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琛

摘要：《聊斋志异》中的新闻篇章包含了现代新闻意义上的“硬新闻”(消息)与“软新闻”(奇闻异事)，其篇中的“异史氏曰”及夹叙夹议的形式又相当于后世的新闻评论。而“倒金字塔式”结构的写作手法也早在《聊斋》新闻篇章中开始运用。至于《聊斋》新闻篇章融新闻的新奇性与文学的生动性于一体，将主观的进步思想倾向贯穿于客观的纪实之辞中，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兼得，更为后世的新闻写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关键词：聊斋志异；新闻篇章；新闻与文学的交融

中图分类号：1207.419文献标识码：A

“新闻”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唐人尉迟枢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即为《南楚新闻》。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均曾著录，然迄未见到原书。不过我们从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及李防所编《太平广记》的零星征引中似可见一斑。如《老学庵笔记》卷十记：

《南楚新闻》亦云：“一碟毡根数十皴，盘中犹自有红鳞。”不知“皴”为何物，疑是饼饵之属。

再如《太平广记》卷499“郭使君”条，也是引自《南楚新闻》，略谓唐末江陵人郭七郎以数百万钱买到了横州刺史一官，然赴任途中舟沉遇险，虽幸免于死，但“孤且贫”，只得靠为人撑船以为生。这与《聊斋》中的有些故事情节已颇为类似了。可见，《南楚新闻》当是汇集南方地区一些独特风俗及奇闻异事的书。

宋人对“新闻”概念的使用，较之唐人又略有不同。如宋赵升的《朝野类要》云：

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者，皆衷私小报，率有泄露之禁，故隐而号之日“新闻”。

这样的“新闻”实际上已包含有后世所谓的“消息”了，虽然在当时并不敢公开地传播。

明代以后，“新闻”在各种书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连蒲松龄，也在南游途中写的《感愤》诗中使用了“新闻”一词：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

蒲氏所谓“新闻”，虽主要指奇闻异事，但也并不排除朝野新近传播的一些“消息”。

那么，《聊斋志异》中究竟有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篇章呢?今天，学术界一般都将新闻分为两大类，即“硬新闻”与“软新闻”。“硬新闻”指“消息类”，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强烈的时间性；“软新闻”则指奇闻趣事之类的新闻，它和人们当前的生存及利益并无直接关系，因而在报道的时间上也无严格的要求。应该说，这两类新闻在《聊斋志异》中都是存在的，当然又以后者的篇章为最多。

《聊斋》中“消息”类的新闻即所谓“硬新闻”，当以《地震》篇最为典型。请看：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发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体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侧，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变也。

对照今日学术界关于新闻的要求，可以说《地震》篇中规中矩，若合符节。

首先，新闻要素的五个“w”，即“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事件)”、“Why(原因)”，《地震》篇中皆一应俱全。也有人在五个“w”之外又增加“How”即结果，称为新闻“六要素”，而《地震》篇中也同样具备。试分别言之：

时间——“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

地点——“稷下”(临淄)。

人物——蒲氏“与表兄李笃之。”

事件——方“对烛饮”，“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柱折”，“墙倾屋塌”，“河水倾发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

原因——地震。

结果——“闻某处井倾侧，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

其次，“消息”写作的通常要求即“倒金字塔式”结构，也在《地震》篇中充分体现出来了。所谓“倒金字塔式”结构，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产生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当时为了及时扼要地报道来自战场的最新消息，一些战地记者便采用了包括导语、主体内容及背景材料三部分组成的新闻结构模式，以有别于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如果说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在叙事方式上还是由人及事、由远及近、由因及果，完全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写的话，那么“倒金字塔式”结构则与此相反。“倒金字塔式”结构是依事情的重要程度以次递减的顺序，头重脚轻地安排材料，将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或最新鲜、最吸引人的内容，或所报道事件的高潮、要点放在开头；而将次要的、补充性的材料放在中间和后面，最后点题。这样做的好处是醒目、快捷，令读者一眼即可发现新闻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它较之传统写法的按部就班甚至将新闻要点淹没于材料之中的局限，无疑更符合“硬新闻”的要求。具体到《地震》篇中，其“倒金字塔式”的结构格式是：

导语——“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大震。”此即新闻导语所要求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由于作者所要发布的消息是“地震”，所以导语部分便将这一核心内容开门见山地点了出来。至于详细情况，则于后文中详述。

主体——自“余适客稷下”至“男女裸体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为主体部分。这一部分根据作者之亲历，由闻而见，由近及远，将地震的具体景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还通过“忽闻”、“俄而”、“久之”、“一时许”等一系列表示时间的词语，又将这一事件的前后过程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真实有序地描绘出震前、震中的种种奇异表现。

背景材料一自“后闻某处井倾侧”至“沂水陷穴，广数亩”为背景材料。主要言此次地震并非稷下一处，已波及到栖霞、沂水等广大地区。由于这些背景材料并非作者当时之闻见，所以便用了“后闻”字眼，以与此前的亲历相区别，并交代出此次地震的大背景。

最后一句“此真非常之奇变也”，既是收结全文，又是进一步点明主题，并强调此次事件之“非常”与“奇变”。

可以看出，即使用今天的新闻标准来衡量，《地震》也应是一篇十分难得的“消息”范文。我们真不得不惊叹于蒲老先生何以在340年前就有这样的新闻佳作。须知，它比之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形成的一些新闻写作规范(如“倒金字塔式”结构)，也还要早80多年呢!

《聊斋》中类似的“硬新闻”篇章还有《水灾》、《夏雪》、《瓜异》、《化男》等。如：《水灾》：

康熙二十一年，山东旱，自春徂夏，赤地千里。六月十三日小雨，始种粟。十八日大雨后，乃种豆。一日，石门庄有老叟，暮见二羊斗山上……无何，雨暴注，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一农人弃其两儿，与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视村中，汇

为泽国，并不复念及两儿。水落归家，一村尽成墟墓……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

篇中虽杂有一些神异之事及孝道观念，然“消息”写作的基本要素，如时间(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八至六月二十二日)、地点(山东石门庄)、人物(老叟及一农人)、事件(“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原因(水灾)，都一样不少。再如《瓜异》：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

短短的28字，却已包含有时间(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地点(淄川邑西)、人物(邑西村民)、事件(黄瓜上生蔓又结西瓜)、原因(瓜异，也可以理解为基因变异)等五要素矣。至于《夏雪》，虽意在嘲讽当时的官员，然开头的“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苏州大雪”一句，则仍然是新闻导语的写作手法。

当然，从时间上来说，《聊斋》中有些“硬新闻”的写作和传播，并不如后世新闻之快捷。但这是时代使然。我们既不能要求清初的淄博地区已拥有后世的媒体，更不能要求蒲老先生刻意去为这些并不存在的“媒体”撰稿。何况蒲松龄已尽了他的传播之责，他的《聊斋志异》还未完全写成就已被到处传抄，便是明证。这比起十四、十五世纪在威尼斯出现的手抄新闻即所谓“威尼斯新闻”，无论在信息的容量，还是在传播的范围来说，也都要更胜一筹(“威尼斯新闻”主要是业者将船期及商业信息抄在纸上以卖给商人)。

至于《聊斋志异》中的“软新闻”，则数量就更多了。这类的新闻从内容上来说，多是奇闻异事；而从新闻体裁上来说，则以特写和报告文学为多。

先看内容。目前新闻界对新闻内容的分类大致包括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军事新闻、文教卫生体育新闻、科技新闻以及社会新闻等六大类，而除了政治新闻及军事新闻外，《聊斋》“软新闻”中都有所涉及，而尤以社会新闻最为常见。像《金和尚》之写僧侣地主及寺院经济，实为重要的经济史资料；《山市》之写奂山山市，实为罕见的地域景观；《跳神》之写“跳神”，实为难得的民俗案例；《黑鬼》之写黑人进入山东，更是宝贵的中外交通史料。再如，写魔幻表演的有《种梨》、《戏术》，写木偶表演的有《木雕美人》，写口技的有《口技》，写气功表演的有《铁布衫法》，写动物音乐表演的有《蛙曲》，写动物戏曲表演的有《鼠戏》，写动物界奇异之事的有《螳螂捕蛇》及《鸿》，等等。而且，有些报道不但在当时极具新闻价值，就在后世，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化史资料。如《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时，曾见一人作剧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细杖敲其首，辄哇然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抚云锣之乐，官商词曲，了了可辨。”

王子巽即蒲松龄在淄川城北丰泉乡王家设帐时的友人王敏入，字子巽，号梓岩，邑庠生，《淄川县志》卷六“续孝友”载其事迹。由于蒲松龄坐馆丰泉王家是在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故王子巽“在都时”大约应是康熙初年。也就是说，在距今300多年前，北京城内已有了“蛙曲”这样奇妙的动物音乐表演了。而这种以敲击蛙顶令其出声来演奏乐曲的奇观，在后世却难得见到了。因此，《蛙曲》便成了音乐史上的一段十分珍贵的资料。再如《木雕美人》写木偶表演，也同样令人叫绝：

商人白有功言：“在泺口河上，见一人荷竹簏，牵巨犬二。于簏中出木雕美人，高尺余，手目转动，艳妆如生。又以小锦垫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学解马作诸剧，镫而腹藏，腰而尾赘，跪拜起立，灵变不讹。又作昭君出塞：别取一木雕儿，插雉尾，披羊裘，跨犬从之。昭君频频回顾，羊裘儿扬鞭追逐，真如生者。”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木偶表演并无通常所用的提线，其唯一的动力只是“叱犬疾奔”；而如何使犬奔的速度与木偶的动作和谐一致，这本身的难度就已经很大。再加上木偶动作的复杂多样、灵活生动，甚至两只木偶一同表演且呈前后追逐状，则木偶的设计与制作更是匠心独运了。而此种内藏机关的木人，实不免会令人联想起当年诸葛亮的黄氏夫人所制作的可以推磨的木人。只是不知这种类似机器人的木偶制作技术今尚有传否?

再看体裁。《聊斋》“软新闻”的若干篇章实为特写或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写作特点是，既有真人真事作为基础，同时又着意形象，注重故事，讲究文笔，尤其善于对事物作集中突出的描写，相当于电影中的近镜头。如《金和尚》写清初诸城五莲山寺的金和尚，既实有其人(俗姓金，法名海彻，字泰雨)，而事迹也大同小异。只不过蒲松龄运用了文学的手法，将这位僧侣地主的种种劣迹罗列出来，集中凸显了一个“狗苟钻缘，蝇营淫赌”的“和幛”形象。再如《跳神》之写满洲“跳神”之俗，既有现实民俗的根据，其描写又十分生动而传神：

良家少妇，时自为之。堂中肉于案，酒于盆。甚设几上。烧巨烛，明于昼。妇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两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妇刺刺琐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参差，无律带腔。室数鼓乱挝如雷，蓬蓬聒人耳。妇吻辟翕，杂鼓声，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睨；立全须人，失扶则仆。旋忽伸颈巨跃，离地尺有咫。室中诸女子，凛然愕顾曰：“祖宗来吃食矣。”便一嘘，吹灯灭，内外冥黑。人蹀立暗中，无敢交一语；语亦不得闻，鼓声乱也。食顷，闻妇厉声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燕烛，偃倭问休咎。……

“跳神”之俗后世犹有，然多半存留于满人习俗之中。至于如何“跳”法，很多人(尤其是汉人)并不知晓。蒲氏此篇，可谓是对“跳神”内幕最详尽的揭示与描摹了。又如《山市》之写淄川奂山“山市”的景观：

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愈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飘渺，不可计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

据杨海儒先生考证，《聊斋志异·山市》系写实作品，因为嘉靖《淄川县志》及当地文人对此多有记载，而向蒲松龄讲述奂山“山市”的孙禹年，即清初淄川贡元孙琰龄(字禹年)。其所写山市景象细致入微，历历在目而又变化无常，亦不知今日奂山尚有此种景观否?

总之，《聊斋》中的“软新闻”其数量既多，而描写又十分生动，且其篇幅一般都不长。但若从信息量的蕴涵来说，则《聊斋》一篇数百余字或千余字的特写，较之眼下那些动辄上万言的报告文学，又远过之也。

新闻写作中还有一种新闻评论，即一般所谓“社论”、“短评”(或称时评)、“编者按”、“编后”等。其中的“短评”是为配合所发表的新闻而作的评论，主要是对新闻发生的原因、影响及事件的性质进行论析。“编后”和“编者按”则常以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点明事件的要害，或借题发挥，以对新闻作补充性的说明。而《聊斋志异》新闻篇章中的“异史氏日”，大体就相当于后世新闻评论中的

“短评”和“编后”。

《聊斋》新闻篇章中，于正文之外，虽也有对新闻背景材料的补充，如《地震》于正文之后又写“邑人妇”与狼争夺小儿事；《口技》于正文后又写少年按颊度曲事；《戏术》后又写利津李见田一夜间代人出窑中六十余瓮事，然皆未以“异史氏日”名义出现，这一点与眼下的新闻评论有所不同。而大量新闻篇章的“异史氏日”，按其内容来说，则主要有两类：

一是点明所述新闻的要害。如《金和尚》之“异史氏日”：此一派也，两宗未有，六祖无传，可谓独辟法门者矣。抑闻之：五蕴皆空，六尘不染，是谓“和尚”；口中说法，座上参禅，是谓“和样”；鞋香楚地，笠重吴天，是谓“和撞”；鼓钲锺聒，笙管敖曹，是谓“和唱”；狗苟钻缘，蝇营淫赌，是谓“和幢”。金也者，“尚”耶?“样”耶?‘‘唱”耶?“撞”耶?抑地狱之“幛”耶?

作者虽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僧人之种种，然其用意明显是指金和尚为后者，这样便将篇中所述金和尚之种种劣迹的要害与性质点明了。再如《妾击贼》之“异史氏曰”：

身怀绝技，居数年而人莫之知，一旦捍患御灾，化鹰为鸠。呜呼!射雉既获，内人展笑；握槊方胜，贵主同车。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该篇正文述益都贵家之妾平时被正妻鞭挞，而一旦贼人人室，则全仗妾挥木杖以御，结果妾本人之境遇竟因此而获改善，正妻“遇之反如嫡”。故蒲松龄点评道：“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可以身怀绝技而不用啊!所谓“化鹰为鸠”，意即化正妻之凶悍为善良；所谓“射雉既获，内人展笑”，是指春秋时貌丑的贾大夫通过射雉以博取美妻之言笑；所谓“握槊方胜，贵主同车”，是指唐太宗故意让丹阳公主(高祖女)之夫万彻睹双陆获胜，从而令公主感到自豪，愿与其夫同车而归。两个典故的运用，更加深了“技不可以已”的主旨。再如《镜听》写益都郑氏兄弟大郑、二郑之妻，因丈夫之不同表现，自身也受到了公婆的不同待遇。对此，蒲松龄在“异史氏日”中仅用寥寥数语，便点明了“贫穷则父母不子”的炎凉世态。

二是借题发挥，由此及彼，由近而远，由小见大，从而达到作者通过所述新闻以针砭社会之目的。如《种梨》写一道士向乡人货梨者乞梨不与，他人出钱购一枚付道士，道士遂以其核就地种之，竟长大成树，结果累累。道士摘梨遍赐观者，而其梨实乃乡人车中之物也，乡人竟未之觉。此虽是一种幻术表演，但蒲松龄却由卖梨者之啬而借题发挥，引申至“乡中称素封者”之悭吝。其“异史氏日”云：

乡人愦愦，憨状可掬，其见笑于市人，有以哉!每见乡中称素封者，良朋乞米，则怫然，且计曰：“是数日之资也。”或劝济一危难，饭一茕独，则又忿然，又计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较尽锱铢。及至淫博迷心，则倾囊不吝；刀锯临颈，则赎命不遑。诸如此类，正不胜道。蠢尔乡人，又何足怪!

蒲松龄对乡中土财主之吝啬与愚蠢的描述和揭露，可谓入骨三分。即使到了今天，那些“济一危难，饭以茕独，则又忿然”，而在赌场却一掷千金的富豪们，观此也应会感到羞愧的。

如果说《种梨》之“异史氏日”所针砭的是民间习俗的话，那么《夏雪》之“异史氏日”所针砭的便是官方习俗了。《夏雪》记事甚简，仅谓丁亥年七月初六苏州大雪，百姓惶恐，共祷之于大王之庙。而大王附人而言，让祷者称其为“大老爷”，雪遂止。由此，蒲松龄在“异史氏日”中评论道：

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唐时，上欲加张说大学士，说辞曰：“学士从无大名，臣不敢称。”令之“大”，谁“大”之?初由于小人之谄，因而得贵倨者之悦，居之不疑，而纷纷者遂遍天下矣……

由祈祷者对大王之称“大老爷”，又推而广之，论及官场之种种谀称，并痛斥“下者益谄，上者益骄”的“世风之变”，其于“夏雪”之事，可谓借题发挥矣。而尤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竞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最高官员，即所谓“大学士”，这种辛辣而深刻的新闻评论，真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此外，《聊斋》新闻评论有时还以夹叙夹议的形式表现，颇类似于后世的“新闻述评”。如《义犬》篇在述义犬搭救主人之事后评论道：“呜呼!一犬也，而报恩如是。世无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鸿》篇在述雌雁被获，而雄雁随至人家吐出黄金半铤以为“赎妇”之资后评论道：“噫!禽鸟何知，而钟情若此!悲莫悲于生别离，物亦然耶?”还有《犬奸》篇在述贾妇与犬交之事后也评论道：“呜呼!天地之大，真无所不有矣。然人面而兽交者，独一妇也乎哉!”这都是借禽兽之举以引导人类向善，并鞭挞世间的恶人丑行，与前述“异史氏日”的立意是一致的。至于《西僧》中的评议，则可谓别有情趣。该篇述西僧因闻中土四大名山遍地黄金，能至其处便可成佛，长生不死，故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至则始知其讹。蒲松龄对此评议道：

其所言状，亦犹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失笑，两免跋涉矣。

世间事仅凭传闻，往往是不足据的。蒲氏所议，虽近于调侃，但却触及到了一个新闻的根本问题，即新闻的真实性乃其第一要义。四

最后，对《聊斋志异》中新闻篇章的总体特点谈几点看法：

一是新闻与文学的交融。《聊斋》中新闻篇章的选材既有典型的新闻性，即新、奇、趣(情趣、美趣、理趣)；而在描写上又采用了典型的文学手法，即故事化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语言的绘声绘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样便使《聊斋》中的一系列新闻篇章在具有新闻特征(即新奇)的同时，又具有了文学的生动性与可读性，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文体，即特写与报告文学。如《妾击贼》的写法就颇近于特写。该篇于“妾”之家庭、身世的叙述一概舍弃，独集中笔墨于“妾击贼”的细节描写：

妾起，默无声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拔关遽出。群贼乱如蓬麻。妾舞杖动，风鸣钩响，立击四五人仆地；贼尽靡，骇愕乱奔。墙急不得上，倾跌咿哑，亡魂失命。妾拄杖于地，顾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打得，亦学作贼!我不杀汝，杀嫌辱我。”悉纵之逸去。

这种近镜头式的描写，即使放在武打小说中，亦不失为精彩的片段，何况是新闻篇章呢!

二是客观纪实性与主观倾向性的统一。《聊斋》中新闻篇章的选材，都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前述之《地震》、《水灾》。《山市》、《金和尚》诸篇，在当时都是一些典型的新闻素材，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纪实性。但作者在客观叙事的同时，又通过“异史氏曰”及夹叙夹议的形式，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思想倾向，即后世之所谓“新闻导向”。而更高妙的是，有时这种主观思想倾向并不假“异史氏曰”或夹叙夹议的形式，仅仅在叙事中流露出来，即顾炎武所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春秋笔法”。如《金和尚》篇述金和尚卧室内贴满美人画及有狡童数十辈唱艳曲，虽未明言金和尚为何样人，而读者已经得出结论了。再如《夏雪》篇之刺官场的“喜谄”，也是通过一段叙述文字表现出来的：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苏州大雪。百姓皇骇，共祷诸大王之庙。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称老爷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为小，消不得一大字也?”众悚然，齐呼“大老爷”，雪立止。由此观之，神亦喜谄，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

作者虽一本正经地写神，然读者不难心领神会，立刻会联想到官场的“喜谄”之风也。

三是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兼得。《聊斋》中的新闻篇章，无论所美所刺，在当时都产生过良好的社会效应。如《聊斋》中有两篇《义犬》，一写潞安某甲之犬为保护主人的财产而屡次尽力，终至献出生命；一写周村贾某所豢养之犬既救了主人的性命，又帮主人指认盗主，报仇获赃。这不禁令人联想到2008年5月四川地震中，彭州一60岁的老太太因得两条黄犬相救而维持生命的故事。可以想见，无论古今，这类义犬故事的披露，其在人们心灵上所引起的震撼应是不小的。而且正如蒲松龄所指出的：“世无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除了现实的社会效益之外，《聊斋》中的新闻篇章一般又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像《跳神》、《蛙曲》、《镜听》、《口技》、《戏术》等篇，不但当时被视为新闻，即在今日看来。也仍不失为重要的文化史料。有人称新闻作品为“易碎品”，意思是说新闻作品过后就会被人遗忘；而《聊斋志异》中的这些新闻篇章，则非但不会“易碎”，相反，它们会与整部《聊斋》一起传之永久的。

总之，《聊斋志异》中的新闻篇章既是整个《聊斋》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着自身的特点。在文体上，它不但包含了现代新闻意义上的“硬新闻(消息类)”与“软新闻(奇闻异事)”，同时，篇中的“异史氏曰”及夹叙夹议的形式又相当于后世的新闻评论。在具体写作上，“倒金字塔式”结构等现代新闻写作手法，也早在有些篇章中开始运用。至于融新闻的新奇性与文学的生动性于一体，将主观的进步思想倾向(即所谓“新闻导向”)贯穿于客观的纪实之辞中，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兼得，更是《聊斋》新闻篇章所独具的鲜明特征。可以说，《聊斋》一书不但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而其中的新闻篇章，也为后世的新闻写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责任编辑谭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