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艳

提 要：本文试将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引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章从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语言和文学的起源和演进与神话的内在关联以及神话作为文化模式的特性等三个方面，论证将神话-原型批评引入翻译批评研究的合理性。研究证明，借鉴神话-原型批评的“后视”批评法可树立文学翻译批评的层次意识和历史意识。

关键词：神话-原型批评; “后视”批评; 层次意识; 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2-0104-4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Archetype Criticism

Su Y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is thesis is a tentative study 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myth-archetype criticism. It first demonstrates the reasonability of introducing myth-archetype criticism in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terms of how myth, as a cultural model, relates to the philosophical base of humanistic sciences and the for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adoption of “stand-back” strategy of myth-archetype criticism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results in establishing multi-level system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myth-archetype criticism; “stand-back” criticism; multi-level system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1 引言

长期以来，翻译批评研究依附于一定的翻译理论：语文学的范式下，翻译批评基于批评者自身的直觉和好恶，强调对作者原意的忠实传达；语言学的范式下，翻译批评基于语言转换规律，强调在语言微观层面译作与原作的对应；解构主义研究范式消解了作者原意，将文化视域引入翻译研究，但同时引发对意义的确定性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客观性与必要性的置疑。因此，“解构”之后如何“建构”成为译界需要迫切思索的问题。

本文认为，“本体回归”呼唤批评研究重提对译本“文学性”传达的思考。事物的本质往往潜藏在其最初的发生阶段，文学性与文学的起源息息相关，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强调与语言和文学起源的内在关联，将文本的内在构成要素和外在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有机融合，是一种集文学的自律性和他律性于一体的批评模式。神话-原型批评的引入有助于人们追溯到语言的源头，恢复人们对于语言的神性敬畏，恢复翻译的情感和道德承诺。

2 将神话-原型批评引入文学翻译批评的合理性论证

2.1神话隐喻思维的引入确立了人文哲学及其认识论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属于人文学科，为文学翻译批评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首先要对人文哲学的认识论作深层探究，而人文哲学及其认识论是在卡西尔引入神话隐喻思维，创立象征形式哲学后建立起来的。西方主流哲学一直认为逻辑推演和理性分析是人类获得知识最原始、最基本的方式，卡西尔将神话引入哲学领域，修正了这一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哲学认识论。他认为，在理性和科学尚未发展起来的远古时期，神话表现了原始人认识和解释事物的基本方式，非理性的神话仍然具有概念的形式和结构，这些概念是遵照命名等同于所指及部分代替全体的隐喻思维的原则建立的，因此，人类的知识从根本上不是源自抽象概念和逻辑思维，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前逻辑的(pre-logical)概念和表达方式之上，“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Cassirer 1985：265)。作为人类智慧起点的语言与神话才是哲学以及认识论的研究基点。“只有当语文学和神话学揭示出那些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概念过程时，我们的认识论才能说是具备了真正的基础”。（Cassirer 1988：43）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同样不得不立足于神话隐喻思维，考察译者对作品语言的隐喻性和多义性的传达，考察原作中“不在场”的“前逻辑”的东西及其在译作中的价值再现、嬗变或缺失。

2.2 语言的起源和演变与神话有割舍不断的牵连

翻译是语际间的转换，翻译批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性质和历史的考察，而语言的起源和演变与神话有割舍不断的牵连。卡西尔认为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中，语言、艺术、神话和宗教交织成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而每一种符号形式最初都必定是从一个共同的神话母体中解脱出来的”（Cassirer 1988：69）。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遵循隐喻原则，将主体与客体混同，初民认为文字不仅模仿客体，而且取代了客体，“文字是一种巫术工具，通过这种工具获得占有某个事物和击退敌方的力量”（Cassirer 1992：261），这是语言固有功能的第一种展现形式。因此，语言和神话都是一种隐喻，且“语词的隐喻特性有时又被认作是语言从神话那里继承而来并且永远无条件占有的一份遗产”（Cassirer 1988：103）。

语言的演变也没有完全脱离神话隐喻思维的影响。弗莱将语言发展归纳为隐喻——转喻——明喻三个阶段。在缺乏抽象推理的隐喻阶段，语言叙述大都采取神话故事的形式，诗歌是其主要载体，神是语言中的代表性隐喻。柏拉图之后，语言进入辨证阶段，主体与客体、理智和情感日趋分离，语言成为表达内心思想和超凡世界的工具，“于是转喻的语言就成了或倾向于变成为类比的语言，即对于不能很直接地用词语表达出来的那部分现实进行文字摹拟”（Frye 1998：24）。在描写阶段，主体和客体完全分开，语言成为对客观自然规律的描述，语言结构力求与描述对象的结构相似，这是一种明喻的修辞，如同隐喻阶段一样，“回到了自然规律与词序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状况”（同上：31）。语言的这一演变历程看起来形成一个循环，隐喻的因素不断在语言中重现。语言无论如何演变，总也抹不去神话（或隐喻）思维的痕迹。文学翻译批评牵涉到对作品主题的传达和语言修辞转换效果的评价，这些都是语言隐喻特性的体现。评价者如果在阅读原作和译作的语言时，注意到语言符号的隐喻属性及其背后的神话体系，对作品的价值认识会更加深刻。

2.3 文学是移位的神话

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语言逐渐远离神话思维的隐喻特征。在古希腊，随着城邦国的建立，修辞学、诡辩术逐步发展起来，希腊人通过口头的推理分析，赋予语言逻辑力量和理性规则，但神话思维作为人类原初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随之消失。弗莱认为,科学兴起后,神话“移位”为文学继续存在，神灵成为典型，原型意象成为审美意象，而诗歌保留了神话的隐喻特征。他认为文学就是通过对神话原型的发现和模仿揭示其中深藏的人类欲望，文学意象的循环运动形成了在逻辑上先于体裁的文学叙述模式或叙述结构，决定文学的类型及演变。弗莱归纳了文学中的五种基本的叙述模式，即神话、传奇、高级模拟、低级模拟和讽刺，整部西方文学发展史就呈现为这些叙述模式的延续和循环更替，而神话的模式体现了最基本的文学程式和结构原则，是所有其他模式的原型，各种不同的文类只不过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

从中外文学史来看，文学经典都有回归神话母题的趋向。尽管神话很长一段时间在理性的压制下被视为虚幻和荒谬而遭到贬斥，但神话思维总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介入文学创作，特别是当工业文明和技术统治造成人性的异化时，表现人类原始情感和欲望的神话成为疗治现代精神疾患的良方，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众多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古代的神话传统。即便在中国，因务实的文化传统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诫，神话故事零散而不成系统，“遭到正统思想排斥的虚构幻想并未完全窒息，它以梦幻的形式附着在经书和正史之上，默默无言地在礼教现实的缝隙中争取自身的存在和显现权力”（叶舒宪 2002：147）。正如弗莱所言，“文学批评如果切断自己在神话体系中的文化和历史的根子，它就会很快丧失生命力”（弗莱 2004：3）。类似地，在文学翻译批评中，针对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作品，无论是文学经典还是当代作品，从神话-原型视角解读原作和评价，译作便能够避免使具有深邃的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作品流于肤浅，这也将翻译批评的关注点从语言扩充至深层意蕴的传达。

2.4 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

神话作为初民思维的表现形式，以象征性的故事表达一个民族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人类文化结构的最早形态，构建了人类审美意识的深层结构。神话-原型批评强调通过追溯文学与神话、宗教仪式的渊源来解读作品的意义，发现积淀在原始意象和原型模式中的民族心理特征，这样，文学批评成为对文化心态的批评。弗莱认为神话“是一种文化的模式，表达人类想如何塑造及再塑造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文明”（弗莱 1997：149）。原型( archetype )一词中arche在古希腊语中不仅指“始初、首例、发端”，也有“政权、政府首脑、统治”之义。神话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以其特有的方式解释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的宗教信仰、行为规范、历史观念和伦理、教育、法律等体系，也就是弗莱所说的神话故事的结构之外包容的对于社会来说重要的知识，这一功能使神话向着历史和政治的思想发展（弗莱 1998：72）。弗莱在《神力的语言》中揭示了《圣经》神话故事中意识形态、权力和性别政治的渗透，证明“结为一体的神话学是实现社会权威与统治的有力的工具”（同上，77）。神话-原型批评由此展现出后结构主义的色彩，成为一种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引入，不仅与翻译研究中“文化回归”的大潮合流，更因其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等学科吸取理论资源，以原型学说将文学批评科学化、形式化的特征，使翻译批评成为具备一定客观认知基础的文化批判，同时有助于避免翻译研究中的文化批判沦为研究者脱离历史和文本的主观思想的任意图解。

3 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后视”法

弗莱在阐释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时，以赏画为例，提倡一种“后视”批评法，即与原作保持一定距离的批评法。弗莱认为在批评作品的时候，应从以下层面依次展开：首先是直观表层语言符号，进行作品文学性的修辞分析，这是新批评派主张的“细读法”；其次是解读语言符号所承载的具体内容，主要指语词确定的逻辑意义；往后就是观察作品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如体裁和风格的选择及篇章结构的设置；再往后就能追溯到某个神话原型和隐喻。原型是弗莱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是文学作品之间可独立交际的基本结构单位，可表现为意象、象征、主题、情景、人物类型等,它们在文学中反复出现,产生约定性的联想。如果将“后视”批评法运用于文学翻译批评，有利于树立翻译批评的层次意识和历史意识。

3.1 文学翻译批评的层次意识

“后视”批评将作品由浅至深划分为语符-意义-结构-原型4个层面，使原本和译本都呈现为一个多层面的立体构成，各层面包含诸多要素，翻译批评涉及多视角地评价各层级的转换效果。其实，无论是刘勰的“六观”思想，还是英加登的四层次说，都是强调对作品的多层次解读，意味着文学翻译批评透过对语符转换效果的评价再“向后站”。然而，目前的翻译批评多拘泥于语符转换后内容传达的效果，纠缠在语言细节转换的得失，“后视”批评能获得一种更为超脱、宏观的视野，不仅考察译作意义传达的准确性与语言表达的得体度，还能鉴别译作在传达原作的审美品质、主题和形象再现上是否到位。例如，“水”是《荒原》的原型意象之一，派生出许多变体，散布于全诗。水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一方面象征着焦渴的荒原人唯一的希望，另一方面泛滥的情欲之水又将荒原人淹没，由此，诗中的标题之一Death by Water的多个译法“水里的死亡”，“死在水里”，“水死”，“死于水”，虽字面意思都很忠实，但只有李译和汤译才深入了主题层面，传达出“水”矛盾的象征意义。

在结构层面，翻译批评涉及对译作中文类要点的传达。例如，小说的翻译要点是人物塑造、环境、情节的再现，诗歌翻译的要点是情感、意象、意境、诗法、诗味的传达，戏剧翻译的要点是可表演性。此外，作品的文体类型具有特定的意义，诗与词、绝句与律诗、五言与七言、小令和长调就分别适用于表现不同的题材和情感类型及其复杂程度，这些都是评价译者的选择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意义层面，原本多层意义的传达程度成为评价译作的基本参数之一。弗莱将文学作品分为虚构型（以叙述故事为主）和主题型（以传达寓意为主）两类。前者从经验世界寻找素材，作家意图明确，而后者则通过激活集体无意识深处的神话原型来表现种族最深层的记忆和想象。神话以隐喻的方式，通过具体可感的直觉性、幻想性的意象和叙事，表达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多以神话典故与原型模式赋予文学作品深刻的哲学意味和象征内涵。但丁将文艺作品的意义分为字面的、寓意的、道德的，和神秘的四个层面，弗莱认为这个“四义说”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早已成为公认的确定事实了（Frye 2006：103）。与此相应，隐喻性文学作品由浅入深呈现为三个体系：表层的语言符号体系，中间层的审美意象体系和深层的原型意象体系。前两层赋予作品创作个性，原作中象征符号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以及意义的增生性，导致不同译者对作品的多种解读和价值定位，从而为复译开启空间。原型意象体系则使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作品回归共同的本源，因而具备先天的相似性，并使同一文化语境下的作品之间跨越时空而组合为一个依据一定传统前后延续的整体，这些都是作品可译性的依据。

文学作品的多层意蕴意味着译者和批评者在阐释这些作品时，不仅要传达文本“在场”的信息(message)，更要传达作品的言外之义(significance)，后者才是文学作品的关键。以《西游记》为例，这一神话故事背后深藏的是儒、道、佛三教教义的融合（Plaks 1996：114）。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本Monkey被西方读者奉为经典，但译者大量删减原本，原作的现实讽喻功能、原型模式的多义性、宣扬的宗教观念和道德训诫均被滤去，译作沦为“融合各种以民间智慧和幽默为特征的流行题材的梗概”（Plaks 1994:274）。当译者为迎合读者，通过删减将原作简化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写作类型时，原作也由主题型作品跌落为虚构型作品，随之而来的是审美品格和价值内涵质的转变。

总之，文学翻译批评体现为从细部到整体、从外围到中心的观照图式，是一种从表层、具体、有形的语符、事件、意象再现的科学甄别到深层、抽象、无形的意境、主题、原型的价值评判过程，译作在多层面的转换到位程度决定了它的价值等级。

3.2文学翻译批评的历史意识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人类在意识深层有着一种先天遗传的结构形式，即集体无意识，原型是其表征。弗莱将原型概念引入文学研究，成为把个别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意象、结构置于文学传统的中介，一部作品只有通过其他作品的参与和补充才能产生意义。因此，文学批评既要考察一部作品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以及异域作品的横向联系，又要考察该作品与其所处的文学传统的纵向关联。如果将原型引入文学翻译批评，其历史延续性将打开一个时间维度，强化批评的历史意识。

已有的翻译标准模式，无论是一维的“化境”或“忠实”，二维的“形似”与“神似”，还是三维的“信、达、雅”，都立足于文本的空间维度，考察译本对文本的替换，引入原型视角后，可为翻译批评标准的设立提供了一个新的4维思考模式，考察多个译本组成的译本链的内部承接关系，展现原本通过译本再生后的演变历程。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历史意识意味着翻译批评者在识别和判断译作的价值时，不仅将原作和译者的译作对照分析，也要与原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种语言甚至不同语言的其他译本，包括译者本人的旧译本做历时性比较，从中了解译作的传播与影响、译者译笔的形成和译作的独特风格，翻译批评由此获得历史纵深感，成为文化记忆的召唤，文学史和翻译史的回顾，原型也成为勾连翻译批评和翻译史的媒介。翻译批评史是翻译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译批评的历史意识朝前意味着追溯前有译本对译者的影响，朝后意味着考察翻译行为对个人文学创作乃至目的语国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从历史角度评价译作，有助于分析翻译批评如何为复译开启空间，全面评价这些译作在特定历史和文学背景下的价值，同时也为其特定的形貌和译者的选择寻找依据，由此文学翻译批评成为翻译史不断朝前推进的动力。

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神话-原型批评的历史意识不仅会把原本、译本与其所处的整个文学传统相关联，同样也将考察译本所在历史语境下的宗教、哲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时代背景等非文学要素对译作的产出和传播的影响，并解释译者种种选择的动机。着眼于此，文学翻译的“向视”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

4 结束语

较之翻译理论的发展，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相对迟滞和不足，急需新的学术资源。鉴于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语言和文学的起源和演进与作为文化模式的神话紧密相关，将神话-原型批评引入翻译批评研究具备充分的合理性。文学翻译批评采用神话-原型批评的“后视”策略，就会产生一个多层评价体系，原本和译本呈现为一个多层面的立体构成，原本多层意义的传达程度成为评价译作的基本参数之一，原型的引入为旧有的文本空间对照法增加了时间维度和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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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7-17

【责任编辑 郑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