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1949年)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蒋介石)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晤面。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大客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贴贴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元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讽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竞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身份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戌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暑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己嫌过份，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竞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竞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象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晤晤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计较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置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为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原载《李宗仁回忆录》

现摘自《关东作家》2004.7）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