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先慧

摘要：针对《蒲氏远族及民族成分新探》一文存在的许多误说，从三方面提出质疑：《元宫疑案》之误说、《蒲氏远族及民族成分新探》与《拣记》各道其词之析、《元官疑案》流传之疑。

关键词：新探；拣记；元宫疑案；误传；质疑

中图分类号：K928.7文献标识码：A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了《蒲氏远族及民族成分新探》一文(蒲伟业、蒲馨淼，《淄博日报》，2005-2-22(B2)，以下简日《新探》)感到有点意外，文中介绍了元代徐光升所著《元宫疑案》中记有蒲氏远祖的事。书的持有者乃蒲章泰老先生的父蒲文和四十年代得到此书，文革中被红卫兵掠去，作为四旧焚烧了。幸亏文革前蒲章泰老先生多次翻阅，并对有关蒲氏的内容作了拣记保存下来(对蒲章泰老先生以拣记的形式所记《元宫疑案》以下简称《拣记》)。《新探》的作者多次采访蒲章泰老先生，结合口述，以《拣记》为主进行整理，编辑成为《新探》一文。笔者因从未见过此书，又闻所未闻过其中内容，为了进一步了解《元宫疑案》中关于蒲氏的实情，曾经两次拜访了蒲章泰老先生，并求得借阅原《拣记》查阅，就此从中发现了诸多疑问。笔者即将以往所掌握的有关蒲氏远祖的论文资料及家族传说，作一浅析，与探者商榷，并就教方家。

一、《元宫疑案》中之误说

据《新探》所云，笔者认为就蒲氏方面误说主要有三点：

(一)东营地区的蒲氏外迁蒙古之说不确

《新探》云：“在南宋末年，宋金辽连年征战，人民不得安生。为躲避战争，身居山东东营地区的蒲氏族人蒲鲁浑、蒲居仁，跟随其父辈蒲运超、蒲鲁淇等族人，步步北迁，最终在蒙古南方安家落户。时间是1211年，这年蒲鲁浑9岁，蒲居仁6岁。”

笔者认为：

1、蒲家外迁蒙古非南宋末年。查南宋史，121 1年前后之时并非南宋末年。南宋始于1127年，即建炎元年；止于1279年，即帝眪时，计152年。以最后52年为南宋末期，当为1227年以后的年限。蒲运超一组族人并非南宋末年外迁蒙古，而是南宋中期。

2、东营的蒲氏并非为躲避战乱外迁蒙古定居。据新修《淄川区志》记载：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的十二月金右副帅攻陷过淄州起到嘉定五年(1212)二月的83年间，淄州地区没有战乱，只有南宋嘉定三年(1210)的四月，山东淄州地区大旱，六月霪雨，是年大饥，斗米值千余钱。当时蒲家庄与各村一样，大都纷纷外出逃荒。蒲运超一组族人并非为躲避战争从东营外迁，而是因灾荒从原蒲家庄(今高家店子)外迁北乡，而后又迁蒙古。

3、族传之中，蒲家无人说过东营地区有蒲氏族居之籍，更无人听闻东营的蒲氏修谱征名之事。族谱中无记载，蒲松龄也没留此传说。东营的蒲氏不会成为无源之水，他们只有可能从蒲家族庄，即原蒲家庄外迁逃荒去过东营，无人定居东营。淄川蒲氏自北宋初年(960)结合东迁，在淄川孝妇河西畔定居建蒲家庄起，到蒲运超一组族人从蒲家庄逃荒远迁蒙古南方落户定居的1211年已经过了250余年。蒲家庄不仅成了人口众多的一大族庄，且遇荒年等因外迁散居各地的蒲氏也不在少数，但绝不可把外迁他乡异地的蒲氏说成是无本之木的始祖之蒲，就蒲运超及其上下族人，也会认为他是蒲家庄蒲氏的后裔。

(二)蒲鲁浑、蒲居仁任职及去世御葬之说，有阙如之嫌。

《新探》云：(蒲鲁浑、蒲居仁)在成吉思汗统领下征战疆场。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由三子窝阔台为汗，蒲鲁浑在窝阔台大汗的统领下，同年消灭了西夏……，1251年被封为大将军，同年奉旨调往山东淄川驻守，蒲居仁则一直跟随蒲鲁浑在军营任文职官员。蒲居仁随蒲鲁浑携家眷四十多口人，在淄川城北街安居落户。几年后，在城北买了二十亩地。……1265年，蒲鲁浑奉旨带蒲居仁调往大都(今北京)任职，……1271年忽必烈大汗正式定大都为京，定国号为元，封蒲鲁浑大都任中书省二品官。1275年蒲鲁浑由中书省二品官封为伴朝……，当年，蒲鲁浑退出中书省，下半年带职回到淄川城里北街。时年69岁，1279年蒲鲁浑去世，终年77岁。大汗忽必烈下旨御葬其自己的地里。蒲居仁84岁去世，葬于蒲鲁浑墓附近。

这段文中，只说了蒲鲁浑、蒲居仁军中任职与大都(即北京)朝中任职，未提两人并任元代般阳路总管之职。就已见刊的资料，均见蒲鲁浑、蒲居仁并任元般阳路总管之志：

1、新修《淄川区志》志蒲鲁浑墓云：蒲鲁浑曾任元代般阳路总管。县志、《山东通志》载其墓在招村，即今黄家铺乡，店子村西，苗圃办公室以西(略偏南)60米处的苗圃地中，现已封土推平，碑刻已毁，墓尚未挖掘。

2、《山东通志》卷三十四云：“蒲鲁浑墓在招村北，蒲鲁浑元般阳路总管。”“蒲居仁，墓在招村北。”又清乾隆八年刻本(续修)《淄川县志》卷四则并著：“蒲鲁浑般阳路总管，墓地在招村。蒲居仁，般阳路总管，墓在招村。”

3、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四“秩官二”及三四“官迹二”所载“般阳路总管”(淄莱路改)表，从人名顺序看：

第一任般阳路总管：移刺帖木儿(至元二十九年由自来路改般阳路首任)

第二任般阳路总管：赵守谦(大德六年任)

第三任般阳路总管：谷杲(延佑时任)

第四任般阳路总管：蒲鲁浑、蒲居仁(年代失考)

第五任般阳路总管：脱脱(后至元五年任)与孙宏毅(后至元五年任，有传。余未尽录)

4、蒲松龄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所修《蒲氏族谱》序云：“……独吾族为般阳土著，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御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

以上均证蒲鲁浑、蒲居仁并任般阳路总管，唯独《元宫疑案》中无此二蒲般阳路总管之任。而且亦无御葬蒲居仁之说，只说蒲鲁浑御葬自己地里。现有实物可查，蒲鲁浑的御葬位于原蒲家庄(今高家店子)西旁。也就是蒲氏族庄的旁边。若无与蒲家庄的蒲氏有同宗之亲，大概不会有如此巧合，假设东营是蒲鲁浑的祖籍之地，死后就该葬于祖地之处东营。《元宫疑案》的作者徐光升难道对蒲鲁浑的御葬没有亲临观赏一番，看不见旁边的一座蒲氏族庄，竟然于作品中未提一句蒲家庄及其蒲氏之情。况且蒲鲁浑本来就是淄川土著，怎么说是驻守淄川时落户定居呢?令人难免对作者所述之事有失真之感。

(三)所言元顺帝、朱元璋是事与史不符，有误传之疑。

《新探》中说元顺帝治国失策，致1351年红巾军朱元璋在颍州起义。元镇守将领蒲莛琚等战败被俘，后来下落不明。红巾军朱元璋的义军天天壮大，元统治区连连失守，朝臣议论纷纷，认为蒲莛琚不是战败被俘，而是起义投降了朱元璋。从此顺帝怀疑蒲氏大臣，一天，顺帝对手下大臣说，夜里做了个梦，几棵蒲草长得比金銮殿还高。有的大臣便又进谏：“怕是蒲姓文武要员要借此造反”。顺帝即下密旨，于1354年的二月初八日对居住在北京和淄川的蒲氏文武官员及三宗亲属举家抄斩。蒲氏族人奋起抵抗，武

艺高强和年轻力壮者冲出重围，远逃至红巾军占领地云南、四川、福建、西安一带。

以上所言与史不符，有误传之疑。其实，1351年在颍州领导红巾军起义的不是朱元璋，而是刘福通(李史峰主编《中国通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572-573页)。刘福通在1351年5月与韩山童以白莲教发动起义，因事泄，韩被杀后，刘福通立即起义攻克颍州，众至十万。1355年立韩子韩林儿做了“小明5E"，次年遣李武、崔德进攻山西，毛贵取山东。另一支为徐寿辉与皱普胜等部，于同年八月在蕲州起义。当年十月攻占蕲水，被拥为帝。次年(1352)先后攻占了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地，众至百万。第三支是郭子兴1352年聚众数千人起义，攻占濠州。不久，朱元璋投奔其下。由于朱连战胜仗，郭将义女马氏嫁于他为妻，1354年移居滁阳(今安徽滁县)，1355年郭子兴病死于合州(今安徽合县)，所部归朱元璋统帅。这时，朱元璋始得领导郭子兴红巾军的大权。但与刘福通、徐寿辉这两支红巾军相比，他最弱小，只在安徽滁州与芜湖一带。并且向小明王称臣。可见，1351年刘福通起义攻占颍州之时，朱元璋尚未投军。不仅如此，1354年蒲氏被抄斩时，冲出重围远逃的蒲氏也并非逃往元统治区的云南、四川、西安等地。因当时三支红巾军尚未攻占过云南、四川、西安等地区。可见《元宫疑案》的记载有误。

关于顺帝说梦之情亦属传疑，且与祖传之说不符。稽元史，是元宁宗做梦，并非顺帝说梦。祖传之言早已记入《族谱》之中。蒲氏“宁顺间有夷族之祸。”指的不是顺帝至元十四年(1354)的二月初八，而是宁帝至顺三年(1332)的十二月。两说相差22年之久。

二、《新探》与《拣记》各道其词之析

(一)《新探》言《元宫疑案》作者目睹抄斩之说

《新探》中已经表明，《元宫疑案》的作者徐光升于1354年春，目睹了蒲氏家族三代宗亲被元顺帝下令满门抄斩的残忍场景。他家与蒲氏有亲戚关系，其父其弟也惨遭杀害。《拣记》中也说：“1354年蒲氏家族被抄斩时，作者61岁，残忍无睹，各家各户，闭门锁户不敢出门。”

以上之说，不符世情，既不似元代的老先生文笔之词，所言之事也不属实。试想，蒲氏被满门抄斩的激烈残杀之处，街坊邻里闭门锁户不敢出门，单单一位其父其弟也被惨遭杀害的作者徐光升怎敢如此无畏，不仅不怕牵连杀头，还敢亲临残杀现场目睹惨状?

再说，当时蒲氏聚集居住之处，尚有原蒲家庄的蒲氏和淄城北街的蒲氏，按其说尚有东营地区的蒲氏，以及散居各村各地的蒲氏人家。作者也没明白地指出抄斩几处?目睹了哪处残杀之地?也没言明元官兵追杀哪些逃脱与外出藏匿的蒲氏，具不知其因为何如此无重点之述。

依以上的内容看，作者徐光升不仅仅对蒲璋之父蒲永阜的家事一清二楚，而且对蒲永阜的上五世列祖的身履也明澈具细。遗憾的是，他竟未将蒲运超一组蒲氏的来历表述一句，却将蒲运超列为始祖之位。显而易见，蒲运超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又未将中原东迁的蒲家庄的蒲氏提说一句，竟将无源的东营蒲氏蒲运超等族人划为自生的蒲氏之源。令人对其所述蒲氏之事难做史记，只可列为传疑之说。

(二)对《拣记》、《元宫疑案》之析

1、《拣记》中云：“作者突出地刻划了各种复杂场景与人物形象，情节跌宕曲折，扣人心弦，读来爱不择(释)手，是作者挥泪提笔写作此书。”

这段评语，是对作者《元宫疑案》之著写作一书的肯定，也就是说，《元宫疑案》之书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案情小说。因此，此书不是日记式的史记，只可作为参考，不可作为实证。

2、《拣记》中的记述，并非《元宫疑案》中的原文语句。如：文中所用纪年，不符元代纪年实情。从民国之初上溯，古代任何一朝，均以当时皇帝的年号纪年，没有用公元纪年的先例。从《拣记》的全文看，无一用元顺帝的“至正”年号纪年的。

3、《拣记》云：“1354年，蒲璋四岁，母亲徐氏抱着吃奶的女儿，领着蒲璋去杨家村替头娘家，三口人幸免于难。”“淄川蒲璋母亲徐氏，是《元宫疑案》作者徐光升的亲侄女，蒲璋父亲蒲永阜在淄川县衙当主办，1354年被杀害时29岁。”

《新探》云：“蒲璋之父蒲永阜生于1325年，娶杨家庄(蒲家庄北邻一华里)张氏为妻，婚后不久，张氏亡故，之后，又续娶淄川城里徐氏为妻，生一男一女，男的便是蒲璋，徐氏的父亲叫徐光辉，伯父叫徐光升(《元宫疑案》的作者)，祖父叫徐成岩，1354年春，蒲氏遭灭门之灾时，蒲永阜(时年29岁，在淄川县当主办)、蒲维利、徐光辉、徐成岩惨死于这场惨案。而这段时间，正好蒲永阜妻子徐氏领着四岁儿子蒲璋，抱着女婴到杨家庄给蒲璋的替头姥姥做生日(1354年农历二月初七)并住了下来，这才幸免于难。”

两文所述之比，《新探》显然作了编排辑著之功。但有祖传以来，却未闻过蒲璋杨家庄有张氏的外祖一说，不知从何说起，给蒲璋加了位姓张的姥娘家。《拣记》没有此说。也就是《疑案》中没有此情之叙，祖传中只有蒲璋的外祖杨家庄的杨氏一家。而且，蒲松龄修《族谱》时，已写进谱中，为蒲璋作了传记。小传云：“始祖讳璋，配杨氏，子五。相传……元宁顺间有夷族之祸。行戮之余，止遗藐孤，时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外祖杨氏，居村之北杨家庄，遂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柳泉公所言，既无张氏之说，更无徐氏所言。如今将蒲氏始祖璋的外祖平添了两姓姥娘家，一下子变成了三姓外祖为一事的情形，假若蒲璋得知后人如此传言，也不会接受：世人也难从其说。所以清康熙五十四年蒲家合族为蒲璋立大碑石时依旧云：“始祖讳璋，原配杨氏……”也没有张姓与徐姓外祖的记载。然而却有人对“原配杨氏”持疑：“近亲不可通婚”。而族中为之解释：“已出嫁之女，其子可取娘家兄弟的闺女为妻，反之不可。这叫‘闺女不回娘家门始祖璋老爷娶的是舅的族兄弟的闺女，无碍，无碍。”此说乃当时民俗常例之规。

但对于蒲璋的外族之传，虽有几种说法，却有共同之处：即蒲璋于夷族之祸前，随母到杨家庄外祖杨家探亲，因事发匿于外祖杨家庄的杨家，遂从母姓为杨，始脱罹难，才保住了蒲氏家族的根苗。此说尚无人反对，对蒲氏远祖惨遭夷族之祸探讨至此，远远不够。但愿专家学者赐教。

4、《新探》所排蒲氏远祖名讳之序

一世：蒲运超(1180年-1262年)

二世：蒲鲁浑(1202年-1279年)

三世：蒲震恒兄弟九人生卒不详

四世：蒲迎祥生卒年不详

五世：蒲维利不详

六世：蒲永阜(1325年-1354年)

七世：蒲璋(1350年-卒年不详)

《新探》又依璋五子下续：

八世：蒲子忠

九世：蒲整

十世：蒲海

十一世：蒲臻

十二世：蒲永祥

十三世：蒲世广

十四世：蒲继芳

十五世：蒲生讷

十六世：蒲槃

十七世：蒲松龄

至此，蒲松龄又为后人编定了三十二辈，现已到了十六代以后。蒲章泰老先生为蒲氏填补了远祖名讳之缺。然而，遗憾的是，原由宋初建立蒲家庄的蒲氏，以种种原因未将《族谱》下传于后。多年来，蒲氏族人产生过探赜索隐之念，也未实现追溯远祖渊源名讳之愿。如今蒲章泰老先生寻到了蒲鲁浑上下数辈远祖名讳实属可贵。但尚有疑问当查：其一、蒲震恒兄弟九人，《拣记》中无文字表明。而有名讳者，蒲氏《族谱》却无表明。其二、蒲鲁浑居官显赫，当立《族谱》续宗，不会无《族谱》下传。且蒲氏在淄城大街设有“家庙”，为祭祖列宗之处。显而易见，蒲氏远祖蒲鲁浑及其后代子孙很重视宗续之事。《元宫疑案》中却无文字提及，实是一大缺憾。

三、《元宫疑案》流传之疑

此书1371年问世之时，已到了元朝灭亡后的明洪武四年。世人对元朝残杀蒲氏及其亲友的疑念未消，许多人更想进一步探知惨案的真相，《元宫疑案》之册即成了新闻式的案情小说，这为此书的流传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基础，畅销无阻。可想而知，蒲璋及其亲友对《元宫疑案》之册当怀有特殊的思想观念。不说抢购此书，就他外族的兄弟徐光升理当赠送几本给蒲璋存阅。蒲璋的后代子孙，自然对《元宫疑案》一书视如家传之珍下传无误。那般爱听故事、爱看闲书的人对此书不会视若罔闻，自然成为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口碑也应该传流不息，代代口传下来。奇怪的是，蒲氏被夷族之后，从始祖蒲璋五子下传，到明末清初之时，蒲家竟无人下传《元宫疑案》之书，连口传也无人拉过，说过书中有关蒲氏远祖的事。到了蒲松龄时代，蒲松龄也只听说过：蒲氏“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一节之情，却从没闻过《元宫疑案》之书及其内容。如若不然，蒲松龄定然将此书之说写进《族谱》中表明几句。然而，事实不然。令人遗憾的是，不但蒲松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淄川著名的藏书大家、做过江南通州知州的西铺村毕际有，家有藏书“万卷楼”，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三十年，竟未发现万卷楼中有《元宫疑案》之册，也无人谈论过《元宫疑案》的故事，令人不禁要问：《元宫疑案》是否有违忌之事，民不可私存，当阙疑之。

令人遗憾的是，蒲章泰之父蒲文和大约在1945年前后有幸得到《元宫疑案》一书，不知从何处何人之手得来，蒲文和一家保存了20余年秘不示人的这部传了570余年、无人得闻的一部元代古籍，竟于文革中毁于无存，让人望着回忆录式的《拣记》无限憾哉。

四、题析

《新探》的作者以《蒲氏远族及民族成分新探》作了论述。此题无神理之奥，人人一看即明，此题应是两个“新探”即“蒲氏远族新探”与“蒲氏民族成分新探”。可是读过全篇之后，却没看到“探及民族成分”一题的内容，作者是否“以文中情节寓以民族成份”让读者去想象民族归属。予以此之析，与之商榷。

关于蒲氏远族民族归属问题予已进行论证，文章《蒲氏远祖乃中原汉族》发表在2006年第4期《淄博师专学报》，此不赘述。

稿外说几句：以今人之语评论未见古著，似乎有违剀切中理。《元宫疑案》流传至今，绝非此一册被毁而消声灭迹。有条件的仁人君子，总会寻得此书。为探讨蒲氏远族助一辟蹊之径。谨致歉意。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