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坚

2009年10月的最后一天，20余位分布在山西各地的煤矿业主悄然会合太原，按事先约定，前往浙江杭州参加当天下午召开的浙商转型会长论坛。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商会例会。在有浙江省政府第一招待所之称的之江饭店会场，10多位专程从广东、广西、安徽、上海、山东等地赶回的浙江商会会长悉数在座，另有浙江政商界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还有举办方从北京邀请的大陆民商法方面的专业法律人士。

受邀回浙江娘家“倒苦水”的温州煤老板代表被特意安排在论坛上座，其演讲主题“山西煤炭重组对浙商的挑战”是当天重磅议题。在会长论坛的议程中，还专门设置了由山西煤矿浙商代表、法律专家、众多媒体参加的小型沙龙。

从不习惯抛头露面的煤老板们集体在闪光灯下亮相，喻示眼下山西煤业整合的形势已使他们失去退路。“那不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温州煤老板代表、山西梨树园煤业董事长练祖前忿忿地抱怨在山西遭受的“不公”。

煤老板们在会上纷纷发言，他们的声音或许能传递到浙江省高层，促使主政者从中斡旋调停～一这正是他们所热切盼望的。

论坛举办方之一的泽大律师事务所有关律师更声称，浙江省政府领导已在内部就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困境表态。另有举办方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浙江省已准备采取相应的举措，或派专人去山西进行协调。据该人士估计，最晚会在下周有所行动。

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山西此次提高单井产能门槛的产业整合中，浙商损失惨重。

“浙江是小企业集群为特征，在山西的投资基本上是中小型，如果是以单井90万为标准，基本上浙商投资的煤矿一网打尽，没有生存的空间。”泽大律师事务所吴族春律师说。

今年7月，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省协作办委托，该所进行了一项浙商在省外国外投资矿产的系统性调查。在他们前去山西调研过程中，“恰好”遇到煤业兼并重组，回来后，泽大律师事务所向浙江省政府递交了相关调研报告。

泽大所做的该项课题调研由浙江省财政厅全额拨款资助，据浙江省有关人士透露，省政府前期拨款“20余万元”支持调研。赴山西摸底的律师调研成文后，层层上交，送至省政府主要领导过目。

知情人士透露，浙江省政府内部对山西煤矿重组大跃进式的变革保留看法，认为山西在执行中央政策中存在一定的偏差。

作为可能的“纠偏”行动先声，在温州煤老板来杭开会前一天，浙江省某领导亦专门找吴族春谈话，“询问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最近有什么要求，要求尽快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浙商投资山西煤矿的金额估计在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吴族春认为，温州人习惯于抱团作战，每个煤老板筹集资金的背后总有几十、上百个人，这部分资金投资的非人为失误，在省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如其中有银行资金介入，对浙江的银行信贷质量可能造成较大损失。此外，在晋的浙商投资煤矿，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四五百个，据此计算，涉及2、3万的浙籍人士就业问题。

另外，浙江资源短缺。2008年浙江煤炭消耗量1.2亿吨，百分之百依赖省外。目前浙商在山西煤矿投资产能在5000万吨左右，部分煤炭直接销到浙江，对浙江经济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浙商在山西出局，浙江的能源供应将面临一定损失。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山西煤矿重组启动后，煤炭输入地的福建省曾派人赴晋协调，据称谈判取得成果。浙商研究院院长吕福新据此认为，涉及盘子五六百亿元的浙商省外资产遭受威胁，浙江省政府应有所作为。

与浙江省政府官员过从甚密的吕福新并呼吁，浙江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案给中央决策层，“浙商政治精英、智力精英、商业精英到联合的时候了”。

起诉或者上访

历史上浙商因为“国进民退”遭遇挫折屡见不鲜，而浙省政府也曾出手。90年代末期，浙商到陕北开采油田，最后全部被国有资本收购，很多人倾家荡产，为此温州的企业主曾去全国人大上访。

另一个是1995年“北京浙江村”事件，有13万人规模的北京最大的浙江村一夜之间被3000名干警铲平。“浙江省政府为之忧心忡忡，专门派人去北京沟通。”胡宏伟说。

吕福新称，山西的浙商应该保留法律诉讼的意向，“如果材料搞清楚了，可向山西政府提出集团诉讼，这对解决以后的问题是有好处的”。让浙商研究学者忧心忡忡的是，山西煤炭的兼并重组仅是试点，“国进民退”整合小煤矿模式一旦取得成功即向全国推广。中国大陆产煤省之一的内蒙准备效仿，河南、山东，包括贵州，都有所动作，并可能拓展到其他采矿行业，届时浙商的损失将延展。

“我不相信，温州煤老板如果去山西省高院起诉，他们敢于立案。温州煤老板们也不可能来浙江起诉，没法打这个官司。”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谷当场坦言。

张谷认为，山西煤炭整合中浙商利益问题，最好由浙江省政府出面调停，并且与山西的五大集团一起谈判，统一煤矿补偿标准和付款方式等。考虑到浙商在山西开采的煤相当部分用于浙江的发电，浙江省政府也可有相应的财政措施，给予浙商垫付、补贴等过渡性手段。

“现在还没到最后撕破脸的时候1”在集体返浙求助前，温州煤老板们已统一意见，如求助政府和媒体无效后，他们将赴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集体起诉山西省政府，或组织规模人群去北京全国人大上访。

一个细节是，在政府催促之下签订协议时，煤老板一般都在第一份协议下注明：“须补签第二份协议，在后一份协议中明确付款方式等细则，第一份协议要第二个签了后才生效。”这或许给浙商们诉诸法律手段前置了空间。

实际上，在浙江之外，旷日持久的整合也催生了有利于煤老板们的声音。国家统计局城市司近日在相关文章中提到，受今年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等政策的影响，不少行业特别是焦化行业煤源紧缺，造成企业生产成本过高，出现与产品价格倒挂的现象，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

此外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2009年三季度山西省企业景气调查报告称，希望加快全省煤炭企业重组、改制、验收工作步伐，使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炭和矿山企业尽早复产，从而促进焦铁、化工产业链和全省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