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中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生成，经历了寄生、借用和仿制三个阶段，从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文体、史学文体和文学文体发生互渗，并最终形成“无体之体”的文体特质。追问古代文学批评无体之体的文体成因及通变，对于疗救当今文学批评书写的类型化、格式化和工具化等文体弊端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文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说的“论文叙笔，囿别区分”，也就是文体分类研究。若细分，则有文学文体分类与批评文体分类：前者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后者则鲜有学者涉猎。笔者曾就批评文体的分类研究作过一些尝试，发现很难确立一种能有效地适用于各个时代的分类标准和方法，若勉强分类则连排他性、同一性和穷尽性这些基本的分类学原则也难以执行。山穷水尽之时忽生柳暗花明之思：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分类研究是否可能?难以分类的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是否是一种“无体之体”?这种“无体之体”如何生成如何演变如何(或者能否)对当下文学批评书写产生影响?

一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生成的三个阶段

刘勰有对文学文体“囿别区分”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项就是“原始以表末”。文学文体的原始是“诗”与“赋”，若作二级分类则名目众多，如《昭明文选》诗分23类，赋分15类。那么，批评文体的原始是什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文评类一》序云：“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诗文评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依四库馆臣之见，魏文《典论》之“论”体当为批评文体之首。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魏文《典论》已佚，据《全三国文》卷九所辑佚文，可知《典论》不仅止“论文”，而几乎是囊括了《文心雕龙·论说》篇所列举的“论”体之四大条流：陈政、释经、辨史和诠文。二是“论”体并不始于魏文，早在周秦诸子之中已有“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文心雕龙·论说》)。简言之，魏文《典论》既非“论”体之首，其《论文》亦非批评文体之始。

有学者指出：“特定的文体源自于人们特定的行为方式，人们同一种行为方式的反复出现，便伴生着同一种文本方式的反复出现，亦即伴随着同一种文体的反复写作，以适用特定的社会需要。”笔者以为，关于行为方式与文本方式之伴生关系的概括，可能适用于文学文体却并不适用于批评文体。周秦诸子时代，从舜帝命夔典乐到季札鲁国观乐，从孔子删诗用诗到孟子解诗说诗，从墨子非乐到萄子论乐，文学艺术批评这类行为方式反复出现，但这些行为方式并非伴生着相应的文本方式。或者说，舜帝、季札以及孔墨孟荀诸子的文学批评行为和思想观念，并不是以文学批评的文本方式出现，而是分别寄生于非批评文本之中。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先秦时期共选八家，若依据我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则两家归于“经”(《尚书》和《诗经》)，六家归于“子”(《论语》、《墨子》、《孟子》、《商君书》、《庄子》和《荀子》)；若依据现代的文史哲三分法，则《诗经》为文学类，《尚书》为史学类，语、孟、庄、荀等属于哲学类。

整个先秦时期，论及文学文体，南方有“骚”北方有“诗”；论及批评文体则南北皆无，若强日之或可称为“寄生体”：先秦文学理论批评以片断的话语方式寄生于非批评文体之中。以《孟子》为例。《孟子》并非文学批评文体，而是哲学类之中的论辩体，或者说是子书类之中的对话体。但《孟子》七篇，篇篇都有解诗说诗的内容，篇篇都有文学批评。孟子关于《诗经》批评的思想和理论，寄生于哲学之论辩体或子书之对话体之中。比如关于文学批评和鉴赏，《万章》上有“以意逆志”之论，《万章》下有“知人论世”之说：前者是在讨论舜的忠孝问题时提及，后者则是在阐发善士交友的层级问题时慨言。孟子之论诗恰如孔子之用诗：《学而》有“如切如磋”之议，《八佾》有“绘事后素”之叹，二者的语境都不是诗学批评而是礼乐教化。据此可知，先秦批评文体的“寄生”亦为“随意”：诸子的文学批评思想“随”其哲学一文化之“意”出场，诸子的文学批评言说寄生于哲学类文体之中：对于先秦批评文体而言，前者彰显文化色彩，后者标示“无体”特质。

一般认为，出现于汉代的《毛诗序》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个专篇。的确，与先秦批评文体相比，《毛诗序》既非“寄生”更非“随意”，而是篇体独立，意旨集中，围绕《诗经》批评，提出以“风教”为中心的儒家文学理论观念。那么，能否据此断定中国文学批评的“无体”时代到汉代就结束了呢?《毛诗序》的文体是“序”，序体本源于经史，于经是敷赞其意，于史是自叙其情，放刘知几《史通》论“序”，称其功能是“先叙其意”、“曲得其情”，称其特征是“文兼史体，状若子书”。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两汉部分除《毛诗序》外还选有《史记·太史公自序》、《论衡·自纪*和《楚辞章句序》。这四篇序，所序(叙)之对象或主体依次分属于经史子集四部，所叙之内容既有文学也有历史和哲学。可见“序”这一文体是很难归类的，无论是依据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还是现代的文史哲三门，都很难确定“序”属于哪一部哪一门。

序不是文学批评文体，至少不专属于文学批评文体。上述两汉文论中几篇著名的“序”均可称之为“借用”：借用已经存在甚至较为流行的非批评文体来言说文学理论批评。就批评文体而言，两汉的“借用”与先秦的“寄生”一样，依然是无体；但是，两汉的“借用”已不同于先秦的“寄生”；两汉文论开始独立而非寄生地，集中而非片断地，自觉而非随意地言说文学批评。两汉文论不仅仅是借用源出于经史的“序”体，还借用历史文类的史传体和史志体。司马迁《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传》，围绕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创作经历、创作心理、作品选录及评点等)展开，且篇末的“太史公曰”则为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的直接呈现。班固《汉书》之言说文学批评，除了继承司马迁“史传体”传统列有《司马迁传》、《司马相如传》和《扬雄传》，还新增了“史志体”如《艺文志》和《礼乐志》。此外，王充《论衡》之言说文学批评，虽然也有先秦子书式的寄生和随意，但也有比较集中而专门的论述，如《艺增》之论艺术夸张和《超奇》之论创作主体，此二篇均可视为两汉文学批评对子书体的借用。这种借用的方式，从两汉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陆机用赋体“得为文之用心”，刘勰用骈体析文心雕文龙，李杜韩柳等大诗人用诗体品诗论文。“赋”和“诗”是典型的文学文体，“骈”则既可以是文学文体又可以是用于各种文体之写作的语体。

六朝以降，古代文论批评文体除了借用之外，又出现一种新的方式：仿制，仿其体制而变其文辞。李白、杜甫刚开写论诗诗时，还是借用“诗”这种文学文体来言说文学批评，由于李杜在诗坛的地位，也由于“以诗论诗”这一批评方式的新颖独到、言简意深且便利快捷，故仿制者众。仅以唐宋两代的著名诗人为例，唐代有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等，宋代有欧阳修、王安石、

苏轼、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今人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汇集唐至清末的论诗，编成《万首论诗绝句》。

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是以诗论诗，不同的是：它不是五、七言绝句，而是四言组诗；它不是即兴的零散的作家作品之品评，而是系统的整体的风格意境之体貌。《诗品》因其批评文体及方式的独特性，故问世之后仿制者众。《诗品》的历代仿制者之中，最为著名的当推清代袁枚的《续诗品》，袁枚称司空图的《诗品》“只标妙境，末写苦心”，故要写若干首续之。袁枚前后，仿《诗品》者代不乏人，郭绍虞《诗品集解》附录部分专辟《演补》一门，“辑录本于《诗品》而衍述之作”，依次为：顾翰《补诗品》，曾纪泽《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马荣祖《文颂》，许奉恩《文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郭摩《词品》，杨夔生《续词品》。这些仿制之作，所品对象或文或赋或词，而所品之方法与司空图一样：同是四言组诗，同是以两个字作子目。如果说，袁枚的续作写创作之苦心，尚有些微新意；那么袁枚之后的仿制者，通过模仿袁枚来模仿司空图，是模仿之模仿。郭麈《词品·序》自谓“以其途较隘，止得表圣之半”，虽是谦词，却也是大实话。叠床架屋，能得原作之半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也就是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所说：“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

当然，在批评文体的仿制者中，也有踵事增华、后来居上的。唐代孟綮的《本事诗》，虽然只有短短的七题，但旁采故实，既为后来说诗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又为后来写诗者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生动的启示，故此种批评方式为后世所仿制。同样是以诗系事，阐明诗之本事，后来的各朝诗纪事，无论是资料之详实、伦次之精当以及读者检索之便利，都是胜孟晵《本事诗》的。本事诗始于唐，诗话则始于宋，继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后，仿制者同样是代不乏人。历代诗话中虽然也有模拟之制，但更有秀拨之作，如宋代《石林诗话》、《沧浪诗话》，明代《怀麓堂诗话》、《艺苑卮盲》，清代《畺斋诗话》、《原诗》等。

二古代文论批评文体与文、史、哲的互渗

我们说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是“无体之体”，并非是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没有自己的文体。《四库全书总目》所标举的五例诗文评著作，实为古代文论常见的批评文体：“(刘)勰穷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钟)嵘第作品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綮《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敛《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这五例若辨其文体则有“论”与“说”两类：勰著为论；后四种皆为诗话。而诗话“体兼说部”，其源头在笔记小说，与《四库全书》子部的“小说家”同类。由此可见，即便是最典型的批评文体，实质上与哲学类的论体和文学类的说部有着密切的关联。前述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发生及演变，周秦之“寄生”已经使其先天性地具有了无体无界之特性，而两汉以降之“借用”和隋唐以降之“仿制”，又使其逐渐秉有文学之诗性、历史之叙事性和哲学之论辩性。比如《戏为六绝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论衡·超奇》均为批评史名篇，属批评文体；但它们又是文、史、哲名篇，依次属于文学类之诗体、史学类之传记体和哲学类之论体。或者这样说，这三例批评文体分别与文、史、哲三大类的子文体发生了互渗关系，这也是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无体之体”的重要表征。就“文体”一词的广义诠释而言，它除了指称体裁(体制)，还可以指称表达方式(体式、语体)和风格(体貌、体性)，而批评文体在“体式”和“体貌”这两大层面，从文、史、哲三大类的诸多子文体中获取了丰富的资源和营养。

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在先秦的“寄生”，其母体主要是经书和子书，而经书和子书大体上属于哲学文本，故批评文体从寄生中获取了哲学文本的论辩性和言意观。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一家都希望自己能“鸣”而惊人，“鸣”而醒世，“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是辩者的自白，“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是辩者的自信。这种自白和自信，我们在后周秦时代的批评文本中能经常见到。不说严沧浪的“直取心肝刽子手”，也不说李卓吾的“更说什么语孟更说什么六经乎”，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曹丕《典论·论文》高扬“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曹植《与杨修书》盛赞“南威之容，龙渊之利”，钟嵘《诗品序》斥责沈约声律“伤其真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批评近代论文者“无益无生之虑”……何等自信，又何等坦诚!后世批评文体的这种体性和体貌，是从先秦之寄生中得来的。

先秦百家要鸣而惊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还要借助独特的且行之有效的语言方式，这就使得诸子各家很看重言意关系，如孔子讲辞达而已，孟子讲以意逆志，周易讲立象尽意，左传讲文辞立功……而周秦诸子的言意观中，对后世批评文体影响最大的还是庄子的“得意忘言”和“言不尽意”。《庄子·寓言》有“终身言，未尝言”，未尝言不是不说，而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庄子说道，而道不可说，对于“道”而言，庄子所有的“言”都是白说，都是不言。而正是这种“白说”，铸成庄子文体的语言魅力。庄子的“三言”均有“不言”内涵：寓言是“藉外论之”，是博喻之言，故“外”言而“内”不言，喻体(寓言)言而本体(道)不言；重言是借重他人之言言之，他人言而已(论者)不言，卮言是无心之言，自然之言，自然言而心不言。不言之言是无体之体在语言方式上的表现，受庄子不言之言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多采用比兴、意象、隐喻等语言方式，如陆机《文赋》论应感(创作灵感)，刘勰《文心雕龙》论神思(艺术想象)，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论体貌(艺术风格)，用的都是一连串一系列的比兴和隐喻，这就好比《庄子·逍遥游》的寓言套寓言、隐喻接隐喻。

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在两汉所“借用”的最先是史书体，故批评文体从借用中率先获取历史文本的叙事性。《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亦为古代文论叙事之先，批评文体中一个常见的文类(文学家传记)就是从《史记》开始。后来沈约著名的声律论和白居易著名的新乐府纲领也是在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而继唐人孟綮《本事诗》之后的历朝历代的“诗纪事”，以诗系事，以事(史)明诗，更是历史叙事对批评文体的影响。刘知几《史通·叙事》有“以文叙事”之说，道出在“叙事”这一点上“文史不分”的传统。“史”之叙事必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寄生于“史”。“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文”(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几、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性质。

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实录与说话。前者是正史是宏大叙事，后者则是对历史的民间

性或私人性讲述。正史关乎人伦教化、经世致用，最看重“信史”精神，故正史叙事的良史之才、信史之德，施之于文论叙事，便铸成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用世品质、批判精神，以及尚简、尚质的语言风格。说话(讲史和野史)则须“拍案惊奇”、“传奇贵幻”，可以是为了警世喻世醒世，也可以是为了闲适于文游憩于艺。而正是在“闲适”或“游憩”这一点上，“说话”类的历史叙事对古代文论的叙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和《新唐书》，虽说是以私家的身份修正史，但仍然属于经世致用的宏大叙事；而当他晚年“退居汝阴”，在琴、棋、书、醇之间集诗话“以资闲谈”时，六一居士秉承的是“说话”类的私人性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兼营“实录”与“说话”两类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开章便言：“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官修正史是记事，私修正史也是记事；实录是记事，说话也是记事。司马光的“记事一也”，既道出两类历史叙事的共同之处，也道出历史叙事与文论叙事的互通互渗。

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在隋唐之后被仿制得最多的是论诗诗和诗话，前者是诗体，后者是笔记小说体，均属于文学文体，而在此之前，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所借用的文体除了“史”更有“文”。因此，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在借用仿制的过程之中获取了文学文本的诗性或文学性。诗性言说是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最为本质的特征，前述取之于历史文本的叙事性和取之于哲学文本的言意观及论辩性均可纳入诗性言说这一特质之中，叙事也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言外之意也是文学家的追求，而论辩之中的对话体也是一种文学文体。当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觉地用文学性语体撰写文学理论专著，刘勰为第一人。刘勰有成熟的文体意识，他清楚地知道文与笔异区，诗与论别囿，可是他自觉而成熟地选择了用骈文这一纯粹的文学性语体来讨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问题。刘勰的这一选择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伟大而悠久的传统；诗性言说。体制(体裁)的文学性，体式(表达方式)的隐喻性，体貌(风格)的审美性，三者共同构成《文心雕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诗性特征。

隋唐以降，最常见的批评文体是论诗诗和诗话。唐人以诗论诗，批评文本与批评对象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文体样式，文学批评诗性地说，意象地说，诗中有画，论中亦有画，于是论成了诗，批评文本弥漫着文学性，文学性统治着批评文本。这种文学性成分对批评文体的弥漫和统治，我们从后来的诗话中亦能鲜明地感受到。“诗话”之名虽始见于北宋，诗话之源却在六朝。有论者称，六朝之后的诗话“接过笔记小说的体制，形成了以谈诗论艺为主要内容的笔记体批评样式”，是颇有见地的。历代诗话的文体源头是六朝笔记小说，故诗话这一批评文体秉有纯正的文学性“血缘”。《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而书中随处可见的诗人轶事、诗坛掌故、诗文赏析之类，若将之另辑成集，就已是典型的“诗话”了。《世说新语》叙事的简洁、灵动、传神等特征，在六朝之后大量诗话体(包括词话、曲话和小说评点等)批评文本中我们都能见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又称阮阅的《诗话总龟》“多录杂事，颇近小说”。今人校点《诗话总龟》，谓是书“多采小说家言”，而且说“如从事说部的辑佚工作，《诗话总龟》应该算是可供开掘的宝藏”。就文体样式及其话语方式的文学性而言，诗话是完全可当作小说来欣赏来研究的。古代文论这种文学性一直保存并生长着，直到晚清，直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从体制到体貌，完好无损地保持了古代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红楼梦评论》虽说已具备现代学术文体的雏形，但其中的语体(如第一章“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呆呆也”一段文字)并不乏文学味道，或者说是现代批评文本中的文学性残存。

三“无体之体”与当下文学批评的文体病症

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治学、分体撰文的规范，文史哲三大类已是门户森严，而“文”之中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也是区圊判然；创作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体，理论批评基本上是格式规范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就批评文体而言，若用现代文体模式去审阅，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本没有一篇一部是合乎规范的。论体制(体裁)，从哲学类的论、说、议、对到史学类的传、赞、志、表，从文学类的诗、词、赋、话到实用类的序跋、书信、碑诔，几乎每一种文体都可以用来书写文学批评；论语体(语言模式)，有骈有散，有文有笔；论体格(修辞格调)，有比有兴，有秀有隐，论体貌(风格)，有俗有雅，有正有奇；论体式(表现方式)，有抒隋有叙事，有议论有评点……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几乎是无体不用，无体不有。博采众体，包括众体，涵泳众体，融通众体，这便是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无体之体。

与古代文论的“无体”相反，现代文论是有体的：就大的门类而言，现代文论的书写可分为两大类：学院批评与传媒批评。若作第二级分类，则学院批评主要是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而媒体批评主要是报导与评论，实际上是一些篇幅短小的不那么规范的学术论文。因此，我们今天常见的批评文体不外乎两种：文章与专著。而这仅有的两种又常常相互关联相互缠绕：专著是文章的集合，文章是专著的分解。体裁的单一还不是问题的要害，连最应该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体貌(风格)和体式(语言表达方式)同样是单一的。一样的文体框架，一样的段落层次，一样的句型句式，一样的语格语调，一样的体性体貌。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无体之体”的传统被中断，古代文论所特有的生命感悟和诗性言说被丢弃，剩下的是批评文体的格式化，是言说方式的枯涩和单一。

其实，当下文学理论批评书写的格式化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格式化只是症状，要害之处是工具化。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只有被格式化的东西才能成为工具，用起来既方便又实惠。我这里说的“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论证西方批评理论的工具，一是作为兑换利益的工具。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基本上被中断，从批评观念到批评方法，从入思方式到书写方式，中国文论基本上是奉行“拿来主义”：欧美的，苏俄的，日本的…“中国文论既丢失了自己的理论话语，又丢失了自己的批评文体，走上一条失“语”失“体”的双失之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萨特到萨义德，从现代到后现代，从结构到解构，各种版本各种主义的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席卷着中国文论，将中国文论工具化，将中国文论变成论证西方理论的工具。中国文论，无论是丰厚的传统还是丰富的现实，无论是复杂的理论还是生动的实践，在体式单一的批评文本中，其功能和价值也是单一的：异域理论的本土证据。我们看古代文论之中也有异域文化的影响，比如刘勰和严羽都是深受佛教影响的，但在刘勰那里佛教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严羽那里佛教是一种言说方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批评的书写从来没有沦为佛教的工具，相反，佛教成为可供中国古代文论所借鉴的思维方式及言说方式。

工具化的批评文体，对外是去论证别人的理论，对内则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后者而言，批评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兑换：兑换学位，兑换职称，兑换项目，兑换奖励，兑换红包，兑换一切可以兑换的东西。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是一种文学性书写，也是为情造文。我们以书信体为例，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修书》，白居易《与元九书》，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等，都是批评史上的名篇。这些书信体的文学批评，为情造文，情真意诚，以情动人，理在情中。古代文论中也有“为文造情”的，即便如此，至少还有文采在；而为利写作，情无，文亦无。理论写作当然有功利性或实用性的一面，但对文学批评来说，更多的更本质的应该是文学性和审美性。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统治下，批评文本的文学性消退了。因此，在批评文体的层面，我们尤其需要吸纳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否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则难逃如彼归宿；或者是西方学术新潮或旧论的“中国注释”，或者是各种学术报表中的“统计数字”，或者是毫无思想震撼力和学术生命力的“印刷符号”或“文字过客”。

文学理论批评的书写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而批评文本作为创造的结果，理应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独特的魅力。格式化已经是对生命的戕贼和阉割，工具化则是对生命的彻底窒息，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批评文体的平面化。批评文体的“体”字，古汉语写为“髓”，本义为身体、生命之总属。当“体”之原始义延伸至文学理论批评时，其相关术语如体性、体貌、体格、体势等彰显出生命感和个性化。《文心雕龙》论“体”，既讲“风清骨峻”之生命感，又讲“才性异区”之独创性。古代文论即便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讲“体”，也是有生命意味的。《池北偶谈》卷十八引林光朝《艾轩集》将苏轼与黄庭坚作品的体貌之别，比喻为丈夫与女子之接客：“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一个是豪放旷达，一个是犹抱琵琶。这一段批评文字，其语体语式灌注着生机和灵气，含蕴着个性和神韵；而它所评论的对象(苏黄)更是各有其灵性各有其神韵的。

中国文论批评文体之演变的总体趋向，是由古代的“无体”走向了现当代的“有体”，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无体之体”的影响，至少在上一个世纪还有流风余韵：比如鲁迅杂文批评的卓吾体貌，周作人小品文批评的晚明韵味，钱钟书谈艺管锥的诗话体制，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健吾的“印象批评”，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沈从文的那些可与《边城》和《湘行散记》相比美的评论文字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承续了古代文论“无体之体”的文体传统。庄子将自己的文章称为“无端涯之辞”，柳中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告诫后学“参之庄、老而肆其端”。端者，边界也。庄子的文体没有边界，正如庄子的思想没有边界。可见批评文体不仅仅是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言说内容，影响到批评思想的创生和传播。认真清理中国文学批评“无体之体”的文体传统并揭示其演变规律，对于“破”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写作的格式化、工具化、平面化之弊，对于针砭当下流行的种种文体病症，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这一个工作最先可以在两个端点同时展开：一是在探求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化之源与文字之根的基础上重塑“髓”之生命尊严感和个体独创性，二是考察中国古典批评文体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复活”或“再生”。两端归于一致：将传统形态的“怎么说”转化为现代形态的“怎么说”，从而在批评文体的层面率先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责任编辑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