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放

内容提要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出现了重大变局，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文学，文学理论自身的方法和话语也变得不确定了。这种书写方式被称为“理论”。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表征着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的两个时代。从表面看是这两者的知识状况发生了逆转，如果追踪到价值层面的话，则是在后现代氛围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折。去中心、去边界、去体系、去类别、去差异，成为“理论”的价值追求、意义目标和学术风尚。进而言之，它通往如今普遍流行和被接受的价值观念。近年的“理论”又被“后理论”所取代，所谓“后理论”乃是“理论”之后出现的一种动向和苗头，是“理论热”退潮之后出现的一种未完成的新格局。我们应该倾听在“后理论”中回响着的一种声音，那就是对在“理论”中遭到缺失的文学理论的呼唤。

一问题的提出

毋庸置疑，文学理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其重大和深刻的程度而言，不啻是文学领域中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将这场变化开始的年头定在1960年，而高潮的真正到来则在20世纪90年代。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文学理论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文学互不相干，举凡近期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如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文学经典问题、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化转向问题等，大多不是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中产生，也不是为了解决具体创作和作品的问题，而是从文学理论自身生发、衍化而来，乃是自我复制、自我增殖的结果。当然文学研究也并非完全与文学作品无关，但即便偶涉作品文本，也往往是先有观点再找例证，用作品例证来验证理论观点。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并非从文学实际中概括、提炼出来，因而不具普适性，其操作性也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对文学来说变成了无宾词的、不及物的，文学理论更多讨论的是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生态学等。文学理论这样做的初衷是试图从自身外围的学术领域中来获得启发、寻找出路，结果却邯郸学步，丢掉了自身。如今做文学理论的人很多已基本不读文学作品，他们关注的对象无非是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拉康、德里达等，对于这些名家论著的研读，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此外，文学理论在思想学术的潮起潮落中往往得风气之先，人们对于各种新潮学说的了解，往往是首先通过文学理论获得的，而不是从各个相应学科中得到的。面对文学理论的晚近变局，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理论还是“文学”理论吗?

二“理论”的兴起

人类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是近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收获，其标志在于从事知识生产、传授和积累的专门机构的创立。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各主要国家和美国的大学脱离教会而得到复兴，成为生产、传授和积累知识的制度化场所，在这里人们被分为不同的知识群体，用掌握的专门技能去垦拓不同的人类知识领域，各种知识也逐步分类分科，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各个学科开始像扇面一样扩展开来。最早成形的一批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划归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对于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学的研究划归人文学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此后众多学科像雨后春笋一般成立，取得相对固定的学科名称并进入了大学课堂。其中有一门在英语中称为“古典学”(classics)的学科，带有明显的“美文学”(belles-lettres)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文学理论，它主要以文学艺术的各种类型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学者更愿意将它归人人文学科，以便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廓清界限。发展至此，文学理论获得了自己的学科定位。在1850至1945年期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各门学科在大学中被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做法是按学科设立首席讲座职位，开设相关课程，授予相应的学位。与教学的制度化相伴而行的是研究的制度化，包括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成立各种学会，制订按学科归类的图书收藏制度等。学科制度化的一大要义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总之，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学科，大致有以下一些基本的规定性，一是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二是它与其他学科有着明确的界限；三是它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和话语系统。这些学科规定性自文学理论确立之时起一直延续下来。

晚近以来，这些学科规定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学理论陷于始料不及的困局。难怪特里·伊格尔顿称文学理论是一种“幻觉”：“所以说它是一种幻觉，这首先意味着文学理论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支，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把它同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的与社会的思想充分地区分开来的单一性或特性；其次，它还意味着，它希望把自己区分出来——紧紧抓住一个叫做文学的对象——这是打错了算盘。”这就是说，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文学，文学理论自身的方法和话语也变得不确定了。那么，文学理论还能凭什么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呢?正像伊格尔顿所说，一面谈论文学理论，一面又要设法消除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或者说，文学理论既可以研究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又可以研究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这是可能的吗?看来有效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对“文学理论”概念重新进行界定。

乔纳森·卡勒最早对此进行了尝试。他发现，从1960年以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它研究的并非文学领域内的东西，采用的并非专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它是一系列无边无际、纵论天下大事的各种著作，从学术性最强的理论问题到学术味最淡薄的生活现象，都在它的讨论范围之内。它是各种思想学说的总和，就像一只筐，什么都往里装，在这些杂乱无章、包罗万象的著作之间往往毫无共同之处，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思想史、社会学等。不过它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论证，对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不无裨益，从而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书写方式。乔纳森·卡勒认为，这种新的书写方式可以有各种称呼，但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称之为“理论”(Theory)。卡勒概括了“理论”的以下四个特点：

1理论是跨学科的。它是一种超出原学科的作用的话语。

2理论是分析和思辨的话语。它试图揭示所谓性、语言、文字、意义、主体等概念中包含了什么。

3理论是对于常识的批判。它对那些被认为理应如此的观念作出批判。

4理论具有反思性。它是关于思想的思想，它对于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形成的范畴提出质疑。

从以上特点看，“理论”与文学理论已经大异其趣。

卡勒的见解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理论”几乎成了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整天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儿。“理论”成为一个大写的概念，有关书籍从出版社、学术研讨会大批地、潮水般地涌现。在大学里“理论”以读本、导读和入门手册之类形式编入教学大纲，“理论”课作为一门规范的必修课程，成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学习阶段的重头戏，关于该课程教学方法的讨论和论争也愈见增多，人们甚至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时期称为“理论时期”或“理论转向时期”。

在我国，“理论”这一特指概念进入学术视野较晚，大概要到世纪之交。随着乔纳森·卡勒著作的翻译印行，“理论”概念才逐渐被人们了解和使用。此前人们知道的只是“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学概论”、“文艺学”等。事到如今，我国文学理论向“理论”转型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转型的速度还不慢。我们对于近三年《文学评论》杂志“文艺理论”栏目刊登的论文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这些论文与文学的关联度已相当薄弱。

现在反过来看，这一情况的产生应该说事出有因。“理论”从文学理论中羽化而出是早有端倪的，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潮。当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为了促使文学理论挣脱各种思想禁锢，改变长期停滞不前的低迷状态，许多研究者尝试使用各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形成的新方法，来解决文学理论的问题。其时“老三论”、“新三论”以及发生认识论、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人类学、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阅读理论等理论模式备受追捧，成为人们争相效仿、占有的抢手货，搬用这些新方法来重解文学作品、变更文学理论套路的文章满天飞。这种做法不及旋踵便遭到批评，其中备受指责的就是“两张皮”的毛病。所谓“两张皮”，就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相匹配、理论演绎与文学实际彼此隔膜的弊端，而且是研究方法大于研究对象、理论演绎湮没文学实际。由于种种新方法另辟蹊径的新鲜感和解决问题的独特性，一下子抓住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使之将兴趣集中在方法和工具上，而弃置了对于作品和创作的关注，从而导致了理论与文学的脱节以及理论对文学的弃置。

这种理论盛行、文学告退的局面再次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市场经济、消费社会被提前催熟，从而带动了文学理论的历史逆转。如果说在20世纪初文学理论以“向内转”为主流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其表征就是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论的风靡一时，而在90年代以后，这些新潮理论又纷纷涌入国门。由于其间文学经验的扩充无论是舶来的还是本土的都远远赶不上这些新潮理论的增殖，后者始终是在缺乏文学经验支撑的状态中蔓延和扩张。当然，我们也能读到许多运用新潮理论解读文学作品的文字，但文学作品只是作为理论阐发的触媒和理论推导的例证，并不具研究本体的地位，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是文学自身固有的，而是理论的先行观念所赋予的。结果事情就变成了这样：不是理论观念依据文学经验而得以成立，而是文学经验通过既定理论而得到阐述；不是理论操作必须在创作和作品中检验其有效性，而是创作和作品必须在理论框架中取得其合法性。更有甚者，有的理论家对于文学现象的分析和评价并不建立在对于文学作品的认真阅读之上，只是仅凭某种印象、感觉、传闻或舆论，就能主题先行式地指点江山、大发高论。有论者对于国内的理论现状作出了以下评说：“理论的自治性和深刻性比理论对经验的有效性更为重要。批评理论越是丰富，与文学经验的关系就越是疏离，批评正在日益脱离作品而变成自足、自洽乃至自闭的活动。”

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理论新潮的轮番冲刷激荡，国内文学理论的观念、方法、路径、模式被刷新和重建，呈现出与旧时迥然不同的格局，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渐行渐远、愈见疏离，最终成为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不同知识领域，文学理论走向了理论。

三学术史的两个时代

如果我们将文学理论与理论看成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前后两个时代的表征的话，那么，显而易见，这两个时代的知识状况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乔纳森·卡勒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说“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区别之一在于，“理论”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乍一看这话不好理解，但实际上这是对于“理论”的活动性、行动性、实践性作出认定。按说理论与实践是相互对应、同时也相互转化的范畴，有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范畴。但是依卡勒之见，两相比较，文学理论更偏于“知”，而“理论”更偏于“行”。固然不能否认文学理论以其对于文学活动的参照作用而最终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但是毕竟囿于文学领域，而且作用也相对间接。相比之下，“理论”要自由得多、直接得多，它并不限于文学，而且贴近新鲜活泼、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直接介入和干预人们的实际生活，从而在行动性、实践性上更胜于文学理论。正因为“理论”走出了象牙塔，走出了高墙深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它所鼓荡的并不是一种文学思潮，也不是一种文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是一种社会思潮了。它消除了学术建树与实践行动之间的天然界限，将思想学说的探究直接引向生产关系、社会体制、思想观念的变革，从而它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政治。当读者打开当今“理论”著作时，跳进眼帘的总是这样一些字眼：道德：宗教、革命、真理、阶级、种族、身份、性别、地域、霸权、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人们已经厌倦了那种不良政治的年头，“理论”恰恰充当了政治最佳的代名词。其中每一种理论新潮都带有某种通往现实的政治意向，例如女权主义理论，它与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的社会经验和政治需要紧密关联，体现着对于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的政治介入，同时也为从事女性研究的学术机构与社会团体、政治组织搭建起联系的桥梁。

其次，文化的商品化可能是消费社会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的商品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研究后现代主义最早的一批论著中就论及此事，他认为，在消费社会，资本的扩充已达惊人的地步，资本的势力已延伸到许多以往未曾受到商品化影响的领域里去。他在1985年下半年在中国所作的讲演中进一步指出：“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他还特地说明，这并不是说理论家们用自己的理论来牟利，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关于商品化的逻辑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詹姆逊语焉

不详，后来特里·伊格尔顿对此作出解释：“后现代社会所提供的那些更有诱惑力的商品之一就是文化理论本身。后现代理论乃是后现代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理论也代表着一种在日趋竞争的知识环境中积累可贵的‘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这里借用了布尔迪厄关于“资本转换”的理论来说明理论商品化的机制。布尔迪厄认为，在商品化时代，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在一定的权力场中相互转换，物质性的经济资本可以转换为非物质性的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同样，非物质性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转换为物质性的经济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还指出了文化资本的不同存在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商品的形式”，它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可见理论的商品化已是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和重要形式，它体现着“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互转换的逻辑。然而商品化有大致的套路，并不在乎你是一般商品还是文化商品，因此可以看到在理论操作中一些似曾相识的运作方法，例如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以博取名声，标新立异、制造时尚以聚拢人气，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更风格、别立新宗，策划流行、引领思潮，不同思想和观念林立，各种主张和见解互见。这种形形色色的新潮理论“各领风骚没几天”的局面必然导致思想的冗余，衍生出种种伪问题、空问题。对此有学者根据多年考察作出很好的分析，认为目前国内还搞得很热闹的一些理论如后殖民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等，实在没有太大用处，也根本没法操作。另外，理论在市场操作中也开始转向娱乐化，随着学术的传媒化、文化的广告化，那些在流行书写中盛行的戏仿、反讽、篡改、拼贴、戏说、搞笑之风也刮进了理论之区，使得理论也走向“大话化”。可以说这是在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娱乐策略取得的最大成功，导致了历来属于高雅层面、精英性质的理论的审美化。

再次，“理论”在本性上与文化研究相通。乔纳森·卡勒曾在回答“什么是文化研究?”的问题时给出了三种假设，其中的一个假设就是“理论”。他说：“文化研究就是，或者可以被视为，我们简称为理论的那些活动的总称”，“文化研究就是我们简称为理论的理论实践”。那么，文化研究与“理论”在哪一点上相通呢?“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结有不解之缘，与生俱来地秉有超越专业分工、挑战学科边界的天性；而文化研究则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领域”。可见文化研究与“理论”在祛除专业分工和学科界限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这一点对于传统的学科规训制度是极具消解性和冲击力的。而文化研究与“理论”恰恰在这一点上找到了连结点。伊格尔顿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它(文化研究)并没有任何作为一门学科的特殊的统一性；……这一学科上的不确定性却也标志了传统的学术劳动分工的瓦解，而“理论”一词就多少传达了这一信息。“理论”表示着我们那些为知识分门别类的经典方式现在已经由于种种实实在在的历史原因而陷入麻烦。但它既是这一瓦解的一个揭示性的征候，也是这一领域的积极的重新安排。理论的涌现提示着这样一点，即由于某些很好的历史理由，那些以入文学科为我们所知的学科已经不能再照它们所习惯的样子继续下去了。

如今文化研究与“理论”的关联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涉及一个，就不能不关乎另一个。例如有些参与文化研究的人在主观上是反“理论”的，认为文化研究与“理论”分属不同领域，主张将二者区分开来，但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模式恰恰大多取自各种新潮理论。尽管他们内心对于“理论”不持认同态度，但其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却仍是理论化的，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意识和方法论色彩。

从以上分析可见，“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不仅“理论”本身与行动、实践、政治、市场、商品、娱乐等实际生活之间失去了界限，而且“理论”内部也取消了专业分工和学科类别。这与以往的文学理论迥异其趣，文学理论恰恰是以廓清学科界限、坚守专业特点为准则的，不仅在学术体制与实际生活之间明辨差异、厘清界限，而且学术体制内部也是分门别类，各司其职的，各个部分、各个分支具有不同的职责和功能，例如韦勒克、沃伦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的区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宗旨。如今事情却完全翻了个个儿，学术研究与实际生活混为一谈，学科、专业的概念被搁置了。其中的变化之大，犹如一个以往潜心研究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或索尔仁尼琴的教授，现在转而论证垃圾、肥胖、旅游或同性恋问题了，而这恰恰是如今比比皆是、见怪不怪的事情。这一变局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学理论所表征的时代，知识状况是建立在对于不同领域的分隔、划界、区分之上的，而在其后“理论”所表征的时代，知识状况却转而建立在对于这些间隔、区别、差异的消除之上了。

四价值取向的后现代转折

“理论”代文学理论而起，其深层机理乃是在后现代氛围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折。

1982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主张将“理论”划归后现代主义现象之列，据知这是对于“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性质作出定性的最早表述。詹姆逊这样说：

现在，我们渐渐有了一种直接叫做“理论”的书写，它同时都是或都不是那些东西。这种新的话语，通常与法国有关，而且被称作法国理论，正在逐渐扩展并标志着哲学本身的终结。例如，福柯的作品是否应称为哲学、历史、社会理论或政治科学?正如他们现在所言，这是难以定夺的；我将建议把这类“理论话语”也归入后现代主义现象之列。

詹姆逊将“理论”列入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它的跨学科、非学科性质。“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消除了以往文类和专业话语的区别，使得原有的学科划分和专业特点都变得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而这种消弥事物固有边界和分野的特征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做派。詹姆逊认为“理论”的问世与德里达、福柯、拉康的后结构主义有关，因而称之为“法国理论”。后结构主义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旨趣从一开始就为“理论”定了向，使之在价值观念上出于本能似地站到去中心、去边界、去体系的立场，崇尚事物的模糊性、零散性、或然性。卡勒曾指出过这层关系：“我们称为‘理论的东西一般都与‘后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米歇尔·福柯的历史和宗谱研究、雅克·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雅克·德里达对于哲学文本的解构主义阅读等等，理论的这些核心要素对文学的关注仅仅是浮光掠影。与文化研究类似，理论是无范围的、无定形的和跨学科的。只要方法得当，几乎任何事情都可置于理论框架之中。”对于后结构主义的传承注定了“理论”与生俱来的后现代主义性质。

“理论”的横空出世有其必然性，不妨将其视为文化的后现代转折的一个显例。美国社会学家

拉什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未开化社会”、“现代化”、“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未开化社会”的特点是文化与社会尚未分化；“现代化”的特点是分化，其突出表现就是现代主义的自洽性或者说自我立法；“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则是消解分化，消除差异。而这三个阶段的特点都体现在文化之中。拉什的一个说法值得重视：“如果说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分化的过程。”这就是说，现代文化是分化的，后现代文化则是去分化的，从分化到去分化，表征着文化的后现代转折。

在拉什之前之后，有许多学者试图对文化从分化到去分化这一后现代转折作出说明，莱斯利·费德勒最先喊出了“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口号，以对于通俗文化的褒扬而嘲弄现代主义艺术的清高，肯定通俗文化以反理性、反严肃的姿态创造了新的后现代神话，从而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苏珊·桑塔格标举“反对释义”的主张，认为艺术作品无须“释义”，因为作品的价值不在意义，而在诉诸感官的直接性，意义只对高级的精英文化生效，而感觉则是整体性的，它对高级的精英文化与低级的通俗文化同样有效。伊哈布·哈桑将“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两个词合在一起，生造了“不确定内在性”这一不经见的概念，“不确定性”是指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带来的结果，“内在性”是指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它们合在一起，便意味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传统界限造成的障碍的突破。哈桑的创见开启了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的“文化折衷主义”和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多元对话论”。前者在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谋求一种零度的总体文化，致力开创一个宽松的时代；后者则倡导一种“新的多元主义”，主张打破种种传统的界限，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

这一从分化到去分化的后现代转折导致了“理论”的兴起，从而去中心、去边界、去体系、去类别、去差异，从一开始就成为“理论”的价值追求和意义目标，也成为“理论”的审美趣味和学术风尚。所谓跨越边界，填平鸿沟，推倒壁垒，拆除栅栏，就是对于这一价值取向形象生动的描述和喻示。这对于以往价值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那种以不同领域的划界、分隔、厘定作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之前提的常规前例遭到了动摇和拆解。任何历史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和失落，但是这种付出必将因历史前进所带来的福祉而得到加倍的回报。具体到“理论”，它以一连串带“去”字的价值概念对于传统的学科规训制度提出了挑战，撼动了长期延续的学科规范和专业设置，破坏力不可谓不强，但这对于以往不同学科、专业之间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也是一次反拨。进而言之，打破限制、消除隔阂，恰恰通往对话、交流、沟通、合作、民主、开放、多元、和谐等当今时代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

五何为“后理论”

近年来，当人们还没有从“理论”引起的震动中定下神来，就已经有人宣布，“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后理论”的时代!相关的论著一时联袂而出，代表作有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解读》(2002)、拉巴尔特的《理论的未来》(2002)、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以及论文集《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1999)、《理论还剩下了什么》(2000)、《生活：理论之后》(2003)等。可谓来势凶猛，一发而不可收，似乎又形成了新一轮时髦。总的说来，所谓“后理论”就是在“理论”消退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后理论”的勃兴，大背景就是当年推动“理论”兴起的一代风云人物如拉康、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等相继过世，而至今健在者大多也已许久没有发表有影响的见解，“理论”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权威性。从机理上说，这也是“理论”的解构本性所致，就像伊格尔顿所说：“理论，在已经解构了几乎其他一切之后，似乎现在终于也做到了把自己也给解构了。””

现在要对“后理论”作出全面的评价可能为时尚早，只能根据目前阅览所及提几点看法：其一，“后理论”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学术格局。如果说此前“理论”可以明白说出其相关的学派、思潮或学说诸如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话，那么至今似乎尚未有谁说清楚归入“后理论”的到底是哪些新潮学说。“后理论”更像是一种大致的意向、旨趣或构想，还不足以成派成家、立言立说。原因之一是，“后理论”出于晚辈之手，初出茅庐，还差点火候。伊格尔顿所见略同：“无论如何，新一代并没有提出什么属于自己的重要概念。前辈的典范显然太过崇高，难以企及。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新世纪应该也能产生自己的大师。不过，至少在目前，我们仍须遵从以往的大师而仰人鼻息。”其二，“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此前“理论”的延续。如果说“理论”是大写的、单数的概念，偏于总体性、全局性，表现为宏大叙事的话，那么“后理论”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概念，偏于分支性、局部性，往往是一种琐细叙事。也就是说，“理论”在宏观层面上对于社会人生大关节目表现出的关心，在“后理论”中已经延伸到具体的、个别的社会事件和生活琐事之中。对此伊格尔顿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都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域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代之者则将是那个流动的、不再居于中心的主体。不再有任何连贯的系统或统一的历史让人去加以反对，而只有一批各自分立的权力、话语、实践、叙事。”。正因为这一点，“后理论”也被称为“众多的理论”或“更多的理论”。其三，“后理论”更重视行动、实践，更讲究实用性、应用性。如前所述，重践行、讲效用，这原是“理论”的本性，但“后理论”在这一点上要求更甚于前者。在“后理论”看来，“理论”的宏大叙事，体现了对于一元性、总体性、神圣性的追求，其实还是它所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阴魂不散，它通过对于琐细叙事的打压来取得自身的合法性，使人敬而远之、退避三合，从而造成了它与生活实用的阻隔，大大削弱了它对于实际生活的影响。“后理论”认为，这正是“理论”的失败之处。值此困局，“后理论”显得雄心勃勃、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担当起振衰救弊的职责，对于“理论”的高高在上和不切实际提出挑战，将行动和实践引向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文论史家如是说：“人们感到，20世纪70和80年代盛期的(大写的)‘理论现在已经被取代，或者完全被吸纳进新的理论或种种理论中，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对于那些理所当然的理论假设和观念提出批判性疑问，不论那些假设是关于社会机制、性机制还是经济关系的机制，也不论那些观念是主体的、文化的还是跨文化身份的。”不过事情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理论”的琐细性决定了它所看重的行动和实践

往往流于世俗、繁琐和卑微，趋向欲望化、官能化、肉身化。伊格尔顿说得幽默：“如今真正性感的话题是‘胜。在学术界，对法国式接吻的迷恋已经取代了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在某些文化圈子里，自慰的政治比中东的政治更令人神往。性虐待战胜了社会主义。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而言，身体是一个始终流行的主题，不过，他们感兴趣的通常是情欲炽热的身体，而不是饥肠辘辘的身体；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动的身体。”

从以上分析可见，所谓“后理论”乃是“理论热”的退潮之后出现的一种未完成的新格局；准确地说，“后理论”只是“理论”的一种延伸，它不足以构成另一个阶段，更谈不上另一个时代，至多只能算是“理论”的新形态。关于这个问题，连倡言“后理论”的伊格尔顿都说：“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所作的假设进行合理的系统的反思，那么，它仍然像以往一样不可或缺。‘理论之后所昭示的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理论发展高峰期的余波。”国外学界近期对于“后理论”的热衷，除了学者个人的学术风格之外，当与制造流行、引导潮流的后现代风尚有关。

也许我们还应该用心倾听在“后理论”中始终回响着的一种声音，那就是对于在“理论”中遭到缺失的文学理论的呼唤。拉巴尔特指出，“理论”总是让人感到太偏于一端，只是论述了整体的一半，而遗漏的那一半实际上更真实、更富活力，也更有本质意义，那就是文学、美学、批评或者读解、文化、诗学。乔纳森·卡勒指出，在“理论”中被忽视的是文学和文学性，它们被种族、性、性别的种种规范、律条遮蔽了。他认为，现在也许该是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归文学研究。卡宁汉也主张回归文学，具体做法就是恢复文本细读的传统；他认为，一切好的、真正的阅读都是必然是细读，不是细读的阅读无权称为好的、真正的阅读。乔纳森·贝特则认为，细读有一个缺陷，就是对于作者生平传略的事实考证和版本研究的忽视，从而应当对传记的、历史的、目录学、版本学的文学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视。约翰·勃伦对于“理论”在种族、阶级、性别和性问题上采用的非形式主义研究表示反感，主张回归对于文学文本的形式主义读解。如此等等。总之，“后理论”各种主张的提出，寄寓着对于“理论”补偏救弊的古道热肠，“理论”的非文学倾向的弊端理应得到救正，而“后理论”正体现了这种担当。“后理论”成为可能，就意味着对于“理论”的非文学倾向的解脱和超越。“后理论”对于被放逐的文学的招魂，对于远离文学故园的乡愁，都化为返乡和回家的强烈冲动。回归文学理论，这是“后理论”在不断消解又不断重建的轮回中点燃的亮色。

但是，对于回归文学理论的前景切不可作简单化的理解，历史不可假设与重演。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的开头提醒人们：“如果有读者看到本书的书名，以为‘理论现已告结束了，我们可以就此松一口气，重返理论之前的纯真岁月了，那么这些读者可能要失望。我们不可能重回一个只消说一句‘约翰·济慈的作品令人愉快或是‘约翰·弥尔顿流露出坚毅的神情便已足够的时代。”我们走到了“理论之后”，在重新面对文学理论时，我们毕竟经历了重重困顿的历练，吸纳了种种思想的成果，不再会那样幼稚和天真了。

责任编辑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