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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漫漫

2009-04-19吴晓波

中外企业文化 2009年11期
关键词:计划经济体制

吴晓波

六十年的发展,让中国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形象,崛起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以1978年为界,河东河西,泾渭分明。前三十年,中国建成了一个计划经济体系;后三十年,将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

客观而论,以计划体制为建设理念,既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也是当时国情所迫。1949年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国民收入中的68.4%来自农业,工业仅为12.6%。在工业领域内部,手工业又占了工业产值的70%。除少数大城市之外,多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基本无电力供应。受战争影响,全国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主干铁路无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剩1.1万公里。全国人口中80%是文盲,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可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更棘手的是,物价飞涨,人心动荡。1949年的前八个月,全国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多月里,京津物价涨1.8倍,上海涨1.5倍,民间资金几乎全数用于疯狂投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权采取了强硬的管制政策。先是关闭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全面打击金融投机商人,继而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这个庞大的生产和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二十多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胀率平均每年只有1.7%。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中国仍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

到上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已毕现无遗。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效率非常低To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彻底厌倦于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了。据胡鞍钢的统计,从1949~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连绵而至。

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瓦解,而变革的突破口正是从流通领域开始、在体制外全面展开的。一直到今天,众多的工业制造和商品流通领域的计划性体制已被打破,但在金融及一些能源性产业中,旧体制的特征仍非常明显。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采取了渐进式变革路径,从而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出口增长28倍,出口占GDP比例从4.6%上升到26.6%。最具对比意义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比较,在1960年,中国GNP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2009年的今天,很多学者预测,到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将超过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个更让人惊讶的预测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在二十年后——也就是建国80年时,将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

六十年的发展,让中国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形象,崛起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2_--。不过,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很多病症却并未完全消解,中国仍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铁矿石的“间谍门事件”、到石首抢尸体事件及通化钢铁的陈国军致死事件等,都可看到矛盾之丛生、利益之分化及变革之艰难。站在建国60年的坐标点上,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我们要问的是:在国家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建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和谐成长的社会?那些困扰了我们很多年的体制难题是否已一一化解,或已找到了化解的路径,或具备了化解的勇气和全民共识?我们是否从过往的教训中得到了应有的觉醒?……这些问题,在建国60年到来的时刻一一浮现出来,我们将带着它们继续上路。我们从来被苦难折磨,但我们坚信:我们有远大的前程。

(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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