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目前泛滥成灾的浅阅读现象，我们不妨结合文学史来审视。阅读的文本总在创新变化中：从甲骨青铜文本到竹简纸质文本，从手写文本到印刷文书，从文言文本到白话文本，从纸版文本到电子文本，每一次文本变化，都会对文学的生存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一

中国最古老的文本是商周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甲骨和铜器版面有限，刻写极费工时，材料（青铜）极其昂贵，逼迫古人将内容简约化，使用言简意赅的文言文，文章均非常短，史学家翦伯赞说：“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长的一般约为四五十字。”作者为巫和史，传播面仅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真正能读懂卜辞和铭文的人少之又少，尤其带有鬼神色彩的卜辞，别说当事人国王，就是另一个巫史或下一代巫史也未必全懂。

竹简文本具有取材容易、书写容易、复制容易的特点。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规模化浅阅读现象产生了，作者和读者都下移到士阶层 。我们不难想象宫廷中的巫史会以轻蔑口气贬斥此类较卜辞铭文更加易懂的文章，恰恰是这类文章，构成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纸的运用，克服了竹简文本版面狭长、携带不便（笨重）的缺点，但仍是竹简文本的延续。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所有文本均为手写。手写文本复制困难，必然限制了文学的传播。既然难以传播，古人写作时，方可保持“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孤芳自赏的心态，不媚俗，不哗众，不争名，不逐利。有许多诗文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阅，谁能说得清有多少逸失？

印刷术是为了解决复制难题而产生的，纸版书是文本形式的又一次革命性创新，其标志是消灭个性化复制，创立共性化复制，可批量产出，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在宋代，面向市民的“世俗文学”异军突起。宋代市民阶层壮大，说话艺术的繁荣，促成了“书会”等说话艺人组织出现，其宗旨“用以出版书籍、切磋伎艺”。到明代，“印刷术发达，书坊众多，为书籍的广泛刊行提供了方便条件，于是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兴盛的阶段。”

宋元明清小说的繁荣，本身就是浅阅读浪潮的直接体现。小说内容多为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语言大量采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此类消遣性的文本阅读起来，不像阅读文言诗文那么费劲，轻松愉悦，略识字者可读，连精英文化圈的士大夫也加入到消遣阅读的队伍中来——当然，他们也鄙视白话小说，当时白话小说的作者均为仕途失意的落魄文人。当时谁也不曾料到，到20世纪，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成为文学巨匠，其中的某些作品会成为文学经典。

民国初年，西方的先进印刷机械与技术在中国迅速推广，推动了纸版文本的繁荣。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纸版文本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一代纸版文本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使用更接近日常口语的白话文。

晚清遗老林琴南曾痛心疾首：“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这段成为今日笑料的言论，却反映出一个事实：那个年代的主流作家不再是科举出身的遗老遗少，而是古文底子不怎么深厚、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学者；读者也是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未经过“之乎者也”刻板训练的识字大众。白话文本的最大优势就是读起来不费劲。

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政治文化体制的原因，通俗文学被限制在故事、民谣的狭小园地。80年代纸版文本开始面向市场，通俗文学梅开二度，港台的武侠小说创下中国纸质出版物最大销量。曾经洛阳纸贵的纯文学出版物销量倍减，市场上行销的是消遣类出版物。除了贾平凹等极少数明星精英作家外，绝大部分精英作家的作品，就是卖不过美女作家卫慧和棉棉，卖不过少年作家韩寒和郭敬明，卖不过六岁孩子窦蔻的《小窦蔻流浪记》和八龄童奇奇的《奇奇编西游记》，卖不过刘晓庆的《我的路》、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卖不过本物天下霸唱的玄幻小说《鬼吹灯》。

批评之声由此响起，至今仍不绝于耳。出版机构哪能不知道纯文学作品的价值，然而，市场这个无情的手，迫使出版机构不得不迎合浅阅读群体——这个群体从绝对数量上讲，远远超过精英阅读群。

这是坚守和崇拜文学经典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然而现实就这么残酷。更残酷的在后面：泛滥成灾的多媒体如洪水猛兽，把传统的纸版文本挤到更为狭窄的空间。

二

电影、广播、电视是20世纪具有强大传播力的新媒体。中国内地于80年代进入电视普及阶段，恰好与倡导商品经济同步进行。商品大潮已经把文学的光环折腾得黯然失色，而以电视为霸主的音像媒体则把文学推向了炼狱。音像媒体以它轻松愉悦的观赏方式，以它无孔不入的渗透深度与广度，使人们不愿也无暇阅读传统的文学文本。

越是高雅的文学作品，越需要闲暇静心阅读与玩味（同时还得有相当的鉴赏水平）。音像媒体把高雅文学的读者群打得溃不成军，纯文学书刊趋于萧条，“文学的轰动效应”被锁进文学史，再也难以叱咤江湖。名校中文系状元云集的现象，成了过眼烟云。80年代人人仰视的文学精英，到90年代纷纷被挤到社会的边缘。

面对音像媒体抢夺文学读者的洪灾，部分作家彻底地媚俗了，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甚至低级趣味）炮制“快餐文学”。此类文学不是让人阅读鉴赏的，而是供人消费消遣的。文学的经典价值不再是作家出版家群体性的理想追求，经济收益左右了多数作家的大脑。作家出版家像妓女一样媚俗惑众，文学的非精英化不像过去年代“为人民大众服务”那么冠冕堂皇，给人堕落感。

衡量文学作品的高雅低俗，往往由欣赏者素养层次来决定，“曲高和寡”尚能使部分作家聊以自慰。但音像产品却能把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人“一锅煮”，饱学之士与下里巴人在同一时段争看《康熙微服私访记》、《射雕英雄传》。在媒体时代，传播越彻底的就越是强势媒体。

强势媒休具有无比的辐射力与凝聚力——它能吸引素来清高傲慢的精英文学积极参与。作家以作品能改编成影视为荣，卖了改编权，还扩大了纸版文本的销路。更有精英作家（如刘恒、朱苏进、刘震云等）直接创作或改编影视剧本。影视文学虽然还叫文学，但它的存在价值，不在于读者阅读，而是提供摄制的脚本。风光无限的总是明星及导演，制片方极少让编剧（哪怕是名作家出身的编剧）到镜头前露脸。影视文学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影视剧的从属地位，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20世纪末，一种更新的媒体——互联网出现并迅速普及。互联网是真正的多媒体，任何媒体都可以通过它尽显风采。电脑网络使复制更简单、更灵巧、更无节制，一篇网上作品，可供无数次下载与无限量打印复制。而纸版作品，虽然可以无限制地印刷，但都是有限制地印刷。另外，纸版复制，必须是机构所为，受成本的制约；而复制网上作品，完全是个人行为，几乎可不计成本。

网络文学勃然兴起，文学正遭遇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

纸版文本曾经是精英文学的神圣殿堂，过去，有多少做作家梦的文学青年，因为通不过编辑的严格审读而梦想幻灭。而在互联网上，苛刻的编辑下岗了，发表出版的门槛消失了，文学迷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发表。做“作家”太容易，从理论上讲，只要会“码字儿”就是（网络）作家。

网络模糊了精英意识，原有的精英文学评判标准不适应网络文学，作品的好坏也用不着精英批评家品头论足。网络崇拜的是点击率，点击率越高，证明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越高。原来跟着精英作家屁股后面转的图书编辑，目光由原先的不屑转为正视。痞子蔡、安妮宝贝、本物天下霸唱、当年明月、慕容雪村等网络写手成为纸版媒体争夺的宠儿；《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纸版网络文学的销量远甚于传统精英作家的大作。

网络文本以澎湃之势冲击着精英文学圈，传统的文学精英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在“2008年起点作家峰会”上发表“网络文学渐入主流”的论点：“如果说一开始，以传统方式写作的人与网络文学还有所对立，那么今天，网络文学和纸质文学有了更多的融合与互动：一方面，网络作家群体越来越壮大，网络文学逐渐被纸质作家所接受；另一方面，传统作家的作品也不断被网络所转载和选登。”起点文学网于这年9月还搞了个“全国30省作协主席小说联展”， 蒋子龙、刘庆邦、杨争光、谈歌、郑彦英等省市作协领导参与此项活动（将自己的作品上传网络），参赛作品的优劣及能否获奖以点击率仲裁。著名评论家张颐武认为此项活动可能为传统作家焕发“第二度青春”：“目前传统作家面临出版瓶颈……大批传统作家的作品找不到出版机会，即便出版，印量也很低，他们曾经是名声很高的作家，迄今也还是文坛的中坚力量，但市场将他们漏掉了。通过网络发表作品，在将来是非畅销传统作家的唯一出路。”张抗抗和张颐武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传统作家面向庞大的浅阅读群体。

浅阅读是文学读书界的非精英化现象，读书不再是有文化涵养人的雅趣。浅阅读文本，一类是轻松娱乐、消遣性的纸版文本；一类则是汹涌而来的电子网络文本。其实，浅阅读是个古老的话题，比如宋元明清话本及章回小说大量刊印，就是针对消遣应运而生。有人说，浅阅读不足为虑，古代的浅阅读读物今天都成了经典。其实不然，据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说话篇目仅“小说”一项就记录了上百种。当时的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些，而流传下来的却非常之少。原因有多方面，但编印者与阅读者的选择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热闹的未必是经典，经典需要经过历史的沉积。相信经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学褪精英化“浩劫”，大浪淘沙淘走的必然是快读、快感、快扔的快餐文学。“浩劫”之后必然有经典传世，精英文学仍会存在。

参考文献

[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N].公言报，1919.3.18.

作者简介

祝春亭（1951—），男，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工作单位：江西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