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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活化石”

2009-05-13孙良好

文学评论 2009年2期
关键词:诗派现代派活化石

孙良好

内容提要以“诗的新生代”、“闪光的九叶”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活化石”来归纳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迄今的九叶诗派研究成果。我们在看到九叶诗派坎坷命运的同时,也看到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的消长起伏。60年来,有关九叶诗派的种种逐渐被研究者们洞穿,从“综合”、“平衡”、“现代化”的阐释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辨析,从古今中外诗学的透视到诗歌内部结构的探寻,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把1947年7月在上海创刊的《诗创造》看作“九叶诗派”最初的萌芽,这个因风格相似而最终凝聚的诗歌流派已经走过60年的风风雨雨。60年来,对于这个诗歌流派的关注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上世纪40年代,当他们以“诗的新生代”出现时,朱自清等前辈诗人们曾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这个群体中也不乏睿智者进行自我发现;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们的声音一直被压抑着、被遮蔽着,仿佛从历史和现实中销声匿迹了似的,只在香港的张曼仪等编选的《中国现代诗选》中曾被提及。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诗歌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重新意识到一个湮没许久的诗歌流派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曾经的贡献、现在的价值和未来的意义。本文以“诗的新生代”、“闪光的九叶”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活化石”来归纳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迄今的九叶诗派研究成果。

一40年代:关注“诗的新生代”

波浪连接着波浪,诗的波涛在汹涌着,一个光辉的诗的新生代在涌现着,两个高高的浪峰高突起来了,在这两极之问,将含有一片广阔的波谷吧,它们会一齐向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的方向奔流,相互激扬,相互渗透,形成一片阔大的诗的高潮吧。这是唐浞1948年2月发表于上海《诗创造》1卷第8辑的《诗的新生代》一文的开头,这里的两个浪峰,“一个浪峰该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另一个浪峰该是由绿原他们的果敢的进击组成的,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论断也成了日后人们谈论4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个基本纬度。就是在这篇文章中,这群作为“诗的新生代”重要一翼的“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的特征得到最初的归纳:“他们的气质是内敛又凝重的,所要表现的与贯彻的只是自己的个性,也许还有意把自己夸大,他们多多少少是现代的哈姆雷特,永远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在唐浞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诗的新生代”所呈现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与他们创作伊始即得到前辈诗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冯至、臧克家们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有关。

然而,备受关注的“诗的新生代”同时听到尖锐刺耳的批评声音,尤其是被后人认为九叶诗人实际集聚的《中国新诗》创刊发行后,他们曾被讥讽为“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串”,《中国新诗》则被指责为“无耻的‘白相诗人集中的大本营”。面对责难,这个“诗的新生代”中的另一位出色的评论家袁可嘉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新诗》出现的两个重要意义:“(一)它具体化了,同时象征了,南北青年诗人们的破例的合作,而这个合作并非基于某一武断的教条,而是想在现实与艺术间求得平衡,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从而使诗运迈前一步的心愿;(二)《中国新诗》第一二集所刊载的诗作的极不相同的风格证实诗发展的多种可能的途径,决不像某一些文学统一论者所幻想的,非走业经划定的路线不可。”基于此,他进而强调:“从《中国新诗》与别的诗刊的比较里,我甚至敢进一步肯定《中国新诗》所代表的方向确定地比别的广阔、自由、更有收获优秀果实的希望”,是“诗的新方向”。其实,早在此前一年,他已连续在天津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等论文,专门论述新诗现代化问题,其中就有关于这个“诗的新生代”创作倾向的精确把握:“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深厚含蓄,玄学则表现于理智感觉,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

除了唐浞和袁可嘉,以默弓为笔名的陈敬容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真诚的声音》也颇值得注意,她在文章中认为“现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无论在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上、思想上和感情上,作为一个现代人,总不可能怎么样单纯。而诗,这文学的精华,更不可能单纯到仅仅叫喊一阵,或高唱一阵,或啼哭一阵,或怒骂一阵,或嘲笑一阵,或呻吟一阵”,因此“要这一切的综合”。

显然,在唐浞、袁可嘉和陈敬容的论述中,“平衡”、“综合”和“现代化”成了这个“诗的新生代”的根本特征和努力方向,而这种特征和方向的概括,直接影响着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九叶诗派研究。

二80年代:重视“闪光的九叶”

这九位作者忠诚于自己对时代的观察和感受,也忠诚于各自心目中的诗艺,通过坚实的努力,为新诗艺术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

这是袁可嘉1980年1月在北京写一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则以“忠诚”、“努力”、“熏陶”和“吸收”为关键词构成他对他所属的诗人群体的基本定位,这个群体对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和他们所接受的影响脉络大体被梳理出来。这些文字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曾经的“诗的新生代”开始正式以流派的名义浮出海面,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此时,朦胧诗尚在争议之中,但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艨胧诗与这个40年代的“诗的新生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与袁可嘉相呼应的是唐浞,他以他惯有的印象式批评风格撰写了《“九叶”在闪光》,饱含感情地回顾了他和他的诗友们曾经的努力,并声称“我们只拿出自己的作品,没有打出过什么主义的旗帜,只不过要求诗艺的现代化;而我们是尊重‘五四以来新诗传统语言的纯洁性的,就有几位因为精通西方语言,受到一些影响,也决不会故意割裂中国语言的结构,破坏习惯的语法。我们要以诗的语言、风格、意象来表现流派的色彩,却不装腔作势,故意炫奇。”同时,他也不讳言他们九人之间存在的差跳“前四人(指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引者注)受西方现代派的熏染较深,抽象的哲理思维与理性的机智火花较多,常有多层次的构思与深层的心理探索:而后五人(指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和他自己——引者注)则是在‘五四以来新诗的艺术传统中成长的,较多地接受了现实主义精神,较多感性的形象思维,也较多中国风格;可我们也从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构思与创作手法上汲取了不少营养,大大加深并丰富了自己的现实主义。”两位“九叶”成员的再次“现身说法”为80年代的九叶诗派研究铺设了宽广的道路。

《九叶集》出版后,虽然谈不上应者云集,但这个流派

在中国新诗史上的亮光日益受到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鉴于8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化语境的强大控制力,一些论者有意识地强化这个流派的现实主义倾向,严迪昌的论文《他们歌吟在光明与黑暗交替时》在肯定“当时年轻的‘九叶诗人严肃地对诗歌发展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之后,强调“不管怎样称呼这个流派,说是‘新现代派还是别的什么派,但这终究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讨生活的诗歌派别,虽然他们是在矢志不移地探索着诗艺,尽管这九张‘叶子无时不在从自我的心灵感验中抽理着绿色的诗思。倘若我们的感受没有太多的偏差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个诗派是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与严迪昌持论相似的是诗人公刘,他在《(九叶集>的启示》中认为“九叶”“在艺术上,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他们还应该说基本上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虽然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浓重影响,而在自己的笔下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印象派、象征派的流风余韵,这当然也是事实,不过,这并不妨碍上述的基本估计。因为他们毕竟是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的一群知识分子,理智和良心都不允许他们去附和资本主义世界流行已久的颓废、绝望和变了形的自私——‘自我。”上述两文的共同点是希望从现实主义倾向来肯定这个流派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但这种肯定本身却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理论局限性。

较早意识到这个流派现代主义倾向的当属穆旦的同学王佐良,他在40年代就敏感地察觉到穆旦以及同代人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渊源,80年代,当他回顾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时,仍对这个流派中的几个重要成员的现代主义倾向加以充分肯定:“从西南联大还涌现出来一批学生诗人,其中颇有几个现代派:用奥登式的口吻写滇缅公路上见闻的杜运燮,写里尔克式哲理诗的女诗人郑敏,而把现代主义更加推进一步的则数穆旦。他缺乏他的师辈冯至和卞之琳所有的整齐、雅致的形式感,但是他写出了一种以前中国诗里少见的受折磨的心情。”王佐良文中提及的“九叶”之一郑敏也对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回顾,她的回顾一方面澄清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新诗与30年代由戴望舒等所办的《现代》杂志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她强调“40年代现代主义新诗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中占有高峰地位。它意味着中国新诗开始与世界诗潮汇合,为中国新诗走向世界做了准备。”而把这个流派命名为“现代诗”派的蓝棣之,在归纳出其创作上的两个突出特征“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与“象征的写实或写实的象征”之后,还将其与西方现代派以及中国的新月、现代派进行比较:“与西方现代派相比,他们注意反映现实,没有颓废倾向、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与中国的新月、现代派相比,他们不局限于个人小天地,力求开拓视野,反映现实,接近人民情绪”,最后总结道:“他们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现实、象征、玄思三者的‘综合,意识与下意识的‘关联,挖掘内心与反映现实的结合,人生与艺术的‘交错。这就是他们所说‘现代诗的含义,也是他们为新诗艺术开拓的新途径。”蓝棣之的论断明显受40年代袁可嘉们的自我阐述和8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化语境的双重影响,这样的论断在当时算得上富有见地,但并不“越轨”。作为“九叶”长者辛笛之女,王圣思在这一流派的研究上用力甚勤,她的《“九叶诗派”对西方诗歌的审美选择》一文首先阐明这个流派中国现代诗风的由来:“他们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和‘五四以后的新诗的优秀传统,同时,他们借鉴了西方古典诗歌和现代西方诗歌的艺术手法,化成他们蕴藉含蓄、清新隽永的中国现代诗风”,接着特意指出他们感兴趣的一连串西方诗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顿,19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华滋华斯,象征派的鼻祖法国的波德莱尔,英国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叶芝,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等,而最令他们心折的则是现代派诗人美国的艾略特、英国的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等”,最后也是一种总结:“‘九叶诗人借助穿透事物的时空眼光,竭力将丰富的生活、内在的经验、浓郁的情感、深刻的哲理等等都包容在一起,在诗歌内涵上表现了多元化的综合;他们借鉴现代西方诗歌的艺术手法,寻求内与外、表与里、远与近、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写实与幻象等等的象征连接,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也表现了多元化的综合。因此,他们的诗歌艺术呈现了内容和形式叠加在一起的多元构合,这是他们在中国新诗的艺术成果上作出的新探索,也是在西方现代诗歌启迪下所作的新尝试,这更是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现代诗的审美境界。”“多元化综合”和“西方现代诗歌启迪”构成王圣思此文的核心论述,这种论述在平稳中有所推进,尤其是罗列出的西方诗人基本理清了这个流派的西方诗歌影响源,为日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对这个流派的现代主义倾向进行系统论述的是陈维松,他的《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一文不仅深入比较了九叶诗人的代表作和西方现代诗人的代表作,而且把九叶诗人的整体审美特征作了很好的归结,包括哲学诗化的审美趋向、诗歌对象审美选择的都市化、诗美传达的戏剧化原则、里尔克精神和奥登风格,其结论也颇令人信服:“我不敢说九叶诗歌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新诗传统的秩序世界,也不是说九叶诗歌完全脱胎于西方现代派诗歌,但可以肯定,九叶诗歌的出现,使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诗歌之流进入了一个总体成熟的阶段,大胆的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同时大胆消化和创新,则是他们成功的内在机制。”至此,九叶诗派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的重要性得以彰显。

三90年代迄今:观照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活化石”

由于一些受到中外现代诗观念滋养而涌现的一群年轻诗人的参与和推动,在四十年代中的最后几年,中国现代诗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空隙中有了一次尽情的表现。这一群人共同地感受到了与大时代联系而产生的历史纵深感。他们尽管分处南北,但心气相投,目标一致,因而发出的也是同样一个严肃的声音:严肃的时代、严肃的追求、严肃的坚持、严肃的创造。

这是谢冕在《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一书中对40年代一群年轻诗人的形象描述,他们正是我们论述中的九叶诗人。该书的第十章被命名为《暗流涌出地表》,谢冕一方面肯定他们的追求“符合现代艺术的趋势而与世界诗潮相应和”,另一方面又不无遗憾地承认“对于中国而言,他们只能是一个幻想型的彗星般的闪光”。但不管如何表述,作者确信这一群年轻诗人在20世纪中国诗潮中光彩夺目,夺目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觉追求在当时作为“暗流”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这种“暗流”在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被定位为这个诗人群体的“超前意识”,因为他们努力寻求与构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原则,这种审美原则以“人民本位”、心理现实和诗化哲学为核心,最终实现现实与玄思的交响。而在蓝棣之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他以更流行的“九叶派”取代他自己80年代命名的“现代诗”派,并把这个流派归结为中国现代

诗三次浪潮中的第三次浪潮:新现代主义浪潮,这个浪潮是在面对浪漫一现实主义潮流的背景下开始诗艺探索,经历了40年代的崛起与成熟和80年代的重要发展两个阶段,改变了诗歌的概念,追求知性与感性的融合,社会性与个性的统一,使“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潮开始了同步的演变与发展”。郑敏则在那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的论文中指出“朦胧诗实是40年代中国新诗库存中的种子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播与收获”。唐湜晚年出版的《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把他一生对这个流派的评论文章结集在一起,从中,我们不但看到“闪光”的九叶诗意地呈现在他的笔端,也看到他对九叶的先行者李健吾、冯至、卞之琳所表达的沉挚敬意和对九叶之友莫洛和汪曾祺的精彩论述。

除了上述资深的诗评家,90年代以来的九叶诗派研究出现一批引人注目的新面孔,他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系统。英年早逝的余峥是这一时期较早注目九叶诗派的学者,他在《学生的激情学者的智慧》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流派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九叶诗派文化心态的基本特征‘火热的冷峻正是继承了鲁迅精神”,在《社会综合的立体探照》一文中论说九叶诗派与30年代英国“粉红色”诗群的关系时,指出“奥登们诗质的深层就有着里尔克的‘忍耐、‘静穆和艾略特的‘悲凉、‘玄想的基因”,‘他的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九叶诗派综论》。张同道更关心这个流派中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他从中西文化的宏阔视野来观察这群诗人:一方面,以“主题意识”、“原忧情结”及“古典哲学思想”为核心说明“中国古典诗的光辉传统始终像一位守护神注视着现代诗的发展”,他们的创作“预示了中国本源文化复元的迹象”,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精神呈向上趋势,而西方现代主义诗呈向下趋势”,他还把这群诗人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进行比较,认为从30年代现代派发展到西南联大诗人群是一次中国现代诗的转型,“诗情元素由情绪内质到思想、经验内质,诗体架构从单声部向多声部迁移”,突破了30年代诗的“小我”与“感伤”,并将“自审意识、生命沉思与深层心理探索”引进诗中。在专著《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他更以一人一节的篇幅分述了九位诗人的诗作风貌,论断精辟,创见迭出。游友基的《九叶诗派研究》是第一本以九叶诗派研究命名的专著,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综论,总论九叶诗派的形成理论主张和创作特征,下编为九叶诗派九位代表诗人的研究。作者在把握了流派特征的基础上,又进而探讨了各诗人个人特征,不断从同中揭示各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反过来又从独异的个性中显示共同的倾向,使上下编在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中愈加充分地展现出九叶诗派的丰富色彩。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则从流派陛质、内容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对九叶诗派进行详备的讨论,并提炼出“以物写我,化我为物”的特点与同时期的七月诗派“以我写物,化物为我”相比照,他还特别指出这个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中的特殊价值:“体现了中国诗人为建立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所作的努力”,“推出了自己的大师——穆旦”,从而对40年代诗坛“大众化”主潮起到“矫正与弥补”作用。谭桂林则在《西方影响与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构想》…中指出,九叶诗人“每一条有关新诗现代化的原则、所引证的理论依据、所利用的理论资源都来自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人”,认为“九叶诗人对新诗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独特价值…恰恰是在他们与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断裂与反拨上”。对于研究界比较公认的里尔克、奥登、艾略特这三个风格迥异的现代派诗人何以能同时对九叶诗派产生影响,他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在“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上,里尔克、奥登、艾略特“完全一致”。其他如张岩泉、子张、王泽龙等对“九叶”诗论、意象艺术、抒情表达方式的探讨,伍明春、黄岚等对语言建构的分析,都是对这个流派所作的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审视这个流派的内部结构特征。

随着九叶诗派研究的逐渐深入,一批更年轻的学者在他们的博士、硕十学位论文写作中也对这个诗派给予了格外关注。陈旭光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开辟专章讨论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他认为“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诗以象征主义为主流,至40年代则逐渐跳出法国中心,转为后期象征主义和以艾略特、奥顿等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是一个客观事实。他把这个流派诗人所受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区分为三类:将郑敏、陈敬容归之于“内向型”写作(里尔克),杜运燮、杭约赫、袁可嘉归之于“外向型”写作(奥登),穆旦、唐湜、唐祈和辛笛归之于“综合型”写作(艾略特)。他还将这一诗派的文艺思想与30年代颇成规模的“京派”进行比较,在“启蒙理想和个性主义精神”、“文艺的表现性”及“‘人性论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方面,二者有相近或相似之处;但这一诗派具有更为复杂的“主体意识结构”、更为可贵的“‘反讽意识和自我批评、自我批判”精神及更为浓厚的“西化色彩”。最后,他断定这一诗派“是现代主义诗学思考最为自觉的一代诗人,在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建设和成熟深化的过程中,作出了踏实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蒋登科的《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应该是第一篇以九叶诗派作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从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的演变轨迹人手,清晰地梳理了九叶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并将其置于当时主流诗歌、中国诗歌传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国新时期诗歌的关系中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让我们看到“诗海”中的九叶诗派的独特风貌。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之后,又推出《九叶诗人论稿》,以详实的个案分析补充此前的综合研究。杨蕾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诗歌》抓住“中国语境”这一限制语,从当时文坛的现实,政治的时局,都市文化氛围、诗人的精神历程等方面,以新批评派细读法、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文化研究、文学心理学等视角,对九叶诗派的流派形成、经典化过程、流派特征进行研究,对创作文本则作了大量细致的分析。马永波的博士学位论文《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诗学》综合运用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从诗学思想、精神意识、具体微观技艺三个层次上对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对九叶派的诗学、现代主义、戏剧化、历史生存条件等进行专题研究。

从40年代的“诗的新生代”到今天,我们看到九叶诗派坎坷命运的同时,也看到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的消长起伏,60年来,有关九叶诗派的种种逐渐被研究者们洞穿,从“综合”、“平衡”、“现代化”的阐释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辨析,从古今中外诗学的透视到诗歌内部结构的探寻,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不仅如此,九叶诗派的个体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关于穆旦的创作和唐涅、袁可嘉的理论方面的研究都已经比较成熟,国内权威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还不定期地为九位诗人分别开列研究专辑。但是,有关九叶诗人的生存境况、创作经验和诗歌之外的艺术探索等领域的研究尚有待深化。2005年11月,在广西玉林召开的新世纪华文诗歌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现代诗年会上,笔者就九叶诗派的生存境况、研究现状和可利用资源作了专题发言,强调这个诗派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既能承上启下,又能兼容并包,可谓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活化石”,这个论断获得与会许多资深诗评家的赞许。我想,这种赞许的背后,应该是他们对“活化石”自身的高度肯定和对年轻一代进一步探究“活化石”的深切期待!

责任编辑王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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