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

“在西方，《圣经》、《古兰经》到处都有，但是中国的《五经》没有人认识，我觉得这不公平。”多语种翻译《五经》项目的主持人、荷兰汉学家施舟人教授对于《五经》在世界上的命运颇为感慨。西方翻译的《五经》

所谓《五经》，就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简称。《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历代以来，学者注疏不断，可以说，一部《五经》的注疏史也就是儒学的思想发展史，所以这些书从来都是中国学者案头的必备。

不仅中国人，西方对中国这五部经典之经典也重视有加。自意大利传教士金尼阁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翻译刊印拉丁文版《中国五经》以来，西方翻译《五经》已近400年的历史，可是迄今为止，却没有一套完整的、可通行的多语种《五经》译本行世，这对于西方人正确地认识中国人的知识背景和传统思维方式都是一道显在的障碍。

2009年6月19日，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道长向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赠送道教书籍。

《五经》中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注意的是《易经》和《尚书》。康熙年间，康熙特别从江西征调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协助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研究《易经》，前后6年。白晋用拉丁文著成《易经要旨》一书（这部书的手稿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另一位研究《易经》卓有成效的汉学家是法国人朱利斯·莫尔（JuliusMohl）。1834年，他在斯图亚特出版了他的《易经》专著：《中国最古的典籍“易经”》，不仅对古老的《易经》进行注释和翻译，而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将伏羲创《易经》的目的、八卦的各种符号和不同组合的复杂合义第一次介绍给西方。而康熙年间另一位重要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claudede Visdelou）则首先翻译了《书经》。

1733年，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xander DeIa Charme）开始将《礼记》翻译成法文，将《诗经》翻译成拉丁文。可惜孙璋命运不济，直到100年以后，他的翻译才被汉学家朱利斯·莫尔编辑出版，取书名：《孔夫子的诗经》。也许是因为耽误了100年的时间，他全本翻译的《诗经》远远没有马若瑟（Josephde Primare）的节译本影响深远。

翻译中国儒家的典籍需要深厚的汉学学识方能胜任。其中，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就是这样一位博闻强记志向远大的西方汉学家。1861年，理雅各出版了他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和第二卷，其实就是“四书”和《论语》的英译。4年后，他又在香港陆续翻译出版了《书经》、《诗经》、《春秋》和《左传》，分别成为《中国经典》的第三、四和五卷，书出版后立即轰动欧洲，并在《中国经典》第五卷出版4年之后，他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因《五经》翻译而功成名就。在翻译《五经》的过程中，理雅各可谓殚精竭虑，耗费了几十年的心血，但是光靠他一个人的努力，恐怕还难以完成这项旷世工程。他背后的助手是中国学者王韬，王韬帮助理雅各深入理解这些晦涩难懂的中国古代经典，让这位深受基督教洗礼的西方人明白，为什么这些言简意赅的书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

理雅各和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eraphinCouvreur）、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Wilhelm）并称为“汉籍欧译三大师”。卫礼贤翻译的《易经》很出名，得到了心理学大师荣格（C.G.Jung）的激赏。而顾赛芬的一生长期生活在河北献县的天主教堂，深研中国典籍，1896年出版《诗经》、1897年《书经》、1899年《礼记》、1914年《春秋左传》、1916年《仪礼》，都是以拉丁文、法文与汉文对照排印，和之前的传教士汉学家往往断章取义或者以自己的理解曲解误读原文不同，顾赛芬的翻译以逐字逐句地忠实于原文而著称于世，也因于此，他的译本在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都备受重视。

当然，这并不表示这些早期汉学家的《五经》翻译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方面，时过境迁，这些翻译文本大都散失严重，内容方面也难称准确，而且即使是相对晚近的理雅各等人的翻译，其所用英语或其他语种的语言也与当下通用语有一定的距离，并不利于当代人阅读《五经》以及《五经》在海外的普及传播。另—方面，《五经》的翻译热潮也早成了过眼云烟，更多的《五经》研究不过是汉学界内一个小小的分支，大众，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正因于此，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并开始广泛接触海内外经学界、训诂学界、考古学界、翻译界等领域众多学者，筹备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同时还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首批成员。而肩负这一重任，出任多语种《五经》翻译主持人的，正是著名汉学家、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先生及其夫人袁冰凌教授。

施舟人的中国情结

拥有法国国籍的荷兰汉学家施舟人肯定也有中国情结。当他18岁时第一次在荷兰国立博物馆中看到展出的青铜器、瓷器和山水画时，他就和这个遥远的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自己年轻时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他去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学校学习东方美术，可是如果没有汉学基础，对理解中国美术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从那里，他转入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师从史泰安（Rolf Alfred Stein）、康德谟（MaximeKaltenmark）学习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道教史和文化人类学。他对此很感兴趣，只是“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中国的东西特别难学，我们要把一件事做成，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施舟人感慨地说。

学成之后的施舟人在道教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此次，他将目光投向了《五经》翻译，似乎又在给自己出一道难题。“研究汉学很难，很苦，很孤单。”在采访过程中，施舟人先生多次忍不住要把“苦”这个字挂在嘴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翻译，作为项目主持人，他组织了海内外一些最有成就的汉学家参与到这次《五经》的全新翻译中来，希望通过集体的智慧来百炼成钢。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次又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次又一次精益求精的修改，还有各种事务性的工作。

“我们必须出版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斩钉截铁地说。施舟人很高兴自己的提议能得到国家立项和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现在兵强马壮，项目成员均为一时之选，正是这一浩大工程走上正轨的最佳时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的国学热让这样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翻译计划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虽然中国正处在所谓的国学热之中，但是真正热销的还是那些经过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通俗读物，真正严肃的学术书籍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市场。西方恐怕同样如此，诚如施舟人本人所说：“《五经》研究没落了。”当法国的～家出版社将他们希望出版的一套世界经典文库的书目给饶宗颐先生过目时，饶先生多少有些不高兴：“怎么可以呢？我们中国的《五经》就没有了吗？”这里列在中国板块中的经典书目只是文学类书籍，比如《红楼梦》和《金瓶梅》，而西方选择的则是两河流域苏美尔文的《吉尔伽美什叙事诗》、波斯古经《阿维斯陀经》、古希伯来《摩西五书》等经籍。似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停留在文学类的书籍之上。

施舟人永远记得这段往事。他总是向人们说，要重新翻译《五经》，向西方人介绍最根本的中国文化。这一梦想在他75岁高龄时终于美梦成真。虽然在项目组中，他并不是年纪最大的，来自法国的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82岁了，还专程从法国飞来参加他们的工作会议。但是，“我也已不年轻了”，施舟人教授多少还是有些伤感地说。

按照计划，3年后，该项目将首先出版英文翻译本，之后是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马来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希伯来文共9个语种的翻译译本，几乎覆盖了世界上的所有重要语种，这是向海外全面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开端。真心地希望这个开端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在异域得到热烈的响应，毫无疑问，这也是对施舟人这样一代又一代汉学家最大的奖励。

凤凰周刊：中国传统经典《五经》的翻译，多半是一个多世纪前由来华传教士完成的。百年以降，这些翻译文本大都文字漫涣、版本佚失，内容有失准确。现在，您和妻子袁冰凌教授又成为多语种《五经》研究翻译项目的主持人，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不知道现在的工作进度如何？

施舟人：我们去年在北京开了有关经文版本方面的会，今年7月成立了“《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我们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做，这不是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圣经》也好，《古兰经》也好，《韦陀经》也好，大的翻译都要组建一个学术委员会。不论中国、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和欧洲，学术都是国际性的。组织这样的学术委员会很难，因为很多学者都很忙，都有他们自己的项目。为了筹备这个委员会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

做这种翻译工作有两种方式，你可以有一个小组。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也好，香港大学也好，都可以组织一个小组，找一些年轻朋友在教授的指导之下，慢慢地开始翻译，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每一种经我们都请最好的学者来翻译。我们考虑了很久，还是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家项目，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每个领域最高明的学者都请来。当然选择的标准也不只是他们有没有名，他们的翻译也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过目。

基本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都有人来翻，只有《仪礼》和《周礼》还在找寻合适的译者。除了英文，我们还有德语、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文的翻译，都要成立翻译委员会。我们和各委员会以及学者都要订立合同，这个合同怎么签订，如何使其符合国际法的规定，我们还在考虑。但是，这件事现在应该步入正轨。

至于速度，中国人往往喜欢快，但是我们文科只能慢，慢工出细活，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希望能做好。因为这是第一次，100多年来没有人翻译过全套《五经》，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有点没落了。我希望把《五经》的研究放到它应该有的重要位置上，把它制度化，建立一个长久的研究和翻译机制。因为你翻译了一遍，马上就要开始修改，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凤凰周刊：时间上有没有限制？

施舟人：有限制，所以比较难，经文本身目前还没有一套新的定本。尤其最近所出土文物，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应该吸收入《五经》翻译中去。

凤凰周刊：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学者对于《五经》有各种的注释，这次翻译《五经》，有些注释会不会翻译出来，还是说只是作为参考？

施舟人：这些《五经》注释当然很重要，儒家哲学的历史大部分在注释里面。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翻译，这可能比较难。

儒学的基础全在《五经》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是《诗经》、《尚书》、《礼记》的本文可能不只有儒家思想。我们先要用现代的考证学、语言学、音韵学、文字学的方法把《五经》的本义解释清楚。目前我们希望把《五经》的本义翻译出来，我们相信全世界的人都会很欢迎认识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凤凰周刊：除了理雅各，还有其他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五经》吗？他们的翻译质量如何？

施舟人：除了理雅各之外，还有顾赛芬曾将它们翻成法文，但是他没有译《易经》。一个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曾经翻译过《易经》，他翻译的《易经》很有名，后来心理学家荣格很推崇这本书。正是因为荣格的推荐，《易经》在西方的名气很大。

说理雅各翻译过《左传》，其实不是，他翻译的只是《春秋》。他翻译的《尚书》还可以，但是他的《诗经》比较不好，现在已经没有人用它。顾赛芬翻译的《五经》也不好读。

比较好的是阿瑟魏理（Arthur Waley）英译的《诗经》。他是很著名的英国翻译家。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把《诗经》中305首按照原来“风雅颂”的顺序来翻译，自己另外起了“爱情歌”之类题目，把《诗经》变成了一种文学品。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