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由《连环套》引发的张爱玲之争及其后续文学行为，揭示出张爱玲为文以至为人的蜕变轨迹，指出她在“妇人性”的人性书写中宣叙一种但求个人自由安稳于现世不妨苟且偷生于乱世的妥协迷思，遂将“人的文学”引入歧途。

一但求“安稳”还是应有“斗争”：张爱玲与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

说起来，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及其后续事变，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情了，可是相关人士的一系列言语行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他们的应和或分歧在当年究竟有何意味，其实仍是有待重新检讨的问题。这些复杂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快捷巧妙的解法，只有尽可能地联系当年的历史语境、仔细地比勘校读相关文献，或许才可略窥其言行之究竟。

论争的引子是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从1944年1月开始，《连环套》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逐月连载，由于它是张爱玲继《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出色的中短篇小说之后创作的“第一个长篇”，所以《连环套》的连载也就特别地引人注目和令人期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连环套》却成了张爱玲艺术上的一大败笔——在作者粗俗的笔调和肤浅的叙述中，主人公霓喜为人做妾、与人姘居的“传奇”一生，居然是“畅意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竟至于说什么“(男人们)走就走罢，去了一个又来一个”，那口吻就像潘金莲在模仿郝思嘉的自我安慰之言“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一样难掩粗俗，至于袭用潘金莲打情骂俏的腔口如“贼囚根子”等等之粗鄙，更不待言。这样的笔墨、趣味竟然出现在《金锁记》的作者笔下，的确让一些珍惜张爱玲才华的文坛前辈惋惜不已。其中就有一直悄然蛰居在上海的翻译家傅雷，他破例地为张爱玲打破沉默，化名“迅雨”在同年5月1日出版的《万象》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自张爱玲崛起于沦陷区文坛以来关于她的第一篇重要批评文章，同时也堪称傅雷的第一篇重要批评文章，所以编者特地在该期的编后记里郑重推荐说：“张爱玲女士是一年来最为读书界所注意的作者，迅雨先生的论文，深刻而中肯，可说是近顷仅见的批评文字。迅雨先生专治艺术批评，近年来绝少执笔，我们很庆幸能把这一篇介绍于本刊的读者”。

号称“怒庵”的傅雷果然褒贬分明：“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傅雷看来，“《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跶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化的路。”所谓“趣味化”是批评《连环套》用低俗的男女传奇情节去刺激和吸引读者。同时，傅雷还批评《连环套》的“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由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所谓“腐化”云云指的是《连环套》因袭旧小说叙事的陈词滥调——“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从《连环套》的这些失误来看，张爱玲在创作上已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不觉。为了促使她尽快警醒，傅雷在文章的“结论”中对她提出了两条忠告和三条警告。第一，傅雷希望张爱玲“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即作者通过设身处地体会所创造的人物来扩展和深化自己的人生体验，“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这是针对自《倾城之恋》到《连环套》在表现人物上的浮浅之病而发的忠告。第二，傅雷委婉地说：“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感伤情调，……”。这是忠告张爱玲开阔视野、拓展表现的题材领域，不要老是把写作的兴趣集中在“男女问题”上。三条警告更是直言不讳：一，“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人生形相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这是针对张爱玲的叙事渐成格套而发的警告。二，“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三，“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这是对张爱玲特别喜欢抒发的并且也让一些读者特别喜欢的“苍凉感”之批评。由于这种“苍凉感”乃是中西和合而成并贯穿在张爱玲的末世一乱世男女传奇叙事中，所以书评家少若在1947年曾称张爱玲的叙事趣味是“颓废的情热”。

看得出来，傅雷的这些忠告和警告虽然直言不讳，但大多是关于艺术的，而且发言中肯、态度恳切，显然是出于对张爱玲艺术才华的珍爱和对她的文学前途的厚望。

可是，在傅雷充满善意的文章中也确实包含着一些超越了单纯艺术得失的严肃批评。其最耐人寻味之处，是他说“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这些“优点”既能够成就《金锁记》那样的杰作，却又会把张爱玲“引入危险的歧途”。这是为什么呢?细读上下文，原来傅雷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产生文学杰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作家必须有“深刻的人生观”并从而富有深度地写出人生的或者说人性的“斗争”。按，由于在目前的语境下，“人生观”和“斗争”这类概念几乎被视为保守或极左的代名词，所以在此应该说明的是，傅雷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并不保守也不狭隘，让他反感的恰恰是局限于某种“主义”的文学趣味和意识形态化的左翼文学观念——“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是问题。”所以他所谓的“人生观”和“斗争”，显然与意识形态化的“左翼”教条无关。傅雷的“人生观”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那样的时刻和境遇中默默坚守，必定有其不可动摇的人生观底线。从傅雷紧接着对“斗争”人生和“斗争”题材的特别强调中可以看出，在他眼里，人的自由是争来，而为自由而斗争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可宝贵的人性内核，这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的核心和文学观的基础——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而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赚取同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愤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是斗争的表现。

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掉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一样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躯壳。

傅雷的主张显然有鉴于此前新文化、左翼文化过分强调人生斗争的外部性和社会性之偏至，同时也显然是考虑到了沦陷区作家置身“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的特殊情况，所以他特别强调的乃是加强和深化对人生斗争的主观方面或者说内在方面之表现，殷切期望沦陷区的作家们能够在这方面纵深开掘、于人生的内在斗争描写中彰显出人类不屈不灭的人性。傅雷之所以对《金锁记》和《连环套》给予了褒贬截然不同的评价，首先就是因为这个根本点之有无。在他看来，《金锁记》不仅完满地展现了女主角曹七巧内在的金钱欲和爱情欲的悲剧性斗争，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悲剧性的搏斗中不灭的人性之光——尽管曹七巧的战斗失败了，但她毕竟为爱情战斗过，作品令人信服地展现出即使在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曾减少圣洁”，而垂死之际的她回首前尘往事，不禁为自己错失了爱和锗待了子女而黯然神伤，这也表明她虽然心性病态，但毕竟人性未泯，所以她仍然是个让人悲悯的犯了错误的人。可是《连环套》的女主角霓喜却几乎只是“一个动物”，她靠为人做妾、与人姘居以谋生，却丝毫不见她有什么内在的人性斗争，甚至连一个人起码应有的痛苦和屈辱也没有，张爱玲将这个人物置于动物般的生存竞争中，完全肯定她不断与环境寻求适应、获得成功的“连环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的发生，并非由于张爱玲的艺术技巧不足，而是因为她的人生观出了问题。这正是傅雷最为担心的问题。

不待说，在彼时彼地坚持这样一种人生一人性的内在斗争观去作人和作文，这其实是二而一的事情。对张爱玲能否坚持不动摇，傅雷是委实些担心的，但表达得很特别。那是在对张爱玲提出了一些艺术忠告之后，傅雷用仿佛随意的口吻说出了这样几句其实耐人寻味的话——

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

在那样的时刻和地方，所谓不同于逆耳忠言的“更悦耳的声音”会是什么?而又能够在一个女作家“耳畔”说，那说话的人又岂是普通的关系?傅雷没有明说，但无疑是话里有话、别有所指的。或许正是考虑到“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所以傅雷文章结末的几句话就异常地言重而且严重——

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

……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奇迹在中国不算希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在这些语重心长的劝告里，无疑隐含着对张爱玲为文以至为人的某种不忍明言的担忧。

在那时有这种担忧的人并不止傅雷一个。据柯灵回忆，当年在上海守望待旦的文坛前辈和文学同行中，确有一些人对张爱玲既关切又担忧，柯灵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如郑振铎隐姓埋名，……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查郑振铎对张爱玲的劝告，与傅雷发表对张爱玲的批评，这两件事是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大概都在1944年春夏之际)，而居间起着沟通作用的人都是柯灵。应该说，柯灵不仅同意郑振铎的意见，而且对傅雷的批评也有同感，否则他就不可能在张爱玲的小说尚未连载完的时候，就在同一刊物上安排发表傅雷那么严肃甚至严厉的批评文章了，并且在傅雷的文章里也有敦劝张爱玲“多写，少发表”的话，与郑振铎、柯灵劝告张爱玲的话如出一口。由此不仅可见在对待张爱玲的问题上，郑振铎、柯灵和傅雷有相当一致的看法，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私下里曾经为此交换过意见，所以傅雷公开发表的批评文章事实上代表了他们三人的共同看法。是的，他们都很珍惜张爱玲的才华，也都有点担心她在那样的环境里不慎误入歧途，于是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共同敦劝张爱玲慎重地为文和为人。

时间很快就证明他们的担忧并非过虑。事实上，正当傅雷担心着“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之时，那“更悦耳的声音”却从张爱玲的耳畔吹到了公开的报刊上，而且那声音恰恰来自与张爱玲热恋中的男友胡兰成。

很遗憾，说到沦陷时期的张爱玲问题，就不能不提胡兰成。此人曾为汪伪高官，1944年初与张爱玲相识，二人很快陷入热恋而同居，抗战胜利后胡被通缉、潜逃日本，二人从此仳离。这些事实如今已是人所周知，可是究竟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对张爱玲为文以至为人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些人因为特别喜欢张爱玲的人与文，所以刻意淡化她和胡兰成的关系，只把胡兰成看成张爱玲的一个崇拜者，并依据文学无干政治的逻辑，竭力把她从胡兰成的关系网中洗刷出来，以保全她作为一个文学作家的独立性；另一些人则特别强调张爱玲与作为汉奸的胡兰成的关系，并据“近墨者黑”的逻辑，也把她定为汉奸文人，将她的创作一概斥之为汉奸文学。这两种观点虽然相反，但逻辑同样简单。其实，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交往，既有乱世才子才女发自真心的惺惺相惜，也有乱世男女难以免俗的相互利用，而相近的乱世人生观和人性观则是他们交往的思想基础。可以肯定，这样的关系并没有使张爱玲变成汉奸文人，但也确实无疑地对她的为文和为人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应该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确有些非同一般之处——他们之间不仅有相当大的年龄差距，而且他们的接近恰恰发生在胡兰成的“从政”生涯正走“霉运”而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开始引人注目的时候，所以双方若非真的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则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无须讳言，胡兰成原本是个不乏才气的人，因此野心也不小。从1927年到1935年间，他辗转浙江、广东和广西等地担任中学和师范教师，很不得意；1936年他转向新闻界发展，有了一点小名声，因此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中的汪派延揽，到香港担任《南华日报》主笔，以所谓政论家的身份开始

了他的政治投机生涯。1938年岁末汪精卫发表了“主张和平”的“艳电”，遭到国人唾弃，而胡兰成却很快就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和与战》的社论，成为最早拥护所谓“和平运动”的几个汉奸文人之一，因此赢得汪精卫的赏识。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论功行赏，胡兰成获得了伪中央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职。如此投机得逞，胡兰成更加野心膨胀，遂与把持伪中宣部的林柏生争权，而林柏生乃是汪精卫最为倚重的心腹兼同乡，岂能容胡兰成撒野?结果是胡兰成被逐出伪中宣部，出任一个闲职，以舞弄笔头度日。所谋不遂的胡兰成因此对汪精卫也产生不满，遂直接转向日人献媚，为此他“费了数个月的功夫，写成了一厚册十余万言的论文，大意为如何才能使‘中日亲善，如何才能‘使大东亚战争取得胜利，并且说：现在日本信任汪政府，可是汪政府却非常腐败，腐败的原因，乃是广东人的优势太大，这样下去，‘中国完了，日本完了，大东亚完了!胡兰成以这样警惕的句子结束他的洋洋大文，以为一定可以得日本人的同情，便抄了好几份，托日本大使馆转送日政府。岂知日本大使馆竟先将一份交伪政府审阅，那时老汪已病倒了，其他‘要人，见了怎能不怒，便将胡兰成抓了起来”。按，胡兰成的下狱是1943年冬天的事情。由于那时的他以伪政权中敢言的革新派的面目出现而且个人亦不无文才，这使他不仅赢得了侵华日军中一些不满汪伪政权之腐败的少壮派军官的赞赏，因而施加压力很快让胡兰成获释，而且也使他获得了一些沦陷区文人的同情和欣赏，如苏青和张爱玲就“动了怜才之念”，曾经一同去找周佛海为胡兰成说情、试图营救他，虽然没有起什么作用，但也可见张爱玲对胡兰成是不无欣赏的，而在这之前胡兰成也曾注意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当胡兰成在1944年初出狱后，他惊讶地发现张爱玲已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文学新星，又得知素昧平生的张爱玲居然参加了对他的营救，这使仍在“忧患”中的他对张爱玲由感激而激赏，特意前去拜访，而他对张爱玲人与文之“有同情的理解，”也令孤傲的张爱玲确有欣逢知已之感。如此一来二往，双方很快就陷入热恋中，成为一对惺惺相惜进而相恋的乱世才子才女。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热恋大约发生在1944年舂夏之际。也就在这个时候，胡兰成赞扬张爱玲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现了。最早的一篇当是《皂隶·清客与来者》，发表在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和运”刊物《新东方》杂志第9卷第3期上。这篇文章虽然并非专门为张爱玲而发，但最受赞扬的作品乃是张爱玲的《封锁》，胡兰成以为“简直是写的一首诗”，以至于他欣然把张爱玲视为接续新文学命脉的“来者”之代表。

紧接着，胡兰成就在1944年5月出版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长文《评张爱玲》。这篇文章与迅雨即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几乎同时发表。可以理解，“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那时的胡兰成眼里，“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所以《评张爱玲》对张爱玲真可谓好话连篇、恭维备至，诸如“她不仅是希腊的，而且是基督的”、“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之类，就揄扬到过分、恭维至肉麻，考虑到这些话出自情人之口，则虽不足为凭亦不必深责。当然，《评张爱玲》并不全是无须认真对待的热昏恭维，其中也耐人寻味地表达了一个乱世才子对一个乱世才女所特有的敏锐感应。例如，胡兰成就别具慧眼地发现；张爱玲在创作中着力表现的乃是挣扎于乱世的凡人而非得意于乱世的英雄。或许是因为胡兰成自己原本就是个小人物而又刚从好不容易爬上去的“政坛”上跌下来吧，所以他特别赞赏张爱玲对平凡的弱者和跌倒的人物之表现。也因此与傅雷的独赏《金锁记》不同，胡兰成最欣赏的作品是《倾城之恋》。在他眼中《倾城之恋》乃是最能表现这类平凡的乱世男女“真的人性”的典型之作，而它最打动胡兰成的地方，就是张爱玲在作品的结尾对范柳园和白流苏的凡俗人性和乱世人生选择的总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在随后出版的6月号《杂志》上，胡兰成又发表了他的另一篇《评张爱玲》。此文一般被视为上一篇《评张爱玲》的续篇，其实更有可能是一篇新作。此时胡兰成应已看过迅雨即傅雷的批评，并且敏锐地意识到迅雨所谓作家必须有“深刻的人生观”并从而富有深度地写出人生的或者说人性的“斗争”的言外之意，这便是第二篇《评张爱玲》那么着力弘扬张爱玲的人性观一人生观及其文学观的原因。文章一开篇，胡兰成就转述张爱玲的自白云——

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地自私。”

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胡兰成故弄玄虚地说自己初闻之下还有点不明所以，随即却从自己的遭遇里得到了印证——其时的他因为政治投机失败，愤而声言“爱国”、“革命”、“群众”这些责任重大的大事都与自己“不相干”，“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而“再遇见张爱玲的时候，我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可以说，这样一种特别的个人主义乃正是胡兰成和张爱玲这对乱世才子才女产生共鸣、相互走近的思想基础。并且，善于投机的胡兰成也敏感到，对此时既不为汪伪政权所容又被抗战阵营唾弃的他来说，个人主义不仅是他的一根应急的救命稻草，而且可以成为他进退出入于政界和文坛的堂皇旗帜来打。于是在他的张爱玲论里就有了这样的放言高论——

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

……个人主义是旧时代的抗议者，新时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时代的和谐中融解，却不是什么纪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灭的。

所谓个人主义的“冷淡的怠工”，其实是胡兰成政治投机失败的一个自我遮丑的说法。胡兰成这个人确乎有些小聪明，被迫从“政坛”退却到“文坛”的他当然知道，“个人主义”的人性论述在文学上是很有吸引力和魅惑性的。于是，他追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一方面慨叹鲁迅“过早地放弃了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做不胜欣喜状，说是自己竟然意外地发现“在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这个“她”指的是张爱玲。然则，张爱玲的个人主义到底伟大在何处呢?用胡兰成的话来说便是，“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在胡兰成的眼中，张爱玲的个人主义是能够给那个战乱时代带来和平与和谐的福音，所以他盛赞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人性宣叙不仅比后期鲁迅的政治书写更合乎纯文学的要求，而且比早期鲁迅的以至于苏格拉底的和卢梭的个人主义更合乎那个时代的人性要求——

到得近几年来，一派兵荒马乱，日子是更难过了，但时代的阴暗也正在渐渐祛除，兵荒马乱是终有一天要过去的，而传统的吓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

能再恢复。这之际，人们有过着了危险期的病后那种平静的喜悦，虽然还是软绵绵的没有气力，却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围。而张爱玲正是代表这时代的新生的。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的。至此忽然记起了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黄帝与共工大杀一通之后，战场上变得静寂了，这时来了一群女神，以她们的抚爱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这样，是人与物的发现者。

就在如此这般和平压倒战斗的礼赞声中，胡兰成也因势利导地将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人性文学书写纳入到沦陷区“和平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范畴里去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超政治”的人性文学论和“超文学”的乱世和平论，乃是胡兰成的“张爱玲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可是，也许正因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评论确乎不乏“超政治”的文学洞见，而其“超文学”的政治诱导则掩藏在美妙博辩的人性礼赞里，所以这后一面及其和前一面的关系，就常常被一些当代的张爱玲论者忽视了。

张爱玲自己却是清楚的。事实上，当傅雷的批评和胡兰成的赞誉几乎同时出现之后，心思缜密的张爱玲就不难明白这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在争取她，何去何从，她必须做出选择，并且她也明白这选择将决定自己今后为文的方向和为人的立场。而张爱玲的选择也并不迟疑，那选择就见于她的表态文章《自己的文章》中。

毋庸置疑，《自己的文章》乃是张爱玲少有的申述其文学行为的文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一直很受研究者的重视。然而，窃以为《自己的文章》在被重视之余，也遭遇到了显然片面的解读和本不应有的忽视。“显然片面的解读”之表现是，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文章》当作张爱玲辨别她与傅雷文学观念差异的一篇纯文学论文，几乎毫不理会这篇文章也表现了张爱玲的人性观和人生观，其实人性观和人生观乃是文学观的基础。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乃是胡兰成的《评张爱玲》续篇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之间的关联——二文不但发表时间上非常靠近、所持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就二者的写作行为来说，也存在着亲密无间的应和以至合作的关系，可是迄今为止人们对此却几乎全然不察，此之谓“本不应有的忽视”。

按，目前流行的张爱玲文集、选集以及张爱玲研究资料，大都在《自己的文章》后附注时间为1944年12月，这可能是根据收入这篇文章的散文集《流言》的出版时间，但其实在此之前《自己的文章》就发表过了，而且发表过两次，第一次是发表在“和运”刊物《新东方》杂志第9卷第4-5期合刊上。有一篇《张爱玲大事年表》倒是注意到了这个出处，却错将该期刊物的出版时间系在1944年7月。实际上，《新东方》杂志第9卷第4-5期合刊是1944年5月15日出版的，该刊编者并在本期“编辑后记”里特地说明道：“最近杂志万象上同时刊有关于张爱玲先生的评论文字。本期张先生写来一篇《自己的文章》，想是对上述文字的一点反应。”编者所谓“杂志万象”，当是指发表胡兰成第一篇《评张爱玲》的《杂志》第13卷第2期(1944年5月10日出版)，和发表迅雨的批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的《万象》第3年第11期(1944年5月1日出版)。这也就是说，张爱玲自己才是第一个对迅雨即傅雷的批评作出反应的人，而且反应速度非常之快一《自己的文章》从写作到发表不过短短半月!而紧接其后为张爱玲辩护、对迅雨进行驳难的，就是胡兰成——他在《杂志》第13卷第3期(1944年6月10日出版)上发表了第二篇《评张爱玲》。没有迅雨的文章，张爱玲当然不会写《自己的文章》了，而没有迅雨和张爱玲的文章，也就未必会有胡兰成的《评张爱玲》续篇。事实上，所谓《评张爱玲》的上篇原本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那期《杂志》的编者也没有交代说该文未完待续，而所谓续篇虽然没有点出迅雨的名字，文章的主旨却分明是针对迅雨的批评而为张爱玲的人生观辩护的，然则倘若续篇早已写成而待刊，则胡兰成怎么可能未h先知迅雨的批评?所以合理的推断应是，所谓《评张爱玲》的续篇其实是胡兰成为了帮助张爱玲应对迅雨的批评而临时赶写的，只是因为它紧接着上期《杂志》上的《评张爱玲》而续载，所以也就被顺便编排为上期文章的续篇，并且作为“续篇”编发也有助于抹去胡兰成出头为张爱玲辩护的痕迹。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胡兰成的两篇《评张爱玲》是一次写就的可能性，但即使真是那样，原先的续篇在发表前夕也一定根据新的情况做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业已情好日密、常在一起消磨的张爱玲、胡兰成二人在看到迅雨的批评后，必然有过沟通和讨论，然后便决意分工协作、相互呼应、共同对付迅雨的批评。

明白了这中间隐含的关节，也就不难理解《自己的文章》和第二篇《评张爱玲》两文有那么多相通相似之处，以至有些地方简直如出一手、难分彼此的来由了。例如第二篇《评张爱玲》里有一段为《连环套》辩护的话，而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回答傅雷对《连环套》的批评时，也说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一段话。最值得注意的是，胡兰成在第二篇《评张爱玲》里肯认张爱玲是个乱世里的“个人主义者”、“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并据此赞扬张爱玲重视平凡的个人求安稳的人性、这足以给战乱的人间带来亲爱与和平、因而代表着时代由败乱走向新生的希望云云，这可以说是胡兰成的“张爱玲论”之要旨；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也是《自己的文章》的主题思想，并且据张爱玲说那些意思原本是她自己的发现——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入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远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话虽然说得妥帖周到，但张爱玲的人性观和人生观的倾向性还是看得出来的，那就是对人之求安稳、求和谐于不完全的乱世这样一种人生态度的同情。正是以此为基础，张爱玲进而提出了她的独树一帜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一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

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力的总量。然后，张爱玲又特别强调了乱世的不可抗，从而赋予她的人生与文学主张以一种合乎世态人情的当然性，给人的感觉是乱世里的人生和文学几乎含此莫由、别无选择了——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

所谓“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这无疑是张爱玲对乱世人性和人生之最为深切的感受，所以她对此反复申说而不厌，而其要旨可一言以蔽之，即胡兰成替她总结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胡兰成最欣赏张爱玲的，就是这一点。

说一千道一万，张爱玲自己竭力追求的、并声称人们都在全力去抓的、因而也是她在创作上所要着力表现的、同时也是胡兰成特别赞赏她去追求和表现的东西，就是这个在乱世里寻求个人现世“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之诉求。在这方面，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确是一对旨趣相投的乱世才子才女，所以他们的要现世安稳和谐的观点不仅相通到几乎难分彼此，而且相互配合着先后发表在最重要的“和运”刊物《新东方》杂志和转向“和平阵营”的《杂志》上，此呼彼应地附和着“和运”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正是迅雨即傅雷最为张爱玲担心的，然而恐怕连傅雷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事已至此，傅雷也就无话可说了。所以，当年发生在傅雷和张爱玲、胡兰成之间的论争，只一个回合就结束了，而他们之间分歧的关键显然不是单纯的艺术趣味问题。这只要看看傅雷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尤其是人生的内在斗争的着意强调，和胡兰成、张爱玲对乱世人寻求现世“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之当然性的特别揄扬，就泾渭分明了，尤其是张爱玲对“斗争”的刻意消解和对“安稳”的再三致意，无疑与傅雷对“斗争”的坚持构成了针锋相对的对立。这种对立首先是人性观一人生观的分歧，其次才体现为文学观一美学观的分歧——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伸而已。

不能不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世下，这样的分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从迅雨即傅雷那边来说，他当然完全理解“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乱世男女本能地渴求一已之自由、真实和安稳的人生，这原本是人情之常常，而且也确乎是其情可悯。所以，傅雷并没有苛求张爱玲写什么革命的斗争的抵抗的英雄文学，也没有要求她笔下的那些弱小的凡夫俗子们必得有什么革命、斗争和抵抗的壮举，他坚持要求的只是沦陷区的作家们应该加强对人生斗争的主观方面或者说内在方面之表现，殷切期望作家们能够在这方面纵深开掘。这是因为自，1942年以后日伪控制了整个上海，情势更为险恶，众多作家和广大读者面临的最大考验，已不再是民族立场的是否动摇，而是为人与为文的基本底线是否妥协的问题。傅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特意强调文学应该致力于表现人性的内在斗争的，他特别担心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下有些作家会把人性的软弱自私当作屈服和妥协的理由。而在傅雷看来，即使一个自私软弱的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向压力和情欲屈服，但只要他是个人，他在屈服过程中就仍然会有人所应有的内在人性斗争，至少会有人的痛苦与屈辱，所以哪怕他最终失败了、屈服了，但他的内在的斗争及其痛苦，就仍然会彰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之光，而表现这一切的文学则不仅显然更具心性的深度、并且仍然葆有人性的尊严。所以，傅雷在彼时彼地坚持这样一种内在的斗争观念，其实意味着对人生与文学尊严的坚守。

回头再看张爱玲，她1944年前的创作饱含同情地描写乱世一末世凡夫俗子的命运与心性，这原本无可非议，而且正如傅雷所指出的那样，她那一时期的佳作如《金锁记》，好就好在写出了人物内在的人性斗争；即使被傅雷认为深度不足的《倾城之恋》，张爱玲也在文末婉转地传达出她对流苏那种自私自足的“圆满”其实心怀不安。可是进入1944年以后，张爱玲的心态急转直下，她觉得破坏连着破坏的乱世没有尽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所以孤独无助的个人与其在不可抗拒的乱世中无望地守望和等待，还不如本其生物性的求生意志、尽可能地追求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要“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于是，在乱世里但求个人现世之“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的人性一人生观和文学一美学观，便成了张爱玲1944年之后为人与为文的主导思想。这种近乎苟全性命于乱世、但求个人现世安稳的观念，其实是一种带着浓重的利己性、现世性及生物性的乱世生存哲学与乱世生存美学。可此时的张爱玲却认为自己的人生一人性心得不但具有“事实是如此”之真，而且具有达致人间和谐之善与符合永恒人性之美，加上胡兰成的诱导与鼓励，张爱玲更对自己的这一套心得确信不疑，仿佛只要发扬和表现这些，当真能够给战乱的人间带来和解、和谐与和平。于是，她便毫不迟疑地与胡兰成结伴而行，在为文以至为人上自觉而且迅速地走向妥协应世、苟且求安之途。

二“人的文学”之歧途：“妇人性”的人性宣叙中的妥协迷思

正是带着一种但求个人现世自由安稳的妥协心态，1944年的张爱玲在人生和文学上同时作出了新的选择。

经过一段放恣的热恋之后，张爱玲无所顾忌地与臭名昭著的汉奸政客胡兰成结婚了，二人的婚书上就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表明他们乃是在亲身实践其但求个人现世安稳于乱世的人生主张。如果这确如张爱玲所说只是个人的“私生活”而且仅止于“私生活”，那别人当然无从置喙。可事

情的另一面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构建二人放恣的感情、安稳的生活于乱世，还要更进一步地通过其文学行为——从理论上的鼓吹到创作上的实践——来宣扬他们那套但求个人现世安稳于乱世即是真善美的乱世生存之道，而这样做的目的，据张爱玲的反复申说乃是要给乱世的人们以“启示”，胡兰成更大言不惭地说是要“做个启蒙运动”，张爱玲也被纳入其中，这就非同小可、难以马虎视之了。

就在张、胡新婚燕尔之际，这个要给人“启示”的“启蒙运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政论家”胡兰成是其主要推手，骨干成员则有张爱玲、沈启无和路易士，他们联手构成了一个集南北沦陷区文坛新锐的“四人帮”小集团“苦竹社”，企图在没落的“老作家”阵营之外别树一帜。1944年10月胡兰成在《苦竹月刊》创刊号的“编后”中宣告了与所谓“言论老生”(借用张爱玲语)立异的新气象，并用日本人口中的“昂扬”来形容他们兴冲冲的劲头——

一发完了封底的出版预告，就感触着了一派新的气象在那里轩腾，仿佛日本人口中的“昂扬”，是很昂扬的。

《苦竹》的出版，也正是，一种喧腾的新的气象，在这里出发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1944年11月，胡兰成又在《苦竹月刊》的第2期“编后记”里踌躇满志地宣告，他们这个小集团找到了一条作文章和作人的“新路”——

屹然地，将第二期又出版在这里了。

这第二期，印出来《文明的传统》。

印出来《给青年》。

印出来我们的《自己的文章》。

《自己的文章》，虽然是已经在别一刊物上边发表过了，但是因为它是近十年来的重要文献，无法不将它重印，以延揽它的读者。为读者，为我们的文章界，其中一条新路的发现，要请多数人知道。

作文章的新路，在这里辟出来了，作人的新路，为多数人，也在这里辟出来了。——宁静又坦荡，奋进而安稳，于是有了“万物动摇，揩衣拭冠”的那丰度。这个作文章和作人的“新路”也就是他们所谓“启蒙运动”的方向，而作为这“新路”之方向标的恰正是张爱玲的理论文章《自己的文章》。为了扩大《自己的文章》的影响，胡兰成还特意将该文重刊于《苦竹月刊》的第2期。同时，胡兰成、沈启无、路易士也在该刊的多篇文学与政论文章里反复表达了他们对张爱玲的推崇，几乎到了言必称张的地步。所以张爱玲虽然年资最轻，但她却成了代表着这个“四人帮”小集团“启蒙运动”方向的灵魂人物。

这个“启蒙运动”又与沦陷区后期的“国民和平运动”挂上了钩。所谓“国民和平运动”是胡兰成发起的，他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频频呼吁召开国民会议，集聚“全国人民”要“和平”的呼声，来商讨对内收拾混乱僵持之残局、对日进行和平谈判的问题，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分赃政策。这样一种和平论调虽然投合了深感大势不妙却又企图保持其既得利益的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可是因为胡兰成以反对腐败旧官僚的新兴力量之代表自居，所以引起了伪政权实力派的打压，致使“苦竹社”在宁沪难以发展。于是在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的支持下，胡兰成来到武汉主编《大楚报》，继续推动“启蒙运动”和“国民和平运动”的开展，除《苦竹月刊》外，又筹划发行《新评论丛刊》、《南北丛书》、《快读文库》等文艺政治丛书，张爱玲的小说集《倾城之恋》也被纳入其中。这是1945年前半年的事。满脑子王霸之谋、纵横之术的投机政客胡兰成，还计划着如果寻求全面和平的国民会议开不成，就在日本军人的支持下另立山头——建立局部和平、地方割据的“大楚国”。张爱玲是否知道胡兰成的“大楚国”阴谋，现在已经难以查考，可以确定的是其他活动都与张爱玲有关。看得出来，此时的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在“夫唱妇随”中已包含着相互利用的成分，双方都想借助对方以谋求各自在乱世里的现世发展、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胡兰成充分利用张爱玲的才华、作品和思想资源，来为其借道文化重返政坛服务，张爱玲也充分享受着胡兰成及其追随者的赞誉和鼓吹，获得了她所迫切需要的名声、地位和影响。

当然不能因此就判定1944年以后的张爱玲成了汉奸文人，但她与胡兰成配合得那么默契，究竟是为什么而且意味着什么，却是不可轻忽的问题。究其实，张、胡之间不仅有两情相悦的乱世才子才女之恋，更有一拍即合的乱世男女求生之道，即所谓但求一已自由发展、个人现世安稳的乱世生存哲学。胡兰成正是借此以售其奸的。抓住了这一点，胡兰成就不难因势利导地把她往妥协主义的路上引。因为张爱玲那么热切地肯认乱世男女但求个人现世安稳的人生选择，并致力于用文学来表现这种人生选择的真善美，这种为人和为文的趋向在那样的时势下不就意味着对人性与文学的尊严之放弃、意味着只要有利于个人在乱世里得安稳就无妨去适应、认同和妥协么?而况张爱玲还要拿这样一种所谓重新发现了人的“人的文学”给沦陷区的读者以“启示”，那“启示”除了向人们宣谕为了一已生存之安稳可以放弃尊严、不要斗争、不妨苟且的人生妥协之道，还会是别的东西么?这样一种宣谕妥协人生的“人的文学”尽管没有明显的政治妥协色彩，却与妥协主义政治并不矛盾，毋宁说，惟其保持着纯文学“人的文学”的姿态，反倒更具启人妥协的魅力。这也就是胡兰成特别看好张爱玲其人其文、极力把她树立为“作文章和做人的新路”的标志之原因。

一种标榜“从政治走回人间”的“人的文学”当真会走上“妥协主义”的歧途么?会的。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抗战时期的“妥协主义”主要是或者首先是一种政治倾向、政治行为，这样一种判断在政治史以及“文学政治”的研究中并不错。但是，学界却长期忽视了沦陷时区文学行为特有的复杂性：在那里，赤裸裸地宣扬汉奸政治的“妥协主义”文学，与明显地宣传反抗日伪统治的抗日文学，虽然都发生过，却都不会是很多、很突出的存在——后者之比较少，当然是因为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不可能自由生长，前者之不太多，则是因为即使是一个汉奸文人，也觉得赤裸裸地宣扬与侵略者妥协、搞民族投降太无耻并且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相形之下，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由于沦陷区是所谓“和平区”，所以在它那里非政治的“纯文学”反倒可能比艰苦抗战的国统区和解放区获得比较多的发展条件，但最复杂难辨的也就是这些个大量存在的“纯文学”，因为其中既有不少默默坚守着人与文之尊严的文学，也有颇多渲染人生妥协情调的文学，……所以沦陷区的“纯文学”其实是良莠不齐、清浊并存，而问题恰在于它们都具有“纯文学”的形态，甚至都声称是继承和发展着新文学之人性启蒙主义和艺术自由主义的传统，都说是在“非政治”、“为艺术”的同时不忘“为人生”、“哀民生”之旨趣，于是事过境迁的研究者者欲辨清浊、评骘是非，也就相当困难了。

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愈是“似是而非”之是非，愈是不可不辨。

张爱玲在1944—1945两年间的文学行为就属于此种情况。由于她的妥协迷思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而是寄寓在

“人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就颇难辨析而含混至今。不错，倘若撇开具体语境来看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告的发现—一“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云云，似乎不能不承认这些言辞确如胡兰成所赞扬的那样，是“重新发现了人”、使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堪称是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的文学”观念的熏要补充和发展。富有理论兴趣的研究者甚至可以从张爱玲“非牡烈”、“非悲壮”和“反英雄”、“反浪漫”的言辞里，发现她超越“古典主义”直达“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以至于“后现代性”。可是，联系当年的现实语境，再看看张爱玲紧接着的下文——“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就会发现她的理论逻辑实在蹊跷和离奇。真是难为聪明的张爱玲居然想出了“妇人性”这个概念，也正是这个概念使她的言说逻辑露出了破绽。无须讳言，传统的中国妇女面对强权和压力大多被迫在委曲求全、依附逢迎中讨得现世安稳的生活，这确实如张爱玲所说“事实是如此”。对此，“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人和新文学作家如鲁迅等并非没有发现，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已然的事实视为理所当然的善和美，倒是往往秉持着一种“哀其不章，怒其不争”的态度来抒写妇女们确实如此的悲苦与卑屈；可张爱玲却只看中妇人们委曲以求全、妥协以求生、苟且以求安的生存态度之坚韧，深为感动地把这样一种“妇人性”的生存态度抬举为“人的神性”，不胜欣喜地主张人应该发挥这种永恒的人性在不安全的乱世追求个人的现世安稳，并声称这才是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倾心表现的人情人性之常。一个现代女作家竟然如此肯定这样一种“妇人性”的人性，岂非太匪夷所思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张爱玲居然还要拿这样一种“人的发现”和表现它的“人的文学”来对沦陷区的芸芸众生进行“启发”，那不就是教人发挥这样一种“妇人性”的人陛去苟且偷生于乱世么?

这或许让一些痴迷的“张迷”觉得难以接受，可是“事实是如此”——张爱玲不仅这样主张着，而且也确实这样写了。事实上，上述张爱玲关于“妇人性”的妙论乃是她对自己的一部小说所张扬的人性之总结，那部小说恰是受到傅雷严厉批评的《连环套》，而傅雷最不满于《连环套》的，就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把一种委曲求全、妥协求生、苟且求安的“妇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肯定有加。按，所谓《连环套》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充分发挥其“妇人性”的求生本能来以弱胜强地“求生存”的连环传奇。女主角霓喜原本是出生于广东偏僻角落的一个乡下丫头，还在“光绪年间”她才十四岁时就被养母卖给香港的一个印度商人，由此霓喜得以进入半殖民地都市的上流社会，开始了为人做妾的姘居生涯，直至香港沦陷之后，垂老的她仍然顽强地生存着。霓喜如此漫长的一生可谓历经沧桑，既有过畅意的享乐，也不止一次地跌入低谷；但弱女子霓喜总能逢凶化吉、否极泰来。然则霓喜到底靠的是什么呢?那说穿了乃是她的动物般执着坚韧的求生存求安稳的生存本能，为此，她可以不顾一切，近乎人尽可夫，也因此她才能一次次地渡过生存的危机，男人一个又一个从她身边走过去了，而她的“畅意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仿佛不断的“连环套”。看得出来，《连环套》里的霓喜这种“随时下死劲去抓住”生活的劲头有点像《金锁记》理的曹七巧，但作者的叙述态度又有重要的区别，所以这两个女性形象也适成对照：张爱玲对曹七巧的叙写不仅有现代的精神分析眼光，而且包含着“五四”以来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现代意识”，所以她笔下的曹七巧仍然有人性的内在斗争、仍然是个让人同情的“人”；至于霓喜，作者在《连环套》一开篇就说要“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她“曾经结婚多次”的一生，而最终作者也确实把霓喜描写成了一个纯然的动物——按此时作者的观点，“人本来都是动物，可是没有谁像她(霓喜)这样肯定地是一只动物”。自然，在生活中并不是没有霓喜这样的女人，在文学中也不是不能写霓喜这样的女人，关键在于作者究竟用怎样的态度来写霓喜这样的女人。张爱玲的问题是，她对霓喜的这种动物性的“妇人性”之肯定，并非似是而非的反讽而确属发自衷心的首肯，所以她才那么津津乐道地叙说着霓喜在一系列生存竞争中极尽苟且逢迎以求得现世安稳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仿佛“妇人性”的逢迎苟且当真让霓喜如鱼得水、乐此不疲、所向披靡、百折不挠似的，却几乎完全疏忽了霓喜作为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内心矛盾，年复一年在苟且与妥协中厮混的霓喜甚至连人的痛苦和屈辱都没有，这就使得霓喜几乎成了一个纯然动物性的“女人”，可作者却一再首肯霓喜“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这一切都表明此时支撑着张爱玲创作的人生观一人性观已经下滑，而问题则是“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张爱玲如此表扬这种不惜一切追求现世安稳的“妇人性”是否妥当、所为何来?应该说，正是有感于此且有憾于此，一直蛰居自守的傅雷才打破沉默，化名撰文向张爱玲诚恳地提出了作家必须有“深刻的人生观”、应该努力写出人性的内在“斗争”的忠告，并发出了倘不如此则她的一切优点只会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的警告。然而，自得的张爱玲在胡兰成的鼓励下骄傲地拒绝了“迅雨”的忠告和警告。她在其答辩文章《自己的文章》中只承认《连环套》中人物的“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但坚持说她对霓喜的叙写并无不妥，再次强调“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再次肯定“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

诚然，“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乱世人生昔隋确实可悲，“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之委曲求全的苦衷亦有可悯之处，这些也都属人性和人生的真实，“人的文学”自然不应回避。而张爱玲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对人的乱世遭遇给予了有同情的文学申诉，以至于“乱世”叙事成了她的创作的显著特色。应该承认，张爱玲在这方面的确作出了显著贡献，但同样无可讳言的是，她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就其贡献而言，她的不少乱世叙事作品使“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乱世人生得到了婉转低回、曲折尽致的表现，从而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的“人的文学”主题，从“五四”以来高调的理想主义书写还原到低调的现世主义写实，这无疑是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一个重要拓展。就其失误而论，张爱玲也有一些乱世叙事作品以无妨“苟全性命于乱世”、“但求个人现世安稳”的劝谕和诱导，消解了人之为人所应有的人性斗争和道德自律，因此也就降低了“人的文学”的入学底线，使之沦落为助长妥协之作。如果说1944年1月开始连载的《连环套》乃是张爱玲乱世叙事的“拐点”之作，那么1944年5月《自己的文章》的发表则标志着张爱玲乱

世生存哲学和乱世生产美学的成型。随后，张爱玲又对其成名作《倾城之恋》进行了妥协的改编。

追溯起来，在小说《倾城之恋》里，张爱玲就对那些但求个人现世安稳的乱世男女表现出有同情的理解，但那时的她并没有把白流苏和范柳园的“自私”完全肯认为理所当然的人生选择，针对白流苏的“圆满”，作者用这样一段参差对照的感慨来结束小说的叙述——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从这段语含感慨的结尾中读者不难体会到，张爱玲对流苏的“圆满”其实有那么一点不完全以为然的婉讽和一丝未必觉得可喜可贺的不安。可是，到了发表《连环套》和《自己的文章》的1944年，张爱玲已将其乱世生活心得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乱世生存哲学和乱世生存美学，而凭着“妇人性”的坚韧求得个人现世安稳的霓喜，则被作者当成了“启示”沦陷境区芸芸众生如何求安稳于乱世的典型人物。不过，霓喜这个人物毕竟有些“先天不足”、老气过时，比较而言，还是《倾城之恋》中的洋场男女自流苏和范柳原更为人时当令、更具可塑性。所以，张爱玲便转而将《倾城之恋》改编为四幕八场话剧，该剧从1944年11月开始上演，连演三月而不衰。然则，张爱玲究竟是怎样改编她的这篇成名作的呢?对此她后来有过这样的自白：“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意，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思，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所谓“苍凉的人生的情意”、“华美的罗曼思，对白，颜色，诗意”等等，其实都是小说原作里就有的东西，在改编中不过略事增色润饰而已，真正刻意给予加强的乃是那个预备着“要堵住人的嘴”的“意识”——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这“自觉”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里的话来说，就是身在乱世的“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之自觉，也即胡兰成特别赞扬为张爱玲的重大发现——她重新发现了人，发现了时代在解体，乱世的人还是寻求个人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更为重要。的确，在此时的张爱玲眼里，一意寻求个人之自由、不妨苟且偷安于乱世，不仅具有“事实是如此”之真，而且蔚为达致人间和谐之善与符合永恒人性之美了。

当然，这样一种把低调转成高调唱的所谓人之“自觉”的妥协意识，是不可能完全“堵住人的嘴”的，所以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不以为然。那是在1945年3月，一位叫做“阿云”的人从大后方的桂林重返沦陷中的上海，他把两地文坛相比较，不禁感慨地说：“在桂林的文化氛围虽然相当随便，每一个作家足能以自由意想[志]从事制造自己的作品。——但这一点在我重回到受过炮火洗礼已七年的文化都市上海，竟得到一种惊人的诧异，这‘随便与‘自由意志制造作品，已通过上海的‘浮华环境而极度的浮华。‘随便帮助了帮闲扯淡，‘自由意志助长了荒淫无为的毒焰。”其中最为“阿云”所诟病的，就是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最为当红的两位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这里且看他对张爱玲的批评——

张爱玲与苏青等红遍上海的文艺写作者，是我一踏入上海时青年朋友们一总介绍的女作家，尤其对张爱玲的作品：《倾城之恋》、《传奇》、《流言》……”无知的青年们竟有当作生活的宝典的，而依照她所启示的去走路。这一方面表显[现]了这时代上海青年的无聊与无为，找不到正当食粮的苦闷；另一方面使我不得不切感到供给食粮的“作家”的不知与疏忽。

诚如她自己承认(在《自己的文章》一文里)：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

“我以为人生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她又说：

“……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然而她每篇文章中所记忆的是什么?给周围的现实又是启示些什么?拿她的所谓代表作《倾城之恋》来说，《倾城之恋》是描写在动乱中都市青年的男女之间的故事，其中我们承认流苏在女性中的崛[倔]强，是女性自我的叛逆(革命)精神表显，但是这种革命精神在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里面是可贵的，因为那时候尚是一个纯封建的时代，现在时代不同了，这一种封建意识在现代都市女性的心理，早已打破了，其他在《倾城之恋》里，我们只看到“固执”、“自私”、“浪漫”，虽然固执、自私、浪漫也是一种“参差对照的手法”，表显在这人类伟大的求生场合一部分人苟且偷生无耻的勾当，但在张爱玲的作品上，结果我们看不出“偷生无耻”之外，衬托出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这个“阿云”不知是什么人，他的批评虽然运用了“革命”、“意识形态”等概念，但其含义是相当宽泛的，充其量不过有点社会分析色彩而已，并不足以称为严格的左派批评。此外，谭正璧也在稍早些时候指出，“革命之后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妇女仍然备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而比较冯沅君、冰心、白薇等前一代女作家与“目前最红的两位女作家”张爱玲、苏青的创作，他以为之所以不能后来居上，是“因为前者都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按，谭正璧所谓的“革命”乃是辛亥革命、新文化革命，而且他也没有因此就否定张爱玲的成就。可是他和“阿云”的批评还是让张爱玲与胡兰成不高兴了，尤其是“阿云”所谓张爱玲的作品只是“表显[现]在这人类伟大的求生场合—部分人苟且偷生无耻的勾当”的评语，可能深深刺痛了张爱玲及其保护人胡兰成。出头露面进行反批评的是胡兰成，1945年6月他发表了《张爱玲与左派》一文，刻意夸大其辞地把张爱玲说成是受左派打压的作家一

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不革命，张爱玲文章本来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革命是要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

所以，张爱玲的文章不是无产阶级的也罢。

革命通过政治斗争，到改造经济制度。制度渗透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到了最深的处所。制度腐败了，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里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生活的不可忍受，不单是不能活，是能活也活得无聊赖，觉得生命没有了point。这样才有了张爱玲的诗：

他的过去里没有我，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这时候人要求重新发现自己，发现世界，而正是这人的海洋的吸动里满蓄着风雷，从这里出来的革命才是一般人们的体己事。……

其实在当时的一片喝彩声中，“阿云”和谭正璧的批评不过是两点小小的不和谐音。可是胡兰成还是借此大做文章，极力渲染出左派打压张爱玲的气氛。这说来倒是出于对张爱玲的“体己”的考虑：第一，在那时夸大地臆造出左派与张爱玲作对的局面，恰恰有助于抬高张爱玲在沦陷区文坛上的地位，因为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的主导意识形态，就是把共产党一左派视为反对和平大业、制造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第二，在与左派的革命斗争观相对照的语境下，才能更加凸显张爱玲所谓但求现世安稳的人性之发现的启蒙意义与和平意义，正可以抬高张爱玲所开拓的“作文章和作人的新路”之意义。所以胡兰成乘机侃侃而谈——

先要有人的发现，才能刷新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安得上所谓“个人主义”、“集团主义”的名词。然而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要描写群众。其实要描写群众，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他们广大深厚，一来就走到感情的尖端并不是他们的本色。……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感情使他们面对毁灭而能够活下去。资本主义的崩溃、无年无月的世界战争与已在到来的无边无际的混乱，对于平常人，这是一个大的巫魇，惘惘的，不清不楚的，而左派只是学的陈涉。陈涉使入夜于丛祠旁篝火狐鸣“大楚兴，陈涉王!”使农民惊恐，他们的文艺便是这种狐鸣……

正阴谋在日军支持下建立“和平”割据的“大楚国”的胡兰成就这样倒打一耙，不仅假借反左再度强化了他先前赞誉“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的人性“启蒙”意义，而且再次弘扬了张爱玲的发现——“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和平政治意义。顺便说一下，几乎就在胡兰成如此“体己”地帮衬张爱玲的同时，沦陷区的众汉奸以至一些日本人已经敏感到日本前途不妙，从而发起了日本是否应该停战撤军的讨论，但胡兰成却“力排众议”地主张日本应该继续坚持战争及其在沦陷区的占领体制，理由是当此之时“战争变成不是破坏现成产业秩序，而是维持现成产业秩序的，倘使忽然停止了战争，国民日常生活即可全部解体”。胡兰成甚至声称：“若干人希望日本打败仗，这并是好事情”，理由是倘若美国战胜，则“她残剩的物力尚可以维持帝国主义的支配方式，”所以“中国人给自己打算，也还是日本战胜的好。日本必须有革新运动才能战胜，这样的战胜，将予中国的新生以有利的推动，有新生的中国做对手，撤兵不成问题”。总之，在胡兰成看来，抗日是没有前途的，日本的占领和战胜反倒有利于中国的新生、有利于维持国民的日常生活。当然，在胡兰成心目中，那代表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人非他自己莫属，而张爱玲则因为对“凡俗人性”和“日常生活”等等的发现，则被他视为开拓了“作文章和作人的新路”，进而被他纳入到推动中国新生的“启蒙运动”和“国民和平运动”中去了。对此，张爱玲并非全然不知情，但她却安然地接受着胡兰成的吹捧和利用，继续着她的“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与文学之旅。

让人感到庆幸的是，就在张爱玲渐行渐远之际，抗日战争于1945年8月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张爱玲和胡兰成都没有想到，他们原以为兵荒马乱的乱世还长得很、所以都一门心思地寻求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现世安稳呢。所以，打乱了胡兰成的如意算盘、止住了张爱玲的脚步、没有让她在歧途上走得更远的，乃是抗战胜利的不期而至。就此而言，张爱玲其实是最应该感谢抗战胜利的人。

抗战胜利之初，张爱玲已不像在沦陷区的时候那么走红了，那自然是因为她在沦陷时期的某些作为在战后不免一时的诟病。“然而”，诚如当年的一位书评家少若所说，“知道她的人，还是叹息的多，奚落的少。那是个天才，是一块好材料，夸大口气的说，够得上个作家的标准。”在少若看来，张爱玲“唯一的病痛所在，恰坐了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的话：‘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了，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假令她沉潜光耀于当时，而蹈厉风发于此日，或者辗转内地，吃上几年辛苦，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腾的活力，在今天发扬光大起来，或者将成为一代奇迹也未可知。然而，虚名，躁进，葬送了她的才华，浪费了她的心力!”以致“许多不能在女作家笔下要求的东西，都应在张爱玲作品里找得到，然而终于没有找到，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遗憾!”少若的话是很厚道的有同情的批评，这表明抗战胜利后的文坛对张爱玲还是比较宽容的。

抗战的胜利也使张爱玲自己有所触动。1946年11月《传奇》出版增订本时，她将自己的一篇散文《中国的日夜》作为《跋》收入。在该文中包含了两首诗，一首叫《落叶的爱》，另一首也叫《中国的日夜》。前者借落叶对大地的爱，喻示了个人对祖国的爱；后者则欣感于“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中国“乱纷纷都是自己人”，快乐于“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然后是沉重的结尾：“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这两首诗以及包含了这两首诗的散文《中国的日夜》，都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冬。战后的张爱玲写这些，显然是带有“补白”意味的自我修饰——补充表白其原本缺乏的“中国意识”，以缓解人们对她在沦陷期间的人生行为和文学行为的批评。稍后，张爱玲又为自己在沦陷期间的行为有所辩护。这些自我修饰兼自我辩解，固然表明了张爱玲家国意识的复苏，但同时她也用“私生活”无关政治、写文章“不涉及政治”的说辞转移了问题、并且模糊了问题的症结。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研究者把《中国的日夜》作为沦陷时期张爱玲心怀“中国意识”的文本，以此来证明那一时期张爱玲的文学行为并没有受她和胡兰成的“私生活”的影响，而从“不涉及政治”的角度为张爱玲的言行做洗刷者也屡见不鲜。

其实，这些修饰、辩解和辩护是完全用不着也不对路的。因为并没有什么人不通情理地苛求身在沦陷区的张爱玲非得为抗日为革命的政治而文学、非得表现什么正确的“中国意识”不可。换言之，张爱玲在沦陷区的环境下就如胡兰成所说的那样使“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也像胡兰成所说的那样，“张爱玲的文章不是无产阶级的也罢”，同样的，张爱玲的创作没有“中国意识”也罢——根本不须向她苛求这些与政治有关的写作；甚至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问题，也不妨照她自己

所强调的那样只视为个人的“私生活”问题，不必与她的创作联系起来看。总之，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不必计较。真正应该讨论的乃是张爱玲所走的那一套非政治的、纯文学的“人的文学”之路本身有没有问题。

可以理解，近些年来，学界一直忙于反思极左的政治文学之弊害，一致肯认“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人的文学”之路才是现代文学的纯正之路，而纷纷致憾于“人的文学”在三四十年代文坛上先后受到主张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学观之批判和坚持民族救亡的抗日文学之挤对，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发现年轻的张爱玲居然在沦陷区延续并发展着纯文学的“人的文学”，自然是大喜过望，于是照单全收，赞叹不绝，却几乎完全忽视了对纯文学的“人的文学”现象也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一个作家只要致力于非政治的纯文学的“人的文学”，则他／她的文学作为就具有了天然的免疫力而不出问题。尤其在沦陷区那样的背景下，情况更是复杂——既不乏严肃坚守人性与文学尊严的“人的文学”，也难免有意无意地消解人性与文学尊严的“人的文学”，等等。并且，即使同一个作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爱玲就是变化甚大而且变化很快的人。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不仅在叙事艺术上独树一帜、雅俗共赏，而且也以对末世人性之变和乱世人性之常的精细开掘，推进了“人的文学”的进程。可是随后的张爱玲却在所谓“重新发现了人”的“人的文学”抒写中，着意宣叙一种不妨苟且性命于乱世、但求个人现世之安稳的乱世求生一偷生之道，这样一种“人的文学”虽然没有明显的政治妥协色彩，却以其妥协的人性一人生迷思消解了“人的文学”应有的人学与文学尊严，而况张爱玲还有意拿这样一种浸透了妥协迷思的“人的文学”来对沦陷区读者进行人性的“启发”，那就难怪胡兰成欣喜若狂地发现了她、因势利导地将她树立为“作文章和作人的新路”的开创者，进而纳入到所谓求和平的“启蒙运动”、“国民和平运动”中去了。而惟其是纯文学的并且是标榜“重新发现了人”的“人的文学”，所以它所宣叙的妥协迷思的媚惑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也就更大。因为它让人在一种苍凉的凄美的感动中，“觉悟”到自己对兵荒马乱的现实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对外的抗争和内在的坚守都没有意义，于是妥协地适应乱世的现实以求得个人现世安稳，便成了最台乎所谓人这种利己的生物之本性的生存之道。总之，这样一种“人的文学”尽管不一定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却以其对人性尊严和人生操守的美丽消解，潜隐地维持甚至支持着妥协主义的政治。胡兰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利用这种妥协的文学来为其妥协主义政治服务的同时，又刻意强调文学在张爱玲手里“从政治走回人间”的纯文学性和“人的文学”属性以为堂皇的装饰。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像张爱玲这样在纯文学的“人的文学”中注入妥协主义人性一人生迷思者，在南北沦陷区文坛上并非个别现象，而所有陷溺其中的作家，都几乎无一侧外地声称是在为人性、为人生以至为民生而写作，从而或明或暗地将其妥协的文学行为和人生行为合情合理化。比如与张爱玲齐名的小说家苏青，就在大力张扬人的食色之性的同时，大肆地鼓吹牺牲的无谓、放肆地贬斥烈士的崇高，从而将苟且偷生“合情合理”化，而“人的文学”的首倡者周作人也没有闲着，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表白着一种因为“怜孺子”、“哀妇人”、“悲民生”而合身饲虎的德行，着力宣扬所谓“道义事功化，伦理自然化”的新道德观和“以生的意志为根本”的新人生观，跟在周作人身后的则有一大批将妥协应世的人性一人生低调当作救人救民的高调唱的散文家。事实上，借纯文学的“人的文学”的包装来发表妥协应世、苟且偷安的人性一人生迷思者，在当时的南北沦陷区文坛上已汇聚成了一股相当庞大而又比较隐蔽的妥协主义文学思潮。所谓“比较隐蔽”就是因为它的妥协不像赤裸裸的汉奸文学那样有明显的政治附逆倾向，而多诉诸于乱世人性的无奈和民生的多艰，看起来很有那么一种为人性和民生请命的悲天悯人情怀和义正词严的道理，所以也就很容易被认作为人生的“人的文学”在沦陷区的延续和发展。1939年以后的周作人和1944年以后的张爱玲，可以说是这股比较隐蔽的妥协主义文学思潮的两地代表人物暨两代代表人物。对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胡兰成倒是有所分析。他以为“周作人因为太理性，所以缺乏人生味。看他喝苦茶，听雨，看云，对花鸟虫鱼都寄予如意，似乎是很重人生味，其实因为这人生味正是他所缺乏的”。张爱玲则是感性的放恣的，“她的小说散文，也如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进激出生之泼刺”。这确是说中了一点：1939年以后的周作人等“老作家”刺刺不休地说个没完，不外是给自己和同类的妥协行为找出个可以自圆其说的道理，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其实那些堂皇的道理不过是些乏味无力的自欺欺人之谈，倒是张爱玲、苏青等年轻作家直接诉诸人的生命欲望，显得泼辣放恣，较为感人。

当然，两代作家的妥协差异不应被夸大。归根结底，不论是老作家的妥协还是年轻作家的妥协，都折射着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一殖民地化进程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心性人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那影响使他们深陷于国族无救、乱世难抗的失败主义心态中难以自拔，从而趋于个人的偏至，遂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的“人的文学”推向妥协应世、苟且偷安之途，只不过从崇尚理性的“五四”走过来的周作人等更习惯于使其妥协的人与文“合乎道理”，而接受了30年代“新感觉”思潮洗礼的张爱玲等则更偏好于使其妥协的人与文“合乎情性”而已。不待说，要把人的妥协行为文饰得合乎作人的“道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的事，饶是周作人等多么富有学养、怎样会做文章，他们那些引经据典曲为譬解、精心经营自我修饰的“低调散文”，也如从政治的“低调俱乐部”里发展出来的汪伪和平反共救国论一样，其自欺欺人的虚假合理性和自我修饰的作态修辞术，并不难辨别和评价。比较让人犯难的乃是“合乎情性”的妥协主义文学，如一些沦陷区小说就往往以乱世男女为情所困因情而迷的形态表现出教人妥协应世的人性迷思。这论理虽说是岂有此理，言情却难说就没有此情，而况即使理无可恕也可能情有可原，而人孰无情，尤其在人性张扬的今天。所以，对那些因情性而妥协的沦陷区作家作品之评价，就难免“今是”对。“昨非”的纠纷了。

责任编辑范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