式著作。这里看似关注旧疑难，却是带着新视界。本体论淡出而价值论方滋。正是在知识范式已然转换的新语境中，着眼于中国社会语境中生活价值寻求这一重大问题的美学落实，杜书瀛先生向学术界奉献出这部具有探究性和体系性的价值论美学奠基之作。

杜书瀛先生决然地打破传统观念，提出审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化现象，不是物质文化现象而是精神文化现象；审美现象是真与幻、虚与实、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审美现象相关于主体而非主观的心绪、情感、感性观念，相关于客体也非客观的实体。审美的秘密可能隐藏于主体客体之间——存在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存

在于两方面互动关系所生发的意义之中，表现于那可感受、可体味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总之，审美价值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从文化视角去考察。由此巧妙绕开美是在客观还是在主观、抑或主客观统一的传统困扰，摆脱了审美问题上的自然物质论还是社会物质论的长久纠缠，为价值论美学找到了新的文化论基础。

有了上述基础的支撑，价值论美学就可以从容地进而回答审美究竟是无功利的还是功利的问题。杜书瀛先生认为，以往美学的误区在于仅仅从价值现象之外找美，并且认为审美无功利(或无利害)，也就是不涉及人类或个人的实际利益的需求及其满足。而在他看来，审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创造出来，恰恰不折不扣地来自人类的功利需要。审美“那可感受、可体味的意义、意蕴、意味”正是一种特殊的功利的价值形态。审美现象的价值本性来自对于人的本质与价值的本质的关联。审美，归根到底属于一种价值范畴，而美不是什么无功利的超然物外的东西或抽象的玄秘物，而是以感性形态表现出的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或意味。他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把审美活动看作是一种功利性价值活动，把美(审美现象)视为一种价值现象，把审美归为价值范畴，庶几能把几千年来困扰人们的总想说清楚而总也说不清楚的有关审美的一系列问题，说清楚或说得比较清楚。这对于过去长时期盘旋我国美学界的无功利知识论范式，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和重要的突破。

这本书充分借鉴近十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范式，重点对审美价值的特性作了新的多维度透视，确切点说，是进行了四维度综合透视。第一，从情感论出发，认为愉悦性是审美价值的一个基本特性。第二，从形式论或符号论出发，指出审美形式在审美价值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审美价值载体的形式必须是感性的和“有意味的形式”(克乃夫·贝尔语)，具有有限的相对独立性。第三，从媒介论出发，主张审美媒介直接就是生产力。第四，从人类学体验论出发，他强调审美价值具有亲身体验性、不可转述性十单渠道传输性或主客专对性。这四维度说吸纳了当今学术界的知识论范式和新成果，涵盖了审美价值特性的主要维度，确实为把握审美价值特性带来了新的灵感，可以视为全书的一大聚光点。

不仅如此，此书在审美价值研究上体现了少见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首先，尽力吸纳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成果，对审美价值进行发生学考察。有关从石器上看到审美的胚芽、从玉与玉器看到审美作为从物质向精神的升华途径等论述，为论证审美价值属性提供了可信的艺术史和文化史支持。其次，继承马克思开创的“艺术生产”论和当前文化产业领域研究成果，对审美活动作了审美价值生产主导的生产性审美活动和审美价值消费主导的消费性审美活动这一区分，这是以往美学中没有作过的。这对当前进一步认识艺术中审美价值的生产无疑具有启迪作用。最后，吸收近年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成果，在考察审美价值的消费时，对消费性审美活动的特点进行了规定，指出审美价值的消费与非审美价值的消费的区别所在。这些分析和发现，都处处见出作者的新思想火花，标志着审美价值问题的探究推进到一个新里程。

在为这本书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也生出些许疑虑。这里谨提出两点以就教于杜书瀛先生。首先，到底应该把审美价值规定为功利性价值还是无功利性价值?这里大胆突破审美无功利范式的束缚，对于以往美学困扰构成一种推进，在这点上令人信服；但也同时留下疑难：康德无功利美学是否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我个人的看法是，考察审美价值应当同时看到无功利和功利两方面的作用，不能偏废。对此，我尝试提出一种解决方式，这就是使用“审美功利与无功利间性”概念。我的理由是，“自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disinterestdness)学说进入中国以来，审美无功利就成了似乎不证自明的东西，长期被奉为神明。我自己对此近来有新的反思：这个康德传统本身在20世纪西方已经受到弗洛伊德等有关审美功利性(incerestedness)主张的激烈冲击，而我国审美实践、尤其是当代审美实践也已经和正在对此发出激烈的质疑，有鉴于此，何不做出改变?于是我提出‘功利与无功利间性概念，正是尝试突破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观与弗洛伊德的审美功利观之间的长期对峙，摆脱经典美学有关审美功利性与当代美学有关审美无功利性之间的非此即彼或二元对立纠缠，强调审美文本是功利性与无功利性‘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状态。审美文本常常是尚未固定的、在功利与无功利之间回旋的动态形式。审美沟通与其说发生在纯粹无功利状态，不如说发生在人与实际利害的或即或离、若即若离之间。”如此看，我以为审美价值产生于功利与无功利间性发生的那一瞬间。当观众观看汽车、房地产、美容广告并为之投入时，一方面；心中燃烧起实际利益满足的功利欲火，因为那毕竟呈现出未来更高更美生活的乌托邦，而假如没有这种欲火，他们的目光是无法被吸引的；另一方面，观众如果欲火攻心，执持于实际欲望的满足，则会无法产生审美愉悦，因而同对象保持某种无功利“距离”还是必要的。于是，这些广告对观众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功利与无功利的间性中。其次，审美价值是否是历史地演变的?此书第十章具体地区分出崇高型、优美型、悲剧型、喜剧型审美价值及其生产类型，发前人所未发，确实富于洞见。不过，我不满足的是，这些只属于经典审美价值的生产，确有必要但毕竟不完整，没有及时地回答当代新的审美与艺术实践提出的新的审美价值及其地位问题，而后者恰恰是今天建立价值美学所必需的环节之一。我尝试提出的不成熟的解决办法是，把审美价值分为古典价值和现代价值两大类。其中，古典审美价值可以包含优美与壮美、悲剧与喜剧、阻刚与阴柔、典雅与自然等；现代审美价值可以包含反审美与反艺术、泛悲剧、审美与生活互渗、全球审美化、无意识的商品化、超级真实、后情感等。我的这个分类或许不一定合适，但确实传达了我关于审美价值是历史地变化、需重点关注新的审美价值现象这一观察和努力。

尽管留下上面这类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两方面)，但《价值美学》的效果仍然引人瞩目：在中国美学界本体论淡出后，价值论美学的出场不但可以面貌全新，而且也呈现出建立完整的学科领域的前景。相信有了这次新知识范式下的开拓和奠基工作，后来者可以更加从容和自信。在这种情形下，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把审美或美视为一种人生价值或文化价值，这就突出了对于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其社会文化意义在于，对我们当前社会中现实生存问题或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依据。而这也意味着在寻求人生价值的旗帜下、结合当前新的生存与学术语境，对20世纪80年代审美与学术自主性寻求遗产加以重新吸收和转化。其次，以价值美学而在学术中重提人生价值或意义的寻求，这对当前国际美学在科技、网络、图像、传媒、工业、环境等领域的发展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在学术界普遍放弃对于人生意义考察的背景下，坚持从价值美学出发探讨人生意义、关怀人的基本生存，的确难能可贵。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继续推进价值美学其实有着特殊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审美价值问题本来是由美的本质问题生发出来的，而本质问题在今天早已被束之高阁了，这就必然使得价值论美学的推进缺乏更为有力、根本而又持续的知识论范式支撑；没有了这一必需的支撑。价值论美学到哪里去寻找自身的不竭的学术资源和动力呢?应当讲，每一种理论话语必然有它所由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生长其上它才会根深叶茂、硕果累累。而当这种历史语境发生变迁时，那种特定的理论话语势必丧失继续生长和发育的动因和环境。这样，价值论美学面临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今天继续探讨价值论美学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这就是让当前新世纪美学同一度被淡忘的上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疑难实现重新嫁接，特别是在越来越崇尚实用审美而遗忘精神审美、迷恋消费文化而忽略精神文化的当前中国输入必要的人生价值维度，以便让被遗忘的人生价值与审美自主性的幽灵在今天再度游荡开来。

责任编辑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