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四新文学刚刚吸人几丝现代化的清新气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就以独特的精神姿势崛起为一座高不可及的艺术奇峰。经历近百年的风雨淘洗,越发显现出其极具深度的哲学和诗般话语的生命力,显现出一个现代灵魂所腾跃的高度。面对这样一个如此深邃的艺术世界,我们已选择了无数次接近的方式,而每一次的触摸与感知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体温。本文拟从另一种阅读角度,试图在“现代性”的目光下,重新探测这颗伟大灵魂日夜震颤的脉搏,并从文本艺术建构方面去考察,以进一步确证《野草》在新文学的现代进程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

不可否认,“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学中重要的话语形态。法国著名现代性的研究学者伊夫·瓦岱认为:“现代性首先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是对应的,区分作者和作品现代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哲学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而首先是感知时间,尤其是感知现时的不同方式。”[l]他以具体的文本为例,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阐述,最后总结出了现代性在时间上的几种表现类型,即空洞的现时、英雄的现时和断裂模式。

空洞的现时指对现时的迷茫与困惑。“昨天和明天之间没有今天”[2]。作为时间形态的当下处境已被完全抽空,个人的意义体验全方位“退场”,生存世界已不再为人生提供活动的场所和依据,被巨大的黑洞所吞噬的个体生命无法建构起自主的创造意志。这实际上就是对《野草》中所表现的“黑暗与虚无”的阐释。有关《野草》中的几个篇章,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3]这段话暗示出《野草》的基本意向:对人生的黑暗与虚无的深刻体验和对这种黑暗与虚无的绝境的抗战。对于“此岸”的存在者,时间已被黑暗与虚无置换为一个空洞的外壳,人像走进一个至大无形的“无物之阵”(《这样的战士》),没有背景、天空,也没有方向和目标,只能“仿徨于无地”(《影的告别》),人由此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这是生命自身存在的根本焦虑。在《过客》中,过客身份无法确定,来路和去处都陷人一片模糊混沌的状态。这种生死不明的晦暗境遇也就意味着生命的非存在性和虚无性。从昨天来,到明天去,而人行动的“今天”却没有强烈地凸现出它那“在场”的硬度。“活着,但不存在”,“现时”在话语系统中缺席,使“过客”仅仅是过客而已。因此,鲁迅对“此在”虚无的感知已带有本体论色彩的形上思索。荒谬、盲目与孤独等黑暗力量已把人的心灵挤压成萎缩、扁瘪的形态,以至于无力自我振拔。这种根本性的焦虑在《野草》中已达到了思维的极巅。《希望》中:“我的心分外的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这是被压扁了的灵魂的虚无形态。但当他奋起抗拒这空虚的暗夜时,却又痛苦地发现:“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4]这是真正的“无地”和“无物之阵”,连彷徨也找不到处所,连绝望也成为奢望,这是何等的残酷与悲凉!

“空洞的现时”这种时间类型表现为作为生命主体的人陷入时代的黑暗境遇中,清醒的自主意识与生存世界荒谬之间的冲突扩张成的大网,紧紧钳制住生命活力的飞升和跃动,于是孤独、忧郁、甚至绝望。虚无使“现时”中的人被抛人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这便是《野草》里多次出现梦境的缘由。但鲁迅并没有让生存意义在一次又一次的充满诗意的“逃亡”中凝固成死寂的形态。正如西方存在论者加缪把人生与荒诞同时设计到同一个存在场中并进而张扬反抗这荒诞一样,鲁迅总是用自决自为的意志力摧毁着这“虚无”与“空洞”。于是《野草》就出现了一位“这样的战士”,他同样面对着虚无,勇敢地“举起了投枪”。这在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一书中归结为现代性的另一种时间类型:英雄的现时。

二

英雄的现时是与空洞的现时相对立的,伊夫·瓦岱对此种模式的指证首先得益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肇始者波德莱尔的论述。英雄现时这一主题第一次出现在波氏的《1845年的沙龙》里面:“没有人去倾听明天将刮起的风;然而‘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它的分量……”伊夫·瓦岱坚定地确认了此种现代性的范型形态:“它视现时为一个常常处于危机状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们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无疑比不上昔日里显赫一时的战士所进行的战斗那么享有盛名,但它并不比后者缺乏英雄气概。”[6]“英雄的现时”所启动的斗争精神在《野草》中表现为主体意识对“虚无”的承担和抵抗。

在《秋夜》中,植物园的背景就是夜空黑暗的“在场”话语。“冷的夜气”里那些开过“极细小粉红花”的花草在“虚无”的压力下,生命再也无法张扬,只能“瑟缩地做梦”。这时,主体人格意志设定为枣树的生存方式和态度,它虽然落尽了叶子,却“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闪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枣树可以看作为植物园里的西绪弗斯,它对虚无的主动承担,是出于对虚无的终止和拒绝。很明显,枣树是以战斗者的无畏姿态对“虚无”进行抗争与颠覆的,这种人生操作中的英雄行为在《影的告别》中表现为另一意义的承担意象,那就是用“虚无”来超越和穿透虚无:影子本是黑暗与虚空的表征,但它终于不能忍受生活在虚无中的人的模糊萎缩状态,与“人”的决裂指证出影子已获得了清醒的自我意识与生命意志,但它“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对虚无的承担不是对虚无的被动接受,它是在以虚无为前提下的主体意志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和创生的行动话语,是属于“抵抗”这一英雄行为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因此,承担虚无和抵抗死亡是《野草》所显示同一现时行为的基本话语意象。死亡是生命的虚无化,它以拒绝的姿态否定生命的存在,但“死亡虽然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在人的生命存在中,死亡并不是只以在最后终点的形态出现一次,相反死亡是先行进人并存在于现存在的人的生命之中”。用死亡来确证生命的存在,这正是《野草》中“抵抗死亡”所蕴含的深度意旨。先看《死火》:“我”坠人死亡的冰谷,到处是死火凝固、枯焦的外形,但死火最终被我生命的体温惊醒,得到拯救后的死火在面临重新死亡的十字路口,毫不犹豫地走向了“燃烧”这一张扬自我生命力的选择,而摒弃了“冻灭”这一人格畏缩的存在形态。用必然的死亡过程来构筑辉煌的存在,生命也因死亡的真实而凸现出来。尽管“我”救出死火后被突如其来的大石车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是得意地一笑:“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这是在死亡中对死亡的蔑视和嘲笑,“我”通过死亡消解了死亡所给定的悲凉意蕴,即以死的“虚无”来确证生的存在。从《野草·题辞》中我们就早已领略到了鲁迅那深感沉痛而又携带激情的言说: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鲁迅正是在对走向死亡的现时持积极的介入姿态的。面对虚无威胁的当下境遇,主体应高扬起生命的意志力,通过与现时争夺生存的依据的英雄行为,进而挺立起对死亡与虚无承担、抵抗的大旗: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零,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留,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由此可见,鲁迅恰恰是从死亡这个角度反观生存的,将人的生存重心设置在人的现时存在中。鲁迅如此执著于现存,不仅仅是出于对生命有限性的高度自觉,更是自主意识对于生存荒谬的克服与超越。在荒谬和虚无的世界面前,人只有勇敢地起来抗争才能成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野草》自始自终所作的“诗学”阐释。

三

现代性的第三种写作模式是断裂时间类型,断裂就是革新的同义语。伊夫·瓦岱认为现代文学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革命,而且还在形式上体现了新的尝试和革新。“与传统作家追求文本连续性的做法相反,现代作家通过种种手段试图打破这种连续性,制造‘断裂效应,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以暗示、对比、影射联想等象征的方法去建构文本的意义,使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解读,从作品的表面结构看到它的深层本质。…也就是说,文学艺术应该成为象征世界的建构者”。

《野草》可称得上是由一系列象征世界建构起来的艺术大厦。鲁迅摒弃了现实主义直抒胸臆的再现方式,运用象征主义所具有的象征、隐喻、暗示等艺术手法,开掘出隐藏在客观世界深处的更为真实和永恒的存在。这种由对外部经验世界的描摹到潜意识深层心理结构的转移,标志着鲁迅现代艺术观的飞跃高度和与传统写作模式的“断裂”姿态。

《野草》的世界是象征的世界。鲁迅借鉴西方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独属于《野草》话语系统的一系列语词,如影、过客、枣树、死火等内聚丰富意蕴的意象。至于《野草》中通感等其它艺术方式的传达,许多文章已作过精到的论述,对此不再赘述。总之,从空洞的现时到英雄的现时,《野草》展现出生命主体面对此在黑暗境遇的巨大压力而敢于肯定自己存在,从而始终操持着对“虚无”的抵抗姿态。它既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承担荒谬的命题延续,同时又蕴含了超越的可能。鲁迅从虚无与死亡的绝境中内聚起的洞透这一绝望堡垒的生命意志,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不可估量的精神动力。另外,对于创造性地运用了现代诗学艺术等言说方式的《野草》,当之无愧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文本。

【参考文献】

[l]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9.

[2]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5.

[3]鲁迅.两地书〔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6.

[4]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6.

(作者简介:陈国中,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