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是中唐诗坛的大家。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评论:“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1]称他自成一家。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专门列出“韦苏州体”,与“少陵体”、“太白体”、“王右丞体”并列[2]。明许学夷《诗源辩体》称誉道:“唐人五言古,气象宏远,惟韦应物、柳子厚。”[3]但作为中唐代表诗人,在专选中唐诗作的《中兴间气集》中却一首未选。《中兴间气集》选诗标准闲人多有论及,已有定论,但从韦应物落选角度出发,可以更加深入探寻高仲武选编《中兴间气集》之选诗标准和选诗背景。

一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录了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到唐代宗大历末年(779)年唐诗共26家130余首。用“中兴”命名诗集,为了表明时代环境。从他的《中兴间气集·序》可以看出他选录此集是为了以诗歌创作体现安史之乱后唐室的“中兴”。他认为安史之乱给诗人创作带来破坏,“戎事纷纶,业文之人,述作中废。”肃宗、代宗两朝的“反正”中兴给诗人创造安定环境,并重新回到“国风雅颂,蔚然复兴”雅正道路。因此他“辄罄搜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来证明时代变化带给诗歌创作的影响。由此,高仲武着重提出“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选录标准。以此标准,他选入二十六位诗人,在上下卷列钱起、郎士元为首,以示自己的推崇。在具体评价中,他也基本上落实了自己的标准,如评钱起:“体格新奇,理致请瞻”;评价郎士元:“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评价皇甫曾:“体制清洁,华不胜文”等等。整体看来,这部诗选反映了高仲武对于中唐大历时期诗歌创作风尚和审美追求的整体把握。

中唐大历时期,诗歌创作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此时期诗人多都是生长于开、天盛世,经历了安史之乱。有些诗人作品中间或“表现出盛唐诗歌的那种昂扬精神风貌,那种风骨,那种气概,和那种浑然一体的兴象韵味。”[4]但是经过了战争的磨难和流离,更多人的诗歌中已经开始有回避现实的超脱、虚空。盛唐气象开始衰减,胡应麟《诗薮》称:“诗到钱、刘,遂露中唐面目。”这一期诗人,推崇王维,但是诗歌中却只有王维的清新、幽雅,没有王、孟诗歌中的的自信和乐观,意象、情调都显得冷落。胡应麟称:“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5]高仲武明锐地察觉到了诗坛的这一变化,在选录诗歌时也有明显的倾向。

在诗歌形式选择上,高仲武首先重视五言律诗。在序文中他也称是以五言为主,七言附之。具体选择中,五言律诗最多,五言古诗次之。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进士科考试必须写五言十二句律诗,故而士人对这种诗体非常熟悉,“五言诗句节奏比较安详,……便于表现从容闲雅之情”[6]。这使得五言成为《中兴间气集》乃至多数“唐人选唐诗”的主要诗体。其次,在诗歌艺术特色方面,高仲武偏向于选择写景抒情之作,追求构思新颖和语言清新。他在诗人小序评论中摘句作评时也是对这类联句选择最多。诗歌内容上,高仲武很重视诗歌对于皇帝的礼敬,选择的诗歌表现出他对于传统儒家诗教观点的接受。

整体看来《中兴间气集》可以成为“专选大历诗人诗作,继《河岳英灵集》总结盛唐诗风之后,对唐代诗歌的又一次总结。”[7]可以当做集中研究中唐诗歌创作风尚、风格变化和审美情趣的诗歌选本。但他本身的问题也招致很多批评。许学夷《诗源辩体》批评高仲武选诗:“进钱、郎、皇甫而独抑刘,背决滋甚。”[3]认为他对当时诗坛大家刘长卿过于贬抑。高仲武自称“辄罄搜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但杜甫大历时期的诗作一首不选,而韦应物的落选也成为重要问题之一。

按照高仲武“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选诗标准,韦应物的诗歌是可以入选的,而最终无一入选,牵扯到诸多原因,试一一剖析,进一步认识《中兴间气集》选诗之基本思想。

二

可以看到,韦应物诗歌显然获得后人极高评价,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白居易《与元九书》“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1]这是很多伟大诗人的命运,韦应物亦然。他不能获得同代诗人之爱重,和他的独特身份以及诗歌创作联系密切。高仲武不选韦诗,原因亦在此。

首当其冲是韦应物身世背景问题。韦应物天宝年间为唐玄宗侍卫,是善射勇武之徒。根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在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离开皇家侍卫,一度在太学“折节读书”。后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任洛阳丞,没有资料显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8]韦应物家门第鼎盛,是名门大族。这与《中兴间气集》中所选多为通过科举入仕的诗人们有门第上的区别。

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上下卷分别列钱起和郎士元为首,清晰地表现出自己的喜好。钱、郎两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和诗坛。钱起在天宝九年(750年)以著名的《湘灵鼓瑟》见赏而等进士第,郎士元则在天宝十五年(756)中进士。他们两人都有过落第蹉跎的经历,都花了很多时间奔走权门以求扶掖。储仲君先生指出,大历十才子集团的形成是在大历二三年间的权臣宴飨之会上的[9]。作为《中兴间气集》中居代表位置的两位诗人,他们既经历过落第痛苦,也有着奔波权贵、觥筹交错的虚空无奈,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酬唱应和圈。选诗者高仲武资料不足,既无资料证明其入仕,也无资料证明他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身份应该属于读书应举士人之列,故而他选入底层知识分子入仕诗作和方外闲逸之人诗作,可以理解为一种身份的认同和同情。从身份背景上看,韦应物早期是一个顽痴的 “无赖儿”,不为广泛的普通知识分子诗人认同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诗歌所涉及内容和具体时间相结合后会发现,《中兴间气集》选诗时间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到唐代宗大历末年(779)年,选择诗歌以“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为标准,以写景抒情之作居多。大历诗人多作酬赠、饯别诗歌,当时朝廷大夫出为地方官,尤以钱起、郎士元两人祖饯诗为荣,当时风尚如此。《中兴间气集》中选录此类诗歌颇多,且摘句评语中很多写景佳句都是来自此类诗中,高仲武对此类诗歌颇有好感。所选作品较多的其他诗人如皇甫冉、李嘉佑、张继等人又都擅于写景。皎然《诗式》卷四论及:“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佑、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10]这些诗人多都选入《中兴间气集》中,其内容和时代特色非常鲜明。

储仲君先生根据韦应物诗中反映之情绪将韦应物诗歌分为三个时期:“一、洛阳前后,自就读于太学至供职京兆府以前。这是个积极向上的时期。二、长安——滁州,自就任京兆府功曹至罢滁州刺史,这是个消沉失望的时期。三、江州——苏州,……这是个满足安逸的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在十年左右。”[11]同时,每个时期诗人的情绪起伏都表现为出仕、闲居、出仕、闲居的状况,闲居则都选择了寺庙。根据傅璇琮先生考证,韦应物大致于代宗大历九年(774)开始在长安任京兆府功曹。孙望先生《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也认定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开始韦应物客游淮河并开始在长安做官。纵观这一时期,韦应物正处在从浮躁轻狂折节向学的过程中,这个转变是被迫的,开、天盛世终结给他的痛苦还在一点点呈现出来。这些转变和压力表现在韦应物诗歌中,一方面是对往昔的怀念和反思,“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广德中洛阳作》)[12]对委身下吏生活酸楚的感慨,“相逢且对酒,相问欲如何。数岁犹卑吏,家人笑著书。”(《任洛阳丞前长安田少府问》)[12]一方面是接续年少时的豪气,表现出盛唐那种基调昂扬,气魄雄大,“酒酣拔剑舞,慷慨送子行。”(《饯雍聿之潞州谒李中丞》)[12]对少年豪情的描摹和追念“少年一相见,飞辔河洛间。欢游不知罢,中路忽言还。”(《送郑长源》)[12]甚至还有诗中表现出他难以全部消弭的少年鄙劣,“轩冕诚可慕,所优在絷维。”(《洛阳游寓》)[12]在这个时期结束时,韦应物又进入善福精舍隐居,在一轮轮的仕隐循环中最终形成了“高雅闲澹”的“韦苏州体”。

这一时期的韦应物诗歌,在诗艺上远没有成熟,能符合高仲武选诗标准的作品有限,且远没有达到很高水准,不选韦应物诗歌也在情理之中。

诗歌样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高仲武最重视的是五言律诗,不仅因为这种样式可以表达更加从容闲雅的情感,更因为这是科举入仕的诗歌最拿手,同时也是有最多佳作出现的样式,并且可以看到,从《中兴间气集》而后,“唐人选唐诗”都表现出对于诗歌样式——五律的重视。此后《极玄集》、《又玄集》等等唐人所选诗集都主要以选编五言律诗为主,这也成为唐人选诗的一个风尚。而通观韦应物诗歌样式,他最拿手的首先是五言古诗。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三称:“唐人五言古,气象宏远,惟韦应物、柳子厚。其源出于渊明,以萧散冲淡为主。然其要归,乃唐体之小偏,亦犹孔门视伯夷也。”[3]对韦应物的五言古诗给予极高评价。

同样在《诗源辩体》中许学夷还提到:“古诗峥嵘豪荡者犹易知,萧散冲淡者更不易知也。应物传云:‘应物为吴门时,年已老矣,而诗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也。唐以诗取士,家传户习,人莫不知,而二公之诗当时犹莫能识。”[3]从侧面点出,唐代以科举取士,要求士人熟悉五律,造成善写五古的诗人受到大家忽视。韦应物诗歌不能选入《中兴间气集》,甚至很少被之后的唐人选集选入,这也是一个潜在原因。

最后,以官职和诗歌风格关系来看。被高仲武推崇的钱起、郎士元二人都可以归入“台阁诗人”之列。大历十才子都可以划入此列,他们的诗艺成长成熟期,保持了天宝年间科场贯有模式,创作中主动学习继承居正宗地位的王、孟诗歌模式,兴趣在于山水意境营造,诗体秀雅语言精丽,这种承袭加之具体的时代环境、诗歌风格和艺术特色正是高仲武喜好的“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这一艺术功力与身处衰世的失意心态相结合,则形成了一中以写凄山苦水为主的诗歌意境。”[13]而他们台阁生活又比较单调,生活更多集中在自己的圈子之中,更多是友人之间的酬唱和饯送赠别之作,这也是《中兴间气集》中选录较多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韦应物尚在精神的蜕变之中,地位也迅速从皇宫侍卫跌落到地方官员。从一介武夫变为诗人的过程中,韦应物诗歌独立的风格还没有形成,更多是摸索和学习。雄放不羁的个性体现在诗中表现为其诗歌昂扬豪放的特点,“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温泉行》)政治地位变化带来心理极大落差,加之这时是韦应物诗歌学习期,成熟的风格要等到他几经沉浮,游心佛老,寄情江南山水后才会确定,高仲武不选此时期韦应物诗歌亦在情理之中。

由此看来,《中兴间气集》不选韦应物诗俱在情理之中。高仲武选诗对否不能只从其注明的选诗标准去分析,时间局限性、时代特征、仕宦经历、家族背景、个人际遇都是他选诗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文学与时代关系、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都应该成为选本批评中必须的角度,多角度探究其隐藏关系才有利于我们揭橥其中深刻的内蕴,了解选本的艺术特点与价值。

【参考文献】

[1]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3]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陈伯海主编.唐诗学论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8]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9]储仲君.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活动探索[J].文学遗产,1983,(3).

[10]皎然.诗式[M].李状鹰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1]储仲君.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J].文学遗产,1984 4.

[12]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编年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査洪德.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J].复旦大学学报,2003,( 6).

(作者简介: 王廷鹏,文学硕士,读者出版集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