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炯

内容提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关于中国文学的当代研究是一个大学科，它涵盖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大领域，还包括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儿童文学以及女性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诸门类的研究，不仅范围广大，三十年来著作更非常丰富。本文只能就个人阅读和工作接触所及，勉作远非全面的概括和陈述。

我国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使我国文学研究界从传统训诂、笺注和评点走向广阔的视野，并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个相关的领域都产生了大批的著作。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更使文学研究产生深刻的变革，涌现一批以大学文科教材建设为标志的新著，包括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还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等代表作。《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等诸多报刊都发表了许多影响广泛的评论。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却使学术界普遍蒙受劫难，文学研究也完全荒芜。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研究工作逐渐复苏。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肇始，不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迈向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繁荣，也使整个学术界包括文学研究界迎来了一个百舸争流、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春天。

一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进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以为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如下标志性的巨大进展：

第一，实现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理论思维的与时俱进。文学研究的成就历来与指导思想的是否科学分不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使我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开始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建国以来，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肆虐，也给整个学术界带来许多负面的效应，使文学研究受到其不良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批判左倾思潮，并迎来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的历史条件，文学研究界像整个学术文化界一样，在理论思维方面相当注意纠正左倾错误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总体上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良好学风，努力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而且由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学术思想逐渐活跃，学术探索和创新蔚然成风。后来虽然由于引进西方诸多新的学术思潮，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尽管出现了多元走向，但学术主流遵循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思维的上述拨乱反正和与时俱进实际渗透于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从而把这时期文学研究安放到更为科学的基础上，促使文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都走向更加成熟。

第二，做到研究领域的广阔开拓和边缘交叉学科的显著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还摆脱“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闭关锁国状态，使学术界迎来东西文化思潮的再次大规模撞击，从而大大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走向文学研究领域多视角的全方位开拓。如文学理论方面因多方面引进西方20世纪种种新的文艺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种种新的成果，这时期加强和拓展了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和文体学的研究；恢复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开辟跨学科研究；使文学批评从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更多转向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宏观研究，文学史方面也填补了以往未曾研究或很少研究的许多空白，此外，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更开拓了许多过去未曾开拓的新领域。而符号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阐释学等的引进，更促进了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拓展。许多边缘学科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第三，重视文学研究资料的收集、编篡和综合利用。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这时期文学各学科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均十分重视。首先是历代文本和名家文本的新印或重印，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清词》等历代诗文总集的编辑、校注和出版；还有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的继续编辑与刊印，而历代名家文学作品的出版更多；对现代、当代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还编辑出版了上亿字的研究资料丛书和《新文学大系》、《新文艺大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等卷数众多的具有代表性的系列选集，民间文学方面全国各县、市都收集、整理和出版了歌谣、传说和故事的集成，多达两千余种。民族英雄史诗的收集、整理，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仅藏、蒙英雄史诗《格萨(斯)尔》便有说唱艺人的录音9000多盘，还整理出版了部分范本。国家还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投入巨资，领导规划、编辑、出版古籍，包括文学方面的重要古籍；学界也专门建立了群众性的团体——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以促进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第四，促进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的显著增长与提高。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国家有计划地建立科研分级资助的体系，使集体研究和个人研究都得到积极的推动。文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已成为新时期突出的文化景观。无论专著或论文，这时期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但超过建国以来的前28年，还超过20世纪的前50年。仅以文学史研究为例，自本世纪初出版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以来，迄至1997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文体史、地区文学史、民族文学史、理论批评史、文学思潮史等，已达1600多种。其中，新时期出版的即达900余种。文学批评方面，除《文艺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传统期刊外，这时期新创办的发表文艺评论的期刊更有《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文艺研究》、《文学报》、《小说评论》、《诗探索》、《当代文坛》、《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等以及各高等院校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学报，总数达数百家之多。评论家个人出版的文艺评论集，这时期更不胜枚举。这时期文学研究著作不仅数量大，质量也明显提高，无论文学理论建构的系统、完整和深入，还是引用研究资料的丰富详实或研究视角的开阔和研究方法的多样上，都超越了前人。

第五，形成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的宏大研究队伍。文学研究队伍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曾遭到严重的摧残。但近三十年来由于国家教育文化事业有很大的发展，文学研究人才的培育尤见成绩巨大。目前文学研究队伍除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外，还有文联、作协的研究工作者与文艺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以及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系统。由于全国两千余所高等院校多建立了文科，综合性大学更纷纷成立文学方面的各种研究所，中文系均普遍设立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教学研究室，这些方面的教师多兼做研究工

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也普遍建立了文学研究所。因而上述两方面的人员便成为文学学科的研究主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各学科的主要研究成绩

第一，文学理论研究的体系推进和多视角开展。文学理论包括基础理论、文艺美学、比较文学等下属学科。这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便结合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正确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为我国文艺的发展提出了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而广大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努力研究和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邓小平著作，编辑、出版了大批这方面的论著和辞书等方面，三十年来尤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陆梅林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李准、丁振海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先后编选的《周恩来论文艺》、《邓小平论文学艺术》等。陆梅林、龚依群、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陈辽、吕德申、王善忠等分别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李衍柱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董学文等著的《论邓小平文艺思想》以及蔡仪、陈涌等老一代学者的有关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都为此做出不同的贡献；还有许多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比较充分地借鉴、吸取和参照了外国、特别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新的文学理论著作，使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出现新的建构与观点。如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王向峰主编的《文艺学新编》、王元骧主编的《文学原理》、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以及陈传才、陆贵山、朱立元、冯宪光、姚文放等的有关新著，比之前人多有所超越。

其次，文艺理论的探索还多方面向纵深拓展。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语言学等方面均出现有所深入探讨的著作，特别是文艺创作心理学方面比前人有明显超越。如金开诚、钱谷融、鲁枢元、刘煊、彭定安、孙绍振、叶纪彬等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而在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方面，这时期则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讨论如对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的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学主体性和人文精神问题，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还有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文学理论与生活审美化的关系问题等。文艺理论专题研究方面更出版了大批专著和论文集，如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童庆炳的《文艺活动的审美维度》、杜书瀛的《艺术的哲学》、王岳川的《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金元浦的《跨世纪的文化变革》、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等，反映了文艺理论界多视角、跨学科的思考和文艺学部分学者向文化研究的拓展与转移。为更好地批判继承找国传统的文艺理论遗产，新时期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新著。大多新著在占有材料的丰富翔实和爬梳理论线索的清晰方面均对前人有明显超越。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更从先秦写到近代，兼具论列详备、重点突出的优点。有些专著还在使传统文论观念与今天更好接轨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如王向峰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范畴通论》。对传统文论的传承还应提到王元化、曹道衡等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和张光年对《文心雕龙》所做的白话新译。除了对儒家的文艺思想有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外，某些著作还对道家和佛家的文艺思想的研究有新的拓展，如从文艺创作的角度对道藏与佛禅的美学意义的研究。这时期还涌现了许多研究文体理论的著作。如傅修延的《文体学》、叶朗与吴功正分别撰著的《小说美学》和李洁非、南帆对小说文体的剖析；谭霈生、朱栋霖对戏剧理论的探索，都对相关文体的审美本质特点和规律作出自己的理论阐述。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更力图在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中阐释中国叙事学的异同。

再次，这时期是我国美学和文艺美学大发展的时期，许多美学家都出版了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如《朱光潜美学文集》四卷、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王朝闻的《审美谈》、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蒋孔阳的《美学新论》以及施昌东、高尔太等的美学论等，都对各自的美学思想展开深入的论述。坚持美的客观性的蔡仪学派在这时期除推出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和他个人撰著的《新美学》三卷外，还出版了许明的《美的认知结构》、严昭柱的《自然美论》以及涂途的《技术美学》等。文艺美学研究在这三十年也取得显著的成就。如胡经之和杜书瀛等分别撰写的《文艺美学》等，把文艺美学从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分离出来，初步建立了文艺美学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敏泽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三卷)、张少康的《古典文艺美学论稿》等，对我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与清理，也为现代文艺美学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还有些专著不仅从文论、诗论去研究文艺美学，还从画论、乐论去研究；更有从宽泛的文化意识去研究的。后者如张文勋的《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至如把西方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阐释学、接受美学等引进文艺美学研究领域，扩展了文艺美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范式与方法，像黄海澄、杨春时等的有关论著在这方面的努力。胡经之、王一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一书更对西方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变革和各种方法的内涵与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至于为全面研究文艺美学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工具书方面，更有王向峰主编的《文艺美学辞典》，上溯中外文艺美学源流，涉及美学广泛知识，努力涵盖和阐述、介绍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历史和有关代表人物、论著、观点与流派，收录条目相当丰富。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史》、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和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均以多卷本的丰厚篇幅或梳理西方美学的发展脉络，或从文化的视角为文艺美学的研究提供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参照。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三十年来我国学者从更广泛的文化和艺术视野去研究美学和文艺美学的学术成绩和走向。

更次，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建国后比较文学学科曾长期中断，这时期不但恢复迅速，而且研究成果相当可观。编著了一批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著作，如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等，为这个学科做了理论的初步建设。还开展了对中外文学比较的历史研究，如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范伯群、朱栋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唐世贵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史》，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等，多从我国文学与他国文学发展的相互比较中证同辨异，寻找和阐明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对中外文学理论的比较方面，钱钟书的《管锥编》应属多年研究积累所产生的硕果。此外如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

和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饶芃子等的《中西比较文艺学》等，在所论范围均有独到的阐发。至如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比较、参照、借鉴、移植的跨学科研究，这时期也有一定开展。如季羡林的《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以及《文学新学科建设丛书》中的《符号学文论》和《文艺探索书系》中的《科学与缪斯》等著作。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则是以浩繁的卷佚从文化视角对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丰硕成果。

第二，文学批评有空前的多层次多方法的开展。文学批评体现着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它一方面将文学理论应用于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另一方面又不断从文学创作中去提炼和发展理论。这时期文学批评人才辈出，其队伍虽远比文学创作的队伍小，但活跃于文坛的老中青知名批评家也有数百人之多。批评视角的拓展和批评方法的拓新是这时期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到心理分析批评、文体分析批评、印象派的批评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都先后活跃于文学评坛；而政治视角、艺术视角和文化视角的批评也各行其道。文学批评的重要成绩既表现在为过去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作品平反昭雪，或根据具体情况给予比较公正的评价。如对胡风和“七月派”作家、反右派中被扩大化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的重评；还有对“五四”以来的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等的重评等。这方面还包括新写了大量现当代作家的评传。如陈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评传丛书》和徐乃翔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等系列论著。评传中像胡明著《胡适传论》、董健著《田汉传》、凌宇著《沈从文传》、周良沛著《丁玲传》等都属资料丰富翔实之作。由谢有顺主编的《当代作家评传丛书》也出版了第一批贺绍俊著的《铁凝评传》，李星、孙见喜的《贾平凹评传》，洪治纲著的《余华评传》和孔庆东著的《金庸评传》等，均能比较全面地评论了有关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从而把当代的作家研究推向深入。文学批评中更重要的是紧密追踪当前文学发展，对三十年来新涌现的作家作品给予恰当的评价，对表现一定倾向性的重要文学现象和思潮给予必要的剖析。文学批评的发展中宏观性批评有显著开展。如阎纲的《文学八年》、张炯的《新时期文学格局*等专著，都对若干年文学发展及其特征、问题做出宏观性的描述与阐明。至于评论文学现象与流派的批评论著更多。

第三，文学史研究领域大规模大面积耕耘和丰收。文学史研究的任务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史实，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并依据史实尽可能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研究规模空前，所获成果也空前。这时期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研究的进展和成绩主要表现在：(1)对断代史研究的全面铺开和深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不独收入大量过去未被史家注意的作家作品，而且在材料的翔实和艺术分析的深入上，都比前人有超越。中国现代文学史更新著不少。即使过去罕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十多年间已出版新著50余部。前期以郭志刚、陆士清分别主持的多校合作的史稿为拓先之作，后期以王庆生、陈思和、洪子诚、张炯、金汉编著的史著各见特色，或适宜做教材，或适宜一般读者参考。此外还出版了张毓茂、黄修己、孔范今等分别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试图对现当代文学作纵贯的研究。(2)文体史的研究有新的开拓和收获。像张松如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歌史论》，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俞元桂、郭预衡分别主编的《中国散文史》，还有葛晓音的《八代诗史》，陶尔夫、刘敬圻的《宋词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和陈白尘、董健主编的Ⅸ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俞元桂、范培松、林非先后编著的三种《中国现代散文史》等都是这时期文体史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过去较少研究的文体，这时期也出版的姚春树、袁勇麟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韩兆琦的《中国传记文学史》，郑宪春的《中国笔记文史》等，均对有关文体的历史流变做出宏观的和深致的考察。当代文学领域也出版了好几种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史。(3)文学史的许多空白被迅速填补。例如北朝十六国的文学、五代十国的文学、辽金两国文学，过去都较少研究，而这时期，上述方面的研究不但涌现许多论文，而且其成果多被吸收进新编的文学史，如张晶的《辽金诗史》等。现代文学史中的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也获得许多成果。如刘增杰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地方性文学史研究也卓有成绩。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堪称地域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收获。对读者了解边疆文学的历史发展尤有填补空白的突出意义。(4)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受到更多重视。如陈伯海《中国四百年文学思潮史》、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均脉络清楚，论证扎实；马良春、张大明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和张大明编著的《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对现代迭次涌现的方方面面的文学思潮，结合理论与创作，做了剀切的评介，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对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做了尤为详尽的叙述与分析，还有陆贵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论》和李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也都是材料丰富，论见切实的新著。(4)中国文学通史研究在这时期也有新的著作，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曾获国家图书奖，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卷和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虽观点有所差异，皆代表了新时期这方面的新成果。而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持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共有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撰写，首次涵盖古今和各少数民族文学及台港澳文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5)中国文学编年史方面，在这三十年也有丰硕的成果，如曹道衡、刘跃进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卓如等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断代编年史先后出版，近年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十八卷，更属纵贯古今的巨著。这些著作都因史料翔实丰富，重历史背景与人物、事件的叙述，而别具学术的价值。(6)中国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在这时期也硕果累累。像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分12卷分别论述了我国学者对历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和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对历史上的文学史著作和理论做出梳理与总结，都属资料充实，思虑严谨的收获。袁良骏著《鲁迅研究史》对鲁迅研究的历程进行回顾和爬梳，张梦阳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上、下卷，更是这方面多年个人潜心研究之力作，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6)文学史专题的研究著作更多不胜数。老中青三代学者都有许多专著出版，上涉先秦，后及当代，或论作家和作品，或论文学现象与流派，或重画中国文学地图，或纵论中国文学体裁的发展，或诠释考古之新发现，或研究文学之文化背景，方方面面，不一而足。像姚小鸥

著《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张松辉著《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杨义著《楚辞诗学》、曹道衡著《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研究》等，还有现当代文学领域许志英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李建军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等，对相关的研究领域都做出自己见解深入独到的贡献，还有陈晓明著《表意的焦虑：历史怯魅与当代文学变革》、聂茂著《民族寓言的张力》等对新时期文学所做的解读，李杨著《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董之林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对建国初十七年小说的重新评价，均饶有新意。

第四，文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明显的开拓和深入。这包括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国女陛主义文学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儿童文学的研究本来基础薄弱，这时期可谓突飞猛进。初步建立了我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如蒋风的《儿童文学概论》、浦漫汀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等的出版，初具系统，填补了空白。至如张永健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史》，陈子群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和金燕玉著的《中国童话史》等，则是历史研究的可贵收获。儿童文学评论方面，如《浦漫汀儿童文学论稿》(浦漫汀)、《守望与期待——束沛德儿童文学论集》(束沛德)，还有樊发稼的《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和《回眸与思考》等评论著作陆续出版，见出老一代评论家的努力和贡献。中年评论家比较突出的是王泉根，他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和《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两书为近年这方面的重要收获。值得注意的还有周晓波的《现代童话美学》。

女性文学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的专门研究也兴起于近三十年。主要由于一批女性学者的提倡和努力，已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除在理论上积极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著作，反对男权压迫，提倡女权和男女平等，阐明性别差异，进而倡导男女和谐外，还开展女性文学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批评，梳理我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成就，追踪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出版了盛英、乔以钢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赵树勤的《寻找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专著。

这时期民间文学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做了大量新的工作，其成绩主要是：(1)重视了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基础知识的传播。如出版了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段宝林的《民间文学概要》等理论性著作和姜彬主编的《民间文学大辞典》等不少内容丰富的工具书。(2)在神话研究方面有相当大的突破。出版了袁珂的《中国神话史》、潘明兹的《中国神话学》和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马昌仪的《中国神话学史》等著作，对我国神话发展和神话研究的历史和作品的思想文化背景，作了相当翔实的介绍和新颖的探索。(3)由民间文学的研究拓展到民俗文化的研究。这已成为新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走向与特色。如姜彬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一书便对民间信仰民俗与民间文艺的关系，作了广泛的考察与研究。(4)祁连休、程蔷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涵盖了我国各民族各门类的民间文学发展的史实，可以说概括了新时期我国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新成就。此外，吕微的《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也引起学者注意。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规模性开展，实际也从这时期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除对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概况作了一次普查，产生了毛星主编并由各地民族文学工作者提供初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之后，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李鸿然、赛音巴雅图等分别主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等著作，使我们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获得概貌性的了解。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尤以资料丰富，论述恰当和文字流畅获得好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组织队伍，由刘魁立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系列共有45种。而夏冠洲主编的《当代新疆各民族文学》则是研究新疆包括汉族文学在内的该地区各民族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开拓的意义。还有阿扎提·苏里坦等著的《20世纪维吾尔文学史》也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外这时期对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研究有很大开展和深入。在藏蒙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孜克依族史诗《玛纳斯》的收集、整理、研究上不但完成了许多民间说唱艺人的录音，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文本，还产生了一批研究著作。如仁钦道尔吉和郎樱主编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丛书借助西方“结构母题”和“程式”理论，对我国少数民族几大史诗的发生发展规律、叙事方式、结构类型、人物形象、艺人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成为这方面研究引人注目的新收获。神话方面白庚胜的《东巴神话象征论》，传说研究方面宋和平的《<尼山萨满>研究》均堪称力作。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我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也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中国北方各民族文学关系史》、《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以及关纪新的《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关系》和扎拉嘎的《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等著作，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开展是新时期开拓性的工作。先是研究台港澳的文学，很快扩展到对东南亚和西欧、北美等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的研究。广东、福建、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工作者走在这种研究的前列，先后出版了许多作品选本和作家作品论。而陈贤茂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史》四卷及其修订本，则属学科性的开拓之作。其他还出版了陈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潘亚敦等的《香港文学史》、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赵稀方的《小说香港》和黄孟文、徐乃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以及《泰国华文文学史》、《菲律宾华文文学史》和杨振昆等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黄万华著的《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等，从而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三十年文学研究的思考与瞻望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在其规模的宏大上，在其视野的开阔上，在其方法的多样上，在其成果的丰硕上，在其队伍的壮大上，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堪称实现了文学研究的大跨越。但文学研究要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一定要汲取和发扬历史的好经验，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学术发展的新的挑战。我以为汲取和发扬以下几点尤为重要和必要：

第一，继续致力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与时俱进。三十年来文学研究所以取得巨大的成绩，扎扎实实地推进学术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正得力于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实事求是，如毛泽东所教导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

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切实这样做才能反对本本主义，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才能使解放思想不会变成没有科学根据的胡思乱想。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必然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吸收人类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新的科学认识，因而也必然要与实践取得紧密的联系。三十年来文学研究的有价值的科学成果的获得，无论是对文学理论观点的突破，对作家作品的重评，对文学史现象的深入分析和认识，都正得力于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

20世纪90年代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使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全球范围一度嚣张。这对我国学术界不无影响。文学学科的研究中有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的各种新潮理论观念与方法，乃至不屑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无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对西方学术新潮进行必要的批判，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不仅使文学学科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遭到削弱，也造成对西方学术新潮的盲目崇拜和消化不良。因此，为提高研究的学术质量，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特别是加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仍极其必要。在全球金融大风暴和继起的经济危机中，世界各国的人们重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我国无疑更应在各种研究领域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第二，继续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使文学研究自觉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贡献。

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相当重视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这就为文学学术的自由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然这不是说文学和学术可以完全脱离政治。不能把文学与学术等同于政治，也不能把文学与学术问题随便提升为政治问题。但历史上又确实有许多文学和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因而妥善处理文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使之既利于文学、学术的发展，又有利于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政治，这无疑十分重要。三十年来文学研究的繁荣和巨大成绩的取得，与党和政府，与广大学者比较正确地处理文学与学术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系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文艺，发展学术的传家宝，是被历史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所证明的正确的方针。这不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更是20世纪留给新世纪的重要精神遗产。坚持双百方针就能够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学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文学研究领域也如此。学术上的唯我独尊，等于固步自封，只能导致学术的僵化和停滞。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研究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双百方针。新世纪文学研究要大步前进，更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样的方针，要更多开展各种研究领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要提倡在讨论中平等相待，与人为善，充分说理，既不掩饰原则的分歧，也要避免乱扣帽子，流于意气。

在学术研究中要重视政治问题，首先就要重视政治方向问题。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文化和文学，其丰富多彩，举世罕见。文学研究自然应当为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弘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和文学做贡献，在认真揭示文学发展规律，促进文学健康繁荣的同时，也促使文学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为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这应是文学研究，文学阐释和批评的最重要的任务。随着我国各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他们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他们渴求有益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审美情趣的文学滋养。为了使文学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就要充分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要恪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坚持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要继续反对违背人民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思想倾向和完全脱离人民需求、脱离社会主义道路指向的研究倾向。

．

第三，要继续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并大力推进文学研究范式和文学评价体系的创新。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巨大成绩还与这时期十分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重视文学研究范式和评价体系的创新分不开。大力引进许多新的理论思想和方法，不仅使文学理论本身得到丰富和扩展、深化，还促使文学评价的标准发生变易，从而也使文学各二、三级学科都加强了理论建设，包括研究范式和评价体系的新的建设。

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将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借鉴外国新进学说与总结现实创作经验三者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去结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并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体系，仍然是新世纪我国学者有待更好地解决的重要课题。应当说，整个20世纪，我们的重点主要摆在借鉴和吸取西方文艺理论上，在新世纪，恐怕应当把重点移到充分考虑我国几千年文艺实践经验，包括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经验的层面上来。唯有如此才可能产生理论的新见，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文艺的发展。文学理论建构方面仍有的分歧，包括多年讨论中主张理论体系应从文艺语言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三方面去深入建构；或认为应从文艺发展论、创作论、作品论、欣赏论和批评论几方面去结构；或认为应从文艺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两方面去建构；或主张分别从反映论、实践论、生产论、主体论、象征论等不同视角去建构等不同的观点，尚有待更好的整合。而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又与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理解分不开。这方面多种观点的讨论至今仍在继续。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不仅应该从美学的视角去研究，它还是人学，是以人作为描写中心的，因而从人性的剖析，从对人的人文主义关怀上去探讨文学的本质，对于文学理论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自也属题中应有之义。

有鉴于数十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范式陈袭严重，文学史叙述方式与构架被不断重复。因而20世纪多次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都触及范式问题。而范式的创新又涉及文学史学的理论更新。如接受美学的输入和系统理论的借鉴，使文学史观念产生新变，促使人们用系统的观点去考察文学的发展，同时把文学史看成不仅是作家作品的历史，还是不同世代的读者欣赏与接受作家作品的历史。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引进，又使人们在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拓展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或认为应当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吸取和革新。有学者把文学的发展归结为人性人情的发展，把文学史归结为人类的心灵史，还有则认为人性人情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历史土壤的变化，因而主张要密切联系社会历史土壤的具体条件的变化去研究文学史。在历史研究对象能否被认知和有无规律的问题上，有

种观点以“新历史主义”为标榜，认为历史不过是历史研究者所阐释的历史，实际的历史难以复原；甚至认为历史无规律可言，历史中只有偶然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就应忠于史实，努力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史实，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并尽可能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因为历史毕竟是可以认识的。文学史范式的系列论题由于蕴含一定难点，所以至今仍有待更深入地去加以辨析。至于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和流派的评价的标准，即价值取向问题，也是近三十年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论题。如何克服社会转型期容易产生的矫枉过正的偏颇，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新世纪更为成熟和科学的文学评价体系，是文学研究向前推进所必须解决的重要前提。

第四，继续开拓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研究，在创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进展中保持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已经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也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取得可观的进展。因而才使这时期文学研究的成果l产生许多耀眼的亮点。这一势头无疑应当保持下去。新世纪以来，世界和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各领域都有新的学术创新，哲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都有许多新的观点发表，考古学方面更有许多新的发现。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更集中数百位专家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密切联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这一切都为我们的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而文学研究要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除了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对象外，从跨学科的视角切入文学，应该说是使文学研究获得新的学术生长点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表现，由于文学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有力的载体和传媒，因而文学在国家文化建设_中的地位、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诸问题，也愈益迫切地被提到文学研究的面前。以更开阔的视野，以更多学科的知识，去参与对文学的透视，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观点、新的知识和新的边缘、交叉学科，从而也会为文学研究开拓新的格局。

总之，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面对未来，面对世界学术发展和我国文学发展的需要，面对国家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文学研究的期待和要求，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以期在新世纪从速采取必要措施，加倍努力，使文学各学科的研究都能为促进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的繁荣、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