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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觉 醒》主体艺术之探析

2009-04-19姚弋丁

岁月·下半月 2009年12期
关键词:琳娜妇女

凯特·肖班(1851-1904)是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她有100多部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此外,她还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随笔和书评等文学作品。《觉醒》发表在19世纪末,是肖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被奉为美国女性文学里程碑之作。1952年,美国著名评论家V·W·布鲁克斯曾这样评论该作品:“这本短小精悍,十全十美的小说甚至比许多多产作家一生的作品总和都要重要。”

书中描写了一个有6年婚史、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艾琳娜,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走上一条违背传统妇道的离经叛道之路。艾琳娜认识到以前她只是别人的附属品,也认识到她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于是,她开始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并且不愿再接受丈夫对她的慷慨与控制。她的绘画也更加成熟,她搬到一个小屋内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种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自己性意识的觉醒,有了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婚外恋情。她无惧无悔、不顾一切地追求人身自由、人格完整和自然本性的释放。然而她还是没能冲破清教主义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而最终被社会吞灭。

肖班这部鞭挞旧的传统势力,呼唤妇女解放的女权主义文学力作,远远超越了她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1899年5月4日,即小说发表后的第12天,圣路易斯的《镜报》首先发难,刊登了该报副编辑弗朗西丝·波切的文章,指责艾琳娜是个不知足的坏女人,认为唤醒她的并非爱情,而是动物的本能。圣路易斯的另两家报纸《世界民主报》及《共和国报》很快步《镜报》之后尘,先后刊文,声称《觉醒》一书并未给人们提供任何道德上的教益,攻击它伤风败俗,视其为淫书、毒草。肖班本人也被过去的朋友疏远,她甚至被拒绝参加当时很有影响的圣路易斯美术俱乐部。致使她此后中断了创作生涯,1904年,她在痛苦与迷惘中溘然长逝。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肖班及其《觉醒》一书几乎无人问津。

纵观美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二十世纪以前,无论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殖民地时期、拓边开荒的西进时期还是被养在闺阁中的淑女时代,美国妇女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家。生育、性的服从、教育后代始终是她们在家庭中的职责。文学评论家巴巴拉·韦尔特(Barbara Welter)在其《真正女性的崇拜》一文中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真正女性”下过中肯的定义。“真正女性”具备四种主要品质——虔诚、贞洁、服从、温顺。[2]这是因为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男性在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人类的文化、法律和习俗都是以男性的利益为中心而制定的。而妇女,由于在经济上的卑微地位,便丧失了自立的能力和自由思考的权利。

小说总是依靠真实的、活着的人物而产生生命力量,而这些真实的人物又取材于社会。肖班身为一个女人,她切身感受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固定角色与解放自我之间存在何等的矛盾。肖班是在“洗碗池”旁,在六个孩子的簇拥下,构思着她的小说与人物,探索着对女性的思考。肖班在十九世纪末就深刻地探讨了女性存在的共同处境。女性的苦恼与困惑,以及女性内心的精神危机。她看到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艰难处境,她道出了被贝蒂·弗里丹称为的“无名的问题”(女性要无条件听从男人摆布)。同时也展示了女性对“家中的天使”角色的不满,对压抑的觉醒和反抗。这在女性长期受制于男性的历史中,在美国的妇女运动中,无疑是一个先声。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独立宣言》宣布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而独立,在“天赋人权”的口号中,新大陆诞生了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天赋人权”是人类独立、自由、平等的法则,然而女性却不具备这种天然人权。

自由国度的妇女没有获得公民权,杰佛逊“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在女性世界成了一纸空文,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权在女性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经济上,社会财富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幼小时其财富由监护人监护,婚后无论陪嫁还是继承来的财产均由丈夫占有,“在结婚当天,她的土地和房屋——如果她有任何这类财产的话——就转归她丈夫掌握,……丈夫可以为自己的用途取用租金和收益;他可以不征求妻子的同意而处理她的权益;……妇女的动产——金钱、票据、债务、珠宝和一般动产——也成为丈夫可以随心所欲地执管、使用、出卖、转让或消费的财产。”

玛格利特·富勒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女性》,对妇女的依附地位提出了抗议,她们在美国内战之前帮助酝酿着妇女解放的气氛。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妇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她们组织起救济协会,把护理援助、医药供应、慰劳物品送到每个战区;她们出入公共混合场所,出现了说粗话、精力充沛、在士兵阵营中随意指使官兵的“比克戴克妈妈”。这是前所未有的,女性的尊严在男性世界中显示出来,女性的价值得到男性的认同和尊重。然而当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真正地、独立地进行。这一运动是与解放黑奴运动紧密相连的。但这种孕育活动却为20世纪初富有激情的妇女运动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做了充分准备工作。

这些妇女运动先驱们与肖班一起奏响了20世纪初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曲。这说明,《觉醒》中的艾琳娜预告了十年以后美国妇女运动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首先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的发展带来广大妇女基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到1910年,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这就意味着有九百万下层劳动妇女正在迅速地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她们接受了自立的职责,同世上的男工们竞赛。一战后美国妇女同英国妇女一样有了选举权,这对那个时代的解放运动贡献极大。那时事业型妇女是美国妇女的典型形象,然而旧观念与传统对妇女道德约束力还在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约束着妇女。

美国经历了20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和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参战的男子又重新回到曾被妇女所取代的工作岗位上。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安定,物质丰富。人们开始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妇女不再到社会上工作了。妇女在家中“结婚生育,当贤妻良母,是完善女性的最佳体现,也是女人的唯一天职”。“幸福的家庭主妇”又再度在五十年代,成了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妇女形象。毫无疑问,肖班的《觉醒》中艾琳娜的形象是与这“幸福的家庭主妇”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的。此时肖班与她的《觉醒》仍在冷宫中受禁是毫无疑问的了。

然而,妇女在这种“幸福的家庭主妇”的舆论宣传和传统道德的笼罩下,又再度感受到内心对自我的要求和随之而来的不满足而引起的骚动。“无名的问题”又再度升起,千千万万艾琳娜一样的妇女又重新觉醒了,千千万万个艾琳娜在涌现。她们感受到内心的烦燥与不安,女人及生活的无意义,她们感到“照看全家,当好家庭主妇”不能是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她们生活中应该还有些别的、使她们能更富生气的事情,她们觉醒了。“生活在意识觉醒的年代是件令人振奋的事情;他可以使人困惑不解,迷失方向,无所萦怀。这种死亡或沉睡意识的逐渐觉醒已经影响了上百万妇女的生活,甚至包括那些对这一现象一无所知的妇女。”

因此,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肖班与她的《觉醒》也被人们唤醒了。1946年,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西里尔·阿纳冯率先撰文,充分肯定了肖班对美国文学的重大贡献,认为她是美国19世纪与弗兰克·诺里斯、斯蒂芬·克莱恩和西奥多·德莱塞等齐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而她的《觉醒》则是美国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为了进一步为肖班正名,阿纳冯于1953年将《觉醒》一书译成法文,并在译本序言中详细阐述了该书的现实主义精神,认为作者对性爱和婚姻的描写是成熟而深刻的。此后,罗伯特·坎特威尔、肯尼斯·埃尔博等一批文学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亦纷纷发表文章,一致认为《觉醒》一书是美国19世纪女权主义文学的经典著作——对妇女道路的严肃探索和深刻思考,应该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60年代,美国文学界对肖班及《觉醒》一书的重新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964年,纽约的卡普里科恩书局第一次为《觉醒》一书出版了单行本。1969年,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文学教授珀·西厄尔斯蒂德在美从事研究期间,对肖班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肖班的传记,出版了《凯特·肖班全集》。他强调指出,肖班为美国文学开辟了新的重要领域,是第一个敢于反判传统,藐视权威,在严肃文学中描写性爱和妇女独立人格的女性作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觉醒》一书在美国文学界、教育界一直享有盛誉,被列为文学本科生、研究生必读的名著之一,这充分显示了这部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肖班也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这时才有更多的人开始欣赏它的主题和思想。

然而,这之前人们只对它的艺术价值、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它那紧凑的结构、优美的语言与悱恻动人的音韵感兴趣,并对这些大加评论,很少涉及它的主题。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六十年代妇女运动的再度兴起,带来意识领域的许多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男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命运,渐渐地以人的存在来看待和认识她们;其次妇女无性的神话已成为历史,现代人性观念与传统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观念大相径庭。因为避孕措施的广泛推广消除了女性怕怀孕的恐惧心理,而使她们自由享受性快乐。因而对女性的性禁忌松动了许多。人们渐渐地开始正视女性的这一自然存在。因此,《觉醒》中对艾琳娜性意识觉醒的描写也就被人们接受了。此外,20世纪六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恢复与继续。要求女性权力的呼声又再次响起,追求自我实现成了广大妇女的共同心愿。

肖班笔下的艾琳娜是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要求自由独立的典型代表。她的悲剧及其作者肖班的凄凉境地是那个时代的结果。今天许多妇女虽然在某些领域成了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参与者,经济地位也逐渐得到提高,有了供养自己的能力,但是她们往往还是受旧观念和旧道德的约束和影响。而且,艾琳娜的某些困惑仍旧困扰着六十年代以后的广大妇女。更主要的是女性无法摆脱生育这一自然命运,这种天然命运限制了女性真正地超越自我,超越困难,真正地和男人有同样的机会到社会上参加工作、参与社会,至少在生育期间无法正常参与社会,而生育之后对孩子的哺育与培养,又不可避免地占据女性的时间与精力,使女性的社会生活出现了间断。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特殊自然现象及其固有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女性,也困扰着那些赞同妇女解放的男士们。然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们却比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笼罩下的艾琳娜更富有灵活性和献身精神,他们都对这种困惑和问题进行着思考与解释,试图回答与解决。

【参考文献】

[1] Brooks, Van Wyck, The Confident Years 1885-1915, New York: Button, 1952 p341

[2] Barbara, Welter The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mity Convictions, 1976 p21

[3]《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作者简介:姚弋丁,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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