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一

一个人能理直气壮喊出来，“我就是我”，就应该为他鼓掌。

“我就是我”，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尤其一直坚持到底，不管别人否定，反对，骂娘，拂袖而去，“我就是我”，不变初衷，那是很难很难的。社会如网，人生似缕，在其中的你，想绝对不被波及牵动，想绝对不受左右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李白有诗：“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很提气，也很给劲。可是这位唐朝第一号诗人，他的一生，实际未能完全做到“我就是我”。由于有了这样或那样的私念，就不能“我不是我”，而违心地做出别人认为应该这样，或者不应该那样的改变。他为之很郁闷，最后投江而死。

因此，民国初年北京城里，曾为逊帝溥仪师傅的晚清遗民梁鼎芬(1859-1920)，他那“我就是我”的精神，就很值得高看了。

虽然他活着的六十年，被世人目为“梁疯子”；虽然他死后的八十年，仍有人以“怪物”视之。但是，此公从大名鼎鼎开始，一直到寿终正寝为止，他那晚清第一保皇党的实质，可谓“吾道一以贯之”；他那死不开窍的花岗岩脑袋，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其执拗，其别扭，在北京城里，堪称地道的“一根筋”。无论风口浪尖之上，抑或众目睽睽之下，这位断不了制造出烈烈轰轰的新闻人物，我行我素，我山我执，“我就是我”，从来不变，这是实在了不起的。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一时一事，大概可以做到“我就是我”的；一生一世，就绝对做不到“我就是我”了。所以，梁鼎芬确实是这个大干世界中的难得一见的人物。他这一辈子认准两条，说起来倒很简单，一是大清王朝万岁，二是光绪皇帝万岁，乃绝对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你可以不赞同他的愚忠，但你对他愚忠至死，死了以后，还要埋在河北易县清西陵的梁格庄，守望着光绪崇陵的一杯土中，你不宾服也不行了。他的目标明确，生生死死不变，活着保皇，死后保皇。他的意志坚定，自始至终如一，我就是我，死硬到底。

梁鼎芬一生，不断受到浮谤非议，恶言秽语的滋扰，时刻陷在芸芸众生的讥刺嘲笑之中，其原因说来倒也并不复杂。因为数千年来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孵豆芽那样的生长方式，努力做到一致、一律、一齐、一般，是木桶里每一根豆芽菜的终极使命。你不能格色，你不可异端，你不该出头，你不应特殊，也就成了每一根豆芽菜的戒律。因此，“我就是我”的梁鼎芬，第一不买账，第二不听邪，第三不按常规出牌，第四不进盐酱，这就让那些循规蹈矩的，按部就班的，克己复礼的，磕头作揖的豆芽菜们相当嫉恨。所以，说风凉话，看乐子取笑者有之，饭后茶余，当下酒菜消遣者有之，看他倒霉，而咧嘴大笑称心者有之，甚至，得机会踹上一脚啐上一口者也有之。

中国人恨别人成功，怕别人出头，嫉妒别人的名声超过自己，胜过自己，担心别人的光彩遮住自己，淹没自己。所以，再没有比看到别人被杀、被关、被批、被斗，被恶心，被糟蹋，被啐口水，被踏上千万只脚，而自己安然无恙，能给豆芽菜们带来的超越感和幸福感了。这也是大清王朝在菜市口行刑杀头，十年文革在体育馆游行批斗，出现人山人海，疯狂踩踏场面的由来。小市民们的全部轻薄，全部快乐，莫过于刽子手行刑时，砍下脑袋的那一刻，莫过于红卫兵批斗时，将走资派架上喷气式那一刻，所能获取到的大满足和大开怀了。

梁节庵就因其“我就是我”，有别于绝大多数豆芽菜而不合时宜，成为被嘲笑的历史人物。

二

梁鼎芬(1859-1920)，字节庵，号星海，广东番禺人。自幼失怙，赖亲戚抚养，得以成人。从小就以天资聪颖，才禀出众而名闻乡里，成年后更以腹笥丰赡，博学多识而声震一方。光绪二年(1876)乡试，他18岁，即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会试，他22岁，又中进士，是科场发达较早的青年才俊，可以想象他的得意。随后，殿试点翰林，散馆授编修，享七品衔，少年得志，暴得大名，那就更牛岔了。唐代进士及第，例行曲江宴的风光场面，清代大概也有吏部摆宴的类似举动，作为天子门生，嗜酒善饮的他，该是多么风光、风头、风流了。

何况他也确实不弱，自有他骄傲的本钱：第一，诗写得不错，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云：“其髯戟张，其言妩媚。梁髯诗极幽秀，读之可令人忘世虑，书札亦如之。”第二，字写得漂亮，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云：“笔力则力透纸背，而墨彩则凸出纸上，秀逸之气，扑人眉宇，匪唯用笔之精，兼处用墨之妙。”第三，楹联，中国文人最爱玩弄的文字魔方，他也很拿手。“独坐须成霜，那有高名惊四海，多年襟似铁，勉修苦节过余生”，这副楹联，大概是他晚年的手笔了，看得出来，对于豆芽菜们折磨他不痛快的一辈子，很是感慨系之。不过，诗好，字好，对联做得好，也非任何一个文人，都拥有如此基本功。因此，折磨归折磨，牛岔归牛岔，自信，自大，自恋，自负的他，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就是我”，益发张狂。

翰林院是个清水衙门，知识分子扎堆，在没有出任有油水的官职之前，只好坐冷板凳。而冷板凳坐久了，屁股就痒痒，难免满腹牢骚，于是，笔墨问政，议论风生，说长道短，纠弹时弊，清流自任。梁鼎芬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飞文染翰，饮酒纵诗，恣意放肆，挥斥方道，自然不让侪辈，遂也成为一个目无下尘的清狂分子。要知道文人凑在一起，你狂，我比你更狂，你闹，我比你更闹。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乃是一种时尚。很快，梁鼎芬就显现出来与豆芽菜们的不同，还不到25岁的他，开始蓄须。二十出头的光鲜年纪，留一部于思于思的大胡子，难免别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

到了他27岁那年，光绪十一年(1885)，这个按捺不住的年轻翰林，更来劲了，竞不知天高地厚，干出了一件让整个北京城目瞪口呆的事情。

他上疏光绪皇帝，参奏李鸿章，认为他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一味主和，迁延观望，坐失良机，本是胜方的中国，却在签约中输于败方的法国，有“六大可杀之罪，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于是，闯下泼天大祸。

李鸿章何许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西太后最为倚重的枢密顾问。你一个翰林院的新科编修，竟敢对当朝一品发难，太岁头上动土，简直是绝顶的荒唐，天大的笑话。尽管那时京城既无互联网，也无声讯台，既不能发手机短信，也不能出报纸号外，可一夜之间，满城传说大胡子，梁鼎芬出了大名。敬他者尊称髯翁，臭他者直呼梁疯子，成为京城第一新闻人物。一方面，由于李鸿章搞洋务，历来多以割地赔款了事，不满者颇多，对梁之敢摸老虎屁股，大为赞赏，甚至比之明朝嘉靖年间的杨继盛参奏严嵩。一方面，胆小怕事的豆芽菜们，从来是护着卵子过河，小心过(肾)甚之辈，这个梁疯子，倘不是鬼迷心窍，就是脑袋进水，耗子抓猫，螳臂当车，岂非找死不成?摇头不迭，不以为然，跌足长叹，看他完蛋。

这个世界，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巧合，就在梁鼎芬上书声讨李鸿章卖国求和之罪愆，而落了一身不是，几乎同一时期，北欧挪威的剧作家易卜生，他的代表作《国民公敌》，也于奥斯陆公

演。剧中人史铎门汤姆医生，道出浴场毒水真相，不也被所有镇上赖此谋生的公民，所唾弃，所排斥吗?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大众，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客操纵的愚氓。那时，顿成众矢之的的梁鼎芬，好不尴尬，到宣武门虎坊桥湖广会馆访亲问友，奚落者有之，排揎者有之。他只好闭门不出，静候处置，自斟自酌，等待发落。

据黄睿《花随人圣庵摭忆》，梁之参劾李鸿章之举，似有另外隐情：“节庵何以劾合肥，相传顺德李若农侍郎(文田)精《子平风鉴》，有奇验，且谓节庵寿只二十有七，节庵大怖，问禳之之术，日：必有非常之厄乃可。节庵归，闭门草疏，劾李鸿章十可杀。其舅张某力阻，不可，意谓疏上必遣戍，乃竞镌五级，二十七岁亦无恙。此说流播已久，存之而已。”

我不大相信梁之劾李鸿章，只是为了禳解。黄睿说“存之而已”，也是持保留态度，未足凭信的意思。因为这位大清王朝的原教旨主义者，不光弹劾过李鸿章，嗣后还弹劾过袁世凯，弹劾过奕劻，甚至连慈禧欲废光绪而立的大阿哥溥俊，也不放过。看来，梁鼎芬不一定爱大清王朝之所爱，却一定要恨大清王朝之所恨。在攸关社稷安危，疆土完整，国体根本，帝制长久这类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是要做忠臣的，也是不怕杀头的。尤其在捍卫大清王朝江山完整上，“我就是我”，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禳解”一说，可能是因素之一，性格决定命运，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

晚清时期，民谚如此说，“左宗棠做事，曾国藩做人，李鸿章做官”，在中法战争中杀得法国远征军丢盔卸甲的，恰是左宗棠的湘军一部黑旗军刘永福，谁知攻下谅山，即将收复河内之际，李鸿章签署和约，下令撤军。气得左宗棠大拍桌子：“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梁鼎芬所以跳出来弹劾，不能排除他在爱国与卖国之间的断然抉择，必然要受到左宗棠的影响，站在左宗棠一边。尽管豆芽菜们会觉得匪夷所思，你算老几?用着你管?但“我就是我”的梁鼎芬却认为，虽然我也是豆芽菜，却不能不关注我们身在其中的桶。桶完了，大家都完，他不想完，所以很关心这只桶。

中法战争，主和者实为西太后。老太太不点头，李鸿章敢把安南的宗主权出卖?一个会做官的人，一定会以顶头上司的意志为意志。李鸿章洞穿老太太的内心恐惧，她害怕法国因败而怒，加派军舰北上，重蹈第二次鸦片战争覆辙，于是这场战争遂以败方法国成为胜者，胜方中国成为败者而终结。因此，梁鼎芬惹毛的不是李鸿章，而是西太后。慈禧一看这篇奏折，勃然大怒。这是一个什么阿物儿，竟敢说三道四。“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

翰林院重新给他安排工作，当然是寒碜梁鼎芬了，任太常寺司乐，管理十来个吹笙箫管笛的乐工，他一气之下，辞了吹鼓手头儿之职，光绪十三年(1887)刻了一枚闲章“二十七岁罢官”，回广东去了。

三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直关注梁鼎芬的动向。

开始对他好奇，哈!这小子真浑；随后就是惊骇，喝!这小子真敢；接下来，不但敬佩他的人品才学了得，道德风范了得，而且很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果是天地间一丈夫，马上引为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憾。张之洞，晚清的杰出政治家。他主张改革，不主张革命；主张师夷之所长，不主张动摇王朝之体制，更反对洋务派的卖国主义。一听说这个梁疯子，竞不自量力地挑战李鸿章，更是渴慕敬重不已。

梁节庵告别京城，甫回家乡，马上收到张的邀请，要他出任广雅书院讲席，希望他能从事一些他愿做的事情。

随后，张之洞即去惠州见他，从一早谈到中午，又从下午谈到夜晚，意犹未尽，接着隔日再谈，可见宾主投契的程度。一为封疆大吏，一为免职官员，品级悬殊，地位不一，但在维护封建制度，巩固王朝正统，引进西方工业，籍以强国固防等一系列话题上，两个人却能达到高度一致。

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号壶公，河北南皮人。是一位有抱负，有胸襟，有胆识，有能力的帝国栋梁，也是一位立志救国，主张新政，力图中兴，匡扶大清的封疆大吏。他之赏识梁鼎芬，因为他在光绪五年(1879)满清与俄国签“里瓦几亚条约”时，也曾经是一个强烈的反对派，曾上疏奏劾过丧权辱国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以对劾李鸿章有十可杀之罪的梁鼎芬，视为同道之友，忘年之交，惺惺相惜，也就不奇怪了。不仅函件往返，还亲自造府敦请，这当然是很犯忌的事情。首先李鸿章反感，其次老太太不高兴，但张之洞不畏得罪权贵，不顾朝野侧目，硬是将梁疯子纳入幕下。

毛泽东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而提到张之洞的长长短短，又不能忽略梁鼎芬为他运筹帷幄的重要作用。民国初年，拖着一条清朝辫子，在北大讲学的辜鸿铭，张之洞湖北任上造汉阳兵工厂，引进德国克虏伯公司的设备和技术时，因为他精通多国文字，也曾重金敦请他人幕。他就说过：“凡张文襄的是处，大家都不提及梁节庵的作用，凡张文襄的不是处，大家无不以为是梁节庵的主意。”在辜汤生看来，梁鼎芬岂止是张之洞的一个智囊，一个文胆，实际是张之洞的高级政治顾问，人称“小之洞”，可见其位置之重要。

张之洞待梁，从善如流，言听计从，大胆放手使用；梁鼎芬对张，倾心吐胆，出谋划策，以报知遇之恩。时人有言，梁是张的影子，也就了解张之如何重用，梁之怎样卖力了。梁鼎芬在张之洞幕下，长达十六年之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互默契，得心应手。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梁也随之赴武昌，任两湖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梁又去南京主持钟山书院。《清史稿》据此称张之洞，凡“言学事惟鼎芬是任”。其实张南皮一生始终抓紧的三件大事，一办教育，二建实业，三练新军，哪一桩都少不了梁的调和鼎鼐。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张南皮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得归功于这个一点也不疯的梁疯子。

百日维新，是晚清最后一场政治决战，垂死王朝的回光返照的挣扎，变法成功，不能扭转乾坤，变法失败，则覆亡得更快。然而，摆在每个官员面前的这道选择题，你是帝党，还是后党，二选一，却是必须回答的。此时已是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张之洞，他不能“我就是我”，也不敢“我就是我”，自然是要两面下注，这是其政治动物的保护本能，也是其官场老手的投机手法。一方面对老太太竭诚效忠，他不想做，也得捏住鼻子做；一方面也向维新派联络拉拢，他很想做，也只能打枪的不要去做。

其实，张之洞先就对维新派投注了，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公车上书后的康有为，来到上海，张之洞就将这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接到南京，上宾款待，导师视之。强学会的成立，《强学报》的发行，实际是得到张之洞的解囊相助。这时的康有为，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但小人得志，终究浅薄，文人有权，头脑膨胀。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

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孑L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又：“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日，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为什么谈崩?为什么决裂?根本分歧在于：洋务派主张师夷人之所长，维新派主张实施西方政治体制。在强国这个大目标下，洋务派和维新派是一致的，怎么强?如何强?往哪个方向强?张之洞和康有为就找不到共同语言了。

康的自编年谱中，多次出现梁鼎芬的名字，可以想见，他所扮演的消防队这个角色，所起到的灭火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的维新派，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以光绪的名义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达二百八十多件。这几位新贵，暴得权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这就是中国文人成不了气候的致命伤了。其雷厉风行，其迫不及待，连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维新派脑袋一热，不但忘了可能的友军洋务派，也忘了退缩到颐和园里，围着老太太转的保守派。如此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大动作，实际上也是将自己推上宣武门外菜市口的断头台。

戊戌失败，大开杀戒，秋后算账，砍头一堆。你简直想不到，这个百分百的帝党，这个维新派的后台，这个掏出五千大洋办强学会的金主，竟然毫毛也不损一根。

第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乃梁鼎芬参加策划，与张之洞共同合作的产物。《劝学篇》最早版本，付梓时书名为《强学篇》，但在维新派组织“强国会”，创办《时务报》以后，梁鼎芬为了避免误会，立刻采取措施，改书名之“强”为“劝”，一字之易，泾渭分明，恪守祖宗规矩，立场坚定，岂能受其蛊惑，为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第二，康有为的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让“我就是我”的梁鼎芬，大为恼火。撰《康有为事实》一文，列罪状三十二款，批判其政见，揭露其隐私，称康有为乃是一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才庸质劣，招摇撞骗之徒，焉能与他同流合污，也为张之洞与康有为划清界限。

西太后本是人精，她会弄不清谁该杀头?谁该关押?她会不在意那几位方面大臣，背后搞的鬼?不过，她也不想扩大打击面，何况她也知道梁鼎芬乃张的心腹。既然梁的文字如此，张的看法应该也是如此，于是轻轻放过，不予追究。尤其吊诡的是，在帝、后摊牌的前夕，光绪突然以急电召其进京。不知为什么，张之洞竟未成行。是有人给他打了什么招呼，小心谨慎，还是他自己害怕而不蹬浑水，欲行又止。这其中，“我就是我”的梁鼎芬，又会给他什么建议呢……这一切，大概是永远的谜了。

四

躲过戊戌政变一劫，张之洞很是感激梁鼎芬，说报答也好，说酬佣也好，让这位追随自己十多年的部属，得到他应该有的一切，便是惟一能做，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梁鼎芬当年参劾李鸿章，惹恼过慈禧，被罢了官。这个前科，使张之洞未敢造次行事。第一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先请托其同僚湖北学政王同愈奏荐，试探上峰的态度。当年十二月，学部居然点头，赏还其“翰林院编修”的原衔，这就等于当下的平反改正，不再打入另册。第二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再拜求他的同事，时为布政使的满洲大臣端方保举，起复为直隶州知州，虽非实缺，级别待遇因此相应提高，很有一点落实政策的意思。第三步，这年的三月，张之洞亲自出马，上《保荐人才折》，称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赤胆忠心，直言敢谏。大清朝不兴，正是缺少此类人才也”。建议送部引见，优与录用。于是，梁鼎芬官运亨通，数年间，“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清史稿》)

二十七岁罢官，并镌印章存念的梁鼎芬，是张之洞大胆容纳了他；四十二岁复出，获得为布政使相当于省长的职务，又是张之洞鼎力斡旋的结果。对张之洞这一份天高地厚之恩，世间难得之情，能不刻骨铭心而没世不忘吗?所以，光绪三十五年(1909)，张之洞病逝北京，作为知己、知遇、知友、知音的梁鼎芬，能不急如星火地由南方奔丧而来吗?据说：一进什刹海旁白米斜街三号张府，二话不说，扑到恩公的寿材前面，嚎啕大哭，长跪不起。大家以为他哭两声，站起来该劝张家后人节哀顺便的。谁知他一哭，就不可收拾，就大张旗鼓，其间有执事附耳提醒，梁大人，您稍微压一压嗓门，您哭的声音太响，正经八百的孝子哭声，反倒听不见了。通常在这样的奉劝下，也应该就此打住。大胡子不，“我就是我”的他，眼睛一弹，我是哭给死人听的，也没要你听，用你管什么闲事。反而呼天抢地，哭得更加厉害。然后就是安葬，从京城到南皮二庙村张之洞老家，二百多里，一路扶灵，一路恸哭。下葬以后，他还坚持按古礼“居倚庐，寝苫枕块”，非要在墓前守制，露天寄宿。谁也劝不住，谁也拦不住。嗣后，梁节庵往返京鄂，京粤之间，乘坐火车，路过南皮，他一定会从座位上站起，在车厢里向东肃立，以示敬意，直到列车开过南皮以后，他才肯落坐。你可以说他演戏，也可以说他作秀，但是，倘无一点真情，很难做到，更难坚持。他做到了，他坚持了，这就得另眼相看。

光绪三十二年(1906)，鼎芬升任湖北按察使。这位怀大清情结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当前列强欺凌，内乱纷起，时政日坏，败象丛生的国难，纯系朝廷中虎狼当道，豺狗主事，结党营私，欺君蒙上所致。他要值此谢恩人觐面奏的机会，将败类面目揭穿。也有人劝他，你不讲话，人家不会将你当哑巴卖掉的，他不听。更有人说他，好容易得归正果，没必要瞎折腾，再弄得血本无归，他还不听。那时，张之洞尚健在，已还京，即将任体仁阁大学士，就宰相之位，他也不去征询一下意见。这个“我就是我”的梁鼎芬，与当年弹劾李鸿章一样，谁脑袋大，弹谁，谁块头大，弹谁，他上朝谢恩，却袖出一纸奏章，“面劾庆亲王奕勖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勖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助、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清史稿》)

因为他“我就是我”，而不能“我不是我”，他的人生，重又归零，回到起点。

辛亥革命以后，他不出仕民国，作大清遗民。“自原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人称“种树大臣”。他就住在崇陵旁边的梁格庄，每天一早起来，拖着一条病腿，扛着一把铁锹，在陵墓周围的山上，刨坑栽树，如是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确也应该得到尊敬。由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到处筹款。后来，他想出一个绝招。自掏一千光洋，在琉璃厂烧制瓷瓶二百。让家人装上崇陵的雪水，拉进城来，礼送给那些王公贵族，高官豪门，求其赞助。多给者，他感谢，少给者，他骂街，谁也不愿惹这个梁疯子，纷纷解囊。这样，募得一大笔善款，终于使崇陵绿树成荫，松柏常青。

民国三年(1913)隆裕太后死，合葬于崇陵，梁鼎芬主持这场送葬仪式。最后礼成，当地宫石门将要掩闭时，人们这才发现操办葬礼的种树大臣，还在地宫未出来。赶紧提着灯笼，打着火把，进去寻找，终于发现了他，跪在棺椁前，决心殉葬，拖也拖不走。官员们拿他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数名膀大腰圆的工匠，强行将其扭出地宫。这一回，“我就是我”未能坚持得住，操劳过度，严重缺氧，已无一点抗争的力气。在太阳底下，那张出现紫绀的脸，人们也看得出来，这个“我就是我”梁疯子，也将走到生命尽头了。

然而，他的戏码还没有完，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这个原教旨主义者，居然死灰复燃，沉渣泛起，跳踉着让他的学生溥仪登大位。可没兴头两天，辫子军作鸟兽散，他遂一病不起，民国九年(1920)逝世。这就是《清史稿》所写的：“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逾年卒，谥文忠。”

我估计，从此而后，像他这样一根筋的愚忠者，大概是不会有了。不过，作为一介文人的他，能够守着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难道不应该为他的孤直精神，喝一声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