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劳逸

“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政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时间，1948年1月，讲演者，蒋介石。从1947到1950年，当同共产党角逐争夺大陆的斗争进入生死关头时，蒋介石经常以这样严厉的语气训斥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他自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以使他们“转败为胜”。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讲话——若干年里，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很容易找到，但未曾受到注意——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

内战期间，随着战略优势转到了共产党一边，对接二连三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是又气又恼。早在1947年6月，蒋介石曾自夸：“无论就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共军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7个月后，即1948年1月，蒋介石虽然还声称，“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但是，这时他情不自禁要问：“我们剿匪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在1947到1948年，蒋介石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关于军事方面，蒋介石看到，主要弱点是缺乏有学识的军官、普通士兵的贫困和自上而下的萎靡不振。

蒋介石承认，对多数官吏来说根本谈不上专业技能。从最高级到最低层，大部分军官是在打“糊涂仗”。“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1948年1月，蒋介石埋怨大多数军官“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段不留情面的谩骂，充分说明蒋介石非常讨厌他的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高级将领，他说：“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至于军官们对他们的士兵不闻不问，蒋介石也是深恶痛绝。他说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射击、投弹、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能落后，不能打仗”。将领们不仅带不出一支像样的部队，能够有充足的衣食，良好的医药条件，而且还侵吞军饷。因此，蒋介石决定军官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待遇能够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就算很好了。”

1947年6月，蒋介石觉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懈殆，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此外，蒋介石还特别指责国民党的军官，不能彼此合作。“大家都养成了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的一部分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险，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肯尼迪在大猪湾惨败后曾发表高论说，有些人“成则为王，败则作孽”。蒋介石也同样讨厌他的那些将领或邀功争宠，或推卸责任的私心。他说：“如果我们打了败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讦，将自己的过失，尽量掩护，将打败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但是，“胜利却争功争赏。”更让蒋介石心寒的是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结果，就造成“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蒋介石察觉到他的将领们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是在欺骗他。因此，他火冒三丈地骂道，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他们就说敌人的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又如经过一次接触之后，往往夸张胜利，说打死了几千几万敌人。须知匪军现在的战术原则的规定，他避免和我们主力决战，我们要消灭他几千几万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夸张的报告，一望而知是假的。”因此，到1947年6月，蒋介石自己也没有信心了。他肯定：“如果照我们一般将领的精神道德，学术能力，以及知己知彼的程度而言，那我们今天早就应该被匪军打败了。”

比起军队来讲，蒋介石对他政权内的那帮行政官僚更是失去了希望。1947年7月，蒋介石哀伤地叹道，在他参加革命的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既不是经济的危机，也不是政治的绝境，更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原因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他说：“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两个月后，在党团合并时，蒋介石又一次诉说党团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训练，“可以说，只有一个空虚的躯壳，毫无实际的力量。”

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合并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结果，到1948年2月，蒋介石仍然在抱怨，“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作国家民族的罪人。”

有趣味的是，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流露了他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道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希望他的部下仿造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1947至1948年，蒋介石已对国民党和他的军队丧失信心，但他并不想放弃和毛泽东的角逐。1947年9月，蒋介石扬言：“虽然(共产党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都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消灭他。”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允许国民党来从容不迫地“研究他们的一切和理解他们的一切”。1949年1月21日，随着经济滑向彻底崩溃的边缘，随着共产党军队的饮马长江，随着老百姓对南京政府幻想的破灭，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辞去了他的总统职位。虽然他退居到了浙江北部的老家溪口，在游山玩水中领略了秀丽的风光和家庭的天伦之乐，可他一直在觊觎着政局的发展。这也许真是一个田园般的解甲归田的故事。然而，如果用纪年史家曹生风(音译)的话讲，对蒋介石来说，“这正是他一生中惊心动魄的考验时期”。他领导了二十多年的那场运动已经昙花一现。他深感羞容满面，唯一的一缕哀思就是想想为什么失败了?

来溪口的拜访者络绎不绝，有陈立夫、王世杰、张道藩、陶希圣、谷正纲、陈诚、吴礼卿和张其昀，蒋介石就此问题一一移樽就教。3个月后，曹生风写道，蒋介石的答案是：“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溃败，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