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方

杨方 复旦大学博士生，曾发表评论、论文。

人大提案是人大代表向人大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提出的，经提案委员会审查立案后交付有关单位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小说《代表蔡久夷》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人大代表蔡久夷酝酿与提出了五个人大提案，但是蔡久夷其实只是下岗工人的人大代表，而他提出的多个提案在职能上就有越权的嫌疑，在落实上更有各自的难度，所以蔡久夷虽然是凭着良心认真提出的多个提案，但是这个话语权却只能说是音调未定的。

小说开篇就指出蔡久夷这个提案话语权的获得是个节外生枝的偶然：副市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浑江市四百多个人大代表中没有一个下岗工人是不对的。因为副市长纠正自己当初的考虑不周加上市委书记的支持，蔡久夷就稀里糊涂地代表下岗工人成为了浑江市十届人大代表。

但是市十届人大代表的话语权却是蔡久夷无法稀里糊涂对待的：他作为人大代表的建议与提案是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代表人民管理一个市的具体体现；而办理建议、提案是市委健全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市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

那么蔡久夷手中的话语权是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至少代表浑江市下岗工人来监督与管理浑江市的，所以蔡久夷一开始写提案，他家里就门庭若市起来。蔡久夷本人就是个下岗工人，首当其冲的考虑当然是写一个再就业的提案，可是蔡久夷手中把握的话语权太重要了，第一个来找他的就是他所在社区的主任樊大妈，樊大妈希望通过他反映一下社区干部的待遇问题，这使得蔡久夷感到“代表这个活也不轻快，戴上这顶帽子挺压人的。”

从蔡久夷与樊大妈的对话里我们了解到普通老百姓已经拓展了人大代表提案的外延，人代会不仅是研究大事的，研究一府两院工作的，而且什么事都可以研究，包括社区干部待遇的问题。

接下来找蔡久夷的魏大牙可是直接拓展了蔡久夷作为人大代表的内涵：蔡久夷本来只是自认为是下岗工人的代表，转眼就变成了魏大牙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的代表。但是蔡久夷尽管心里不舒服，还是公平地认为“有营生干了，贼心就少了。”而且稳定压倒一切，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管理及其生活出路问题也是个从根本上解决稳定的大问题。蔡久夷不仅思想上重视这个大问题，行动上竟也开始正儿八经地实地调查：他首先来到岑师傅家，岑师傅没证没照地卖偷来的狗肉，因为他曾经在街道城管科长的屁股上捅了一刀，所以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的人都不愿搭理他，他还不乐意蔡久夷作他的代表，因为他不相信蔡久夷的话语权。蔡久夷倒相信自己的话语权，接下来他又去了六子家，六子不仅在忙活着制假章假证，而且振振有辞地把一个非法勾当说成正大光明的，这打击了蔡久夷的积极性，使他的实地调查半途而废，但是没有打击他对自己话语权的信任，他回家后继续写包括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管理及其生活出路问题在内的提案。

随后找蔡久夷的小罗更增加了他对自己话语权的信心：小罗要求他为教师待遇低的问题写提案，而且义务替他打字，包括前面的三份提案，使蔡久夷“心里也有一种晴空万里的感觉。”

行文至此，小说的高潮渐次展开：因为奇特的不是为教师待遇低的提案，奇特的是只有下岗工人的代表蔡久夷能够代表教育界为教师代表待遇低的问题写提案，因为市政府已经通知教育局两会期间严禁就待遇问题做文章，谁敢触及这个敏感问题谁就负影响稳定的责任。蔡久夷这个稀里糊涂得来的话语权这时就真正凸显其重要性啦：只有他没有工作单位，没有领导，不怕负责。因为说话权，即是一种控制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内容的走向。且不说“怎么谈”，单论“谈什么”，就已经由话语权决定了，一旦决定了谈什么，很多问题就谈不了，更何况怎么谈。小说已经透露市委插手控制人大代表“谈什么”了。

最后一个找蔡久夷的是低保户，老人家因为养了一只所谓的“宠物”——流浪猫，而不能再享受低保了。老太太哽咽着说她不要低保沿街讨饭也不会放弃可怜的流浪猫，使小说到达情感的高潮，使蔡久夷豪气顿生，愿意写一份低保的提案。蔡久夷这次虽然跟着感觉走，却有滥用话语权的嫌疑，因为他也知道政府的政策是不好改变的，于情理老太太是可以同情甚至支持的，但是这种观点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除非当这种观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强势话语权。

蔡久夷顾不上这些，在一个通宵未眠地赶完提案后，他兴奋地赶在机关上班之前交了提案，并且“相信他的提案，一定会被采纳。这些社会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小说这样的结尾自然脱不了“光明尾巴”的嫌疑，但是国家对人大提案倒是有明文规定：办理人大代表提案，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归口处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涉及重大方针政策和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由业务主管部门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政府审定后答复代表或委员。属于一般性的业务工作问题，由业务主管部门或下一级政府处理，直接答复代表或委员。

有了这样的文件政策，蔡久夷们自然应该对提案充满信心，蔡久夷无法充满信心的是他对儿子的话语权，蔡久夷在没有下岗之前，他是蔡家的骄傲，下岗后，原来指望他解决就业问题的儿子就不再服从他的话语权了，儿子不仅不找工作自甘堕落，而且充分蔑视他的话语权：“我要是学你，连口饭都混不上。”就在蔡久夷偶然地获得人大代表的话语权，在社区地位提高，很多人找他信任他的情况下，他依然不能获得对儿子管教的话语权，因为儿子对人大代表提案根本嗤之以鼻，说写了也是白写，不用瞎费功夫。

现实中当然也不乏人大代表就某事连续提了7年，但有关部门在答复件中只是做些文字游戏，致使多年过去了，问题不能解决。怎样真正做到让代表提了不白提，使人大代表的地位得到体现，避免对同一问题年年重复提建议，而且避免代表意见建议在“办件”一年过后无人过问的尴尬，杜绝承办单位应付了事，提高代表意见建议办理的实效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活，所以我们只能说蔡久夷为之呕心沥血的提案的话语权是音调未定的。

克罗齐曾经说“在所有的自由中，首先给我求知与言论的自由。”虽然是音调未定的话语权，小说浓墨重彩刻画的主人公蔡久夷的形象却是平凡而高大的，特别是他自己跑到市人大借来人大议案的范本后，他不太满意这些所谓的范本非要在开头使用大量的篇幅写成绩，使得要提出的问题只是蜻蜓点水不痛不痒。他写的提案却是把问题写透，不作官样文章，而且他擅自扩大他这个人大代表的内涵与外延，充分展示他对自己的话语权的尊重与充分利用，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平凡人形象。

责任编辑 常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