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现在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由美国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衰退是否已见底? 世界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但我认为，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种流行的观点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自由市场的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各国政府都在慌乱中出台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向处于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注入巨额资金，无节制地增加公共工程投资，刺激消费，强化监管，接管私营企业，如此等等。但读一读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斯伯德的《美国大萧条》这本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经典著作，就会真正明白，如同上次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 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 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在解决危机，不如说在延缓和恶化危机。

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次危机的背景虽然与八十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的背景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九十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九十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曾有两个人预测到。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二十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利率过低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导致企业家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资本品工业过度扩张，经济机构扭曲。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中央银行）没有办法如以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收缩，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衰退。繁荣和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直到八十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正如《美国大萧条》第三篇所证明的，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格林斯潘在一九六六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对三十年代那次经济危机提出了如下解释：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了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机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成功地压制投机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四十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八十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重复了他曾经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又一次大萧条。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也曾有人预测过，他叫彼得·希夫（Peter Schiff），是学者型投资家，在二○○六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彼得鲁（Krassmir Petrov）二○○四年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二○○八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

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所表明的，这次危机的根源和一九二九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中央银行惹的祸。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扭曲了市场信号，一方面误导了企业家过多地从事本来无利可图的资本品投资，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大幅度上涨，造成股票市场泡沫；另一方面，又误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使得原本不该借钱的人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开始买房子，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不可持续的高消费。但社会的真实资源并没有增加。当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转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压力时，政府（美联储）不得不停止货币扩张，利率上升（如果政府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体系的崩溃）。于是，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产品价格是扭曲的，因为利率是扭曲的。这完全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错误，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美国经济的高度杠杆化是美联储信贷扩张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上述由信贷扩张引发的危机发生的道理可以用米塞斯建房子的类比来说明。设想一个人准备建一栋房子，他拥有的资源（如砖块）只够建一栋小房子，但他错误地以为可以建一栋大的房子，所以开始按大房子的计划施工，打了一个很大的地基。显然，他对自己的错误发现得越早越好，因为这样他可以较早地调整自己的计划，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如果等资源已经用光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错误，他不得不将建了一半的房子全部推倒重来，遭受投资失误的严重损失。

这次危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政策和贷款担保。美国国会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和自克林顿政府开始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严重地扭曲了住宅信贷中的商业谨慎原则。房地美和房利美是两个美国政府担保的机构，在这次危机发生的时候，房地美和房利美持有一半左右的住房抵押贷款。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次危机与一九二九年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充当救世主。那么，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危机之所以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流行的观点是，罗斯福一九三三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注资，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一九九○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持续的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反而使之越陷越深！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使得扭曲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埋下更严重的恶果。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另外，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储蓄率太高。但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下降的，中国的储蓄率高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与银行的信贷扩张有关，也与国有体制有关。国有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把西方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如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源于他们对市场本质的深刻理解。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是无数个经济个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做出有目的的行动决策的动态过程，市场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是一种均衡状态，决策者有完全的信息。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率的体制，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任何人为干预都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

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二十世纪经济学中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企业家精神和动态市场调整理论及社会经济理论）被主流经济学丢弃了。“二战”之后，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继续在美国延续着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新一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继续着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成为非主流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力量，其追随者遍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各地（相比之下，奥地利国内已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此外，奥地利学派在政界、商界和传媒界都有一些著名的追随者，如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前总统候选人Ron Paul一直以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从政理念，他的经济顾问、著名投资家彼得·希夫（《美元大崩溃》作者）也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的坚定追随者。

尽管奥地利学派游离于当今的主流经济学之外，但自一九七四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特别是在过去二十年里，随着苏联东欧国家计划体制的崩溃，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政府经济政策（包括反垄断法的修改）的制定发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流行的教科书也开始介绍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二○○○年曾说： 奥地利学派对美国主流经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影响。连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影响被人们忽视了。凯恩斯本人曾承认米塞斯关于名义价值有实际效果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国际清算银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分析资产泡沫性通货膨胀中运用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特别是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曾于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以《金融过度中，奥地利经济学复活》为题介绍了国际清算银行基于奥地利学派理论分析世界经济形势的年度报告，该报告预测到，资产泡沫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来临。米塞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伍兹（Thomas Woods）于二○○九年刚刚出版的解释这次大危机的专著《坍塌》（Meltdown），已成为最畅销的图书。

《美国大萧条》的作者穆瑞·罗斯伯德（一九二六——一九九五）是自米塞斯和哈耶克之后现代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学、历史、政治哲学和法律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学派的“首席理论家”。

罗斯伯德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五六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投身于米塞斯经济学的研究。最初，他曾试图把米塞斯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考辨》写成适合大学生的教科书，得到米塞斯本人的认可。但随着这项工作的进行，他在米塞斯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最后写成了《个人、经济与国家》（Man，Economy and State），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一九六三年，他又出版了《美国大萧条》一书。这两本著作拓展了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课题，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全面取代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四十五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出版的大量著作中，阐述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政治理念，成为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货币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使“货币之谜从此不再存在”。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拒绝米塞斯信仰的有限政府，鼓吹“无政府的资本主义”。他还创办了卡托研究院（the Cato Institute），并参与创办了米塞斯研究所。

《美国大萧条》是穆瑞·罗斯伯德重要的代表作，自一九六三年出版以来，已再版五次，印刷八次（最近一次印刷是二○○八年）。这本书用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作者用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是错误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危机不是源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也不是如货币主义学者主张的源于一九二九年后的信贷紧缩政策，而是源于二十年代美联储持续的信贷扩张政策，过度繁荣必然带来经济衰退； 从胡佛总统开始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危机，而是使衰退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使衰退变成持续的大萧条，因为政府干预破坏了市场自身的调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调整将很快结束危机，如同之前的历次危机所证明的。

二○○九年三月九日 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美国大萧条》，穆瑞·罗斯伯德著，谢华育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九 年修订版即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