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俊

一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盛开的花朵,包罗天地,晖丽万有,富于审美愉悦的功能。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文学艺术是重要的方面。广义地说,文化体现为人们的思维成果和行为方式,人类后天所创造的语言符号、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文物典章都属于泛文化的范畴。人类通过上述创造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从野蛮走向文明,并且向越来越高的文明前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不仅传承人类积累的知识,也不断丰富和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学艺术曾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优秀的文艺作品,正是以其真实感人的艺术描写、富于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和崇高的精神风貌,对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刻影响,造就了许多读者崭新的精神境界,促进了几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因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无疑应该更加重视文学艺术的思想教育作用。

二

可惜,并非所有人都充分认识文学艺术思想教育作用的重要性。

自8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便逐渐出现一种理论主张,即主张文学艺术疏离现实,远离政治,消解思想;他们声称:文艺决不应与政治产生关系,主张文艺创作不要理性,越朦胧越好,要“无意识”,要与“政治信仰分离或者根本无关”。他们竭力否定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从而也否定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密切关系,否定文化建设中的文学艺术的思想教育作用。

人的精神看似自由,实则并非完全自由。因为,精神归根到底依存于存在。精神总是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反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精神意识都取决于他所处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以及他所继承的前人的思想资料。精神的自由驰骋不能不受到自己时代和阶级视野的认知限制。

在文艺创作中,特别是内容丰厚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理性思维不同程度的参与是必然的。艺术家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他们的政治倾向、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美学理想和哲学观点,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于作品中。有人断言,理性的参与会使文艺作品丧失它的感人魅力。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曾指出,欧洲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他说:“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致敏·考茨基》)我国古代的伟大作家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等,不也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伦理观点吗?如果作家真正具有艺术的才能,对生活又有很丰富的艺术感受,那么,理性,包括进步的政治和道德理性,非但不会损害他的创作,相反,正给他的创作带来深刻性,带来哲理的高度,带来崇高的思想价值。

因而,我国的文学艺术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就不能不注意加强自己的思想性及其教育作用,不能不重视创作过程中当代理性的参与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作用。

三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要课题,经济全球化成为历史的归趋,但这并不能掩盖不同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构成的国家的多极化发展。各国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交流中存在未来导向的本质区别,也很难否定。

社会主义是在人类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无法摆脱后而寻求的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这都是十分重要和深刻的论断,也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带有纲领性的指示。应当说,这些指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是完全适用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更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实际上也已经把今天文化建设中我们所应该提倡的多层次的思想内涵讲得很清楚了。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是属于先进性的层次要求,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广泛性思想道德要求当然有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向高级阶段发展,而且未来还要走向共产主义,那么,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不正是未来走向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吗?

明确地认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传统人道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从西方播及全世界的传统人道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对之历来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吸收传统人道主义的合理主张时清醒地看到它的局限,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予以改造。马克思主义论证了无产阶级如何通过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体的差别,从而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得到真正的实现。可见,共产主义学说既是对传统人道主义的批判性涵盖,又是对于传统人道主义的超越。50年代以来,我们曾把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割裂开来,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传统人道主义完全否定,看不到在我国存在封建主义牢固传统的历史条件下,人道主义仍然是我们反对封建主义的同盟军。这固然是一种左的倾向,但今天又有人否定共产主义学说对于人道主义的超越,否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传统人道主义的区别,乃至以传统人道主义思潮来反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包括集体主义思想,这难道不也是错误的吗?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文学艺术中像吴运铎、焦裕禄、雷锋、王进喜、蒋筑英、孔繁森、张鸣岐等充满共产主义理想精神的无产阶级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决不应加以否定,因为他们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而且属于未来。

四

文学艺术在充分发挥思想教育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可做贡献的领域十分宽广。我国文学艺术更重要的是它还需要通过大力反映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作的伟大而艰巨的斗争,特别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艺术形象,来更有力地弘扬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像前述的吴运铎等许多工作在不同岗位的先进人物,正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崇高品格和脚踏实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感人精神,他们无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反映当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成功地塑造这些人物的典型形象,必将大大提高我国文学艺术的思想品位,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近年我国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出现一些有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品。而西方某些散布精神糟粕的文艺作品通过网络也大举进入我国广大网友的视野。上述情况既期待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在竞争中去显示和发展自己的优势,更需要我们加强市场的管理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文艺领域对一切真正的有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品也理应颁布法令加以清理。当然,这样做对具体作品要作出细致的分析,对害多利少与利多害少的作品要区别对待。对于绝大多数作品来说,恐怕主要得通过各种传媒的文艺评论去对读者与观众的需求加以引导。同时要不断完善文艺市场的机制,使之通过供求关系的调节,促进健康的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昌盛。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理解“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的。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刻概括和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而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为人民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目标。文化的先进性和文学艺术的先进性是分不开的。这种先进性最主要的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这正是我们讨论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的思想教育作用时所必须把握的前进方向。我们相信,经过有关部门和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文学艺术一定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思想教育的作用,也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闪射夺目光辉的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李俊,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