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迪

1972年2月21日，是中美关系200年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日子，理查德·尼克松，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国本土的美国总统，开始了他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第一天。

为了这一天，尼克松阅读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听取专家们的建议，甚至开始练习使用筷子。尽管如此，他心中仍然惴惴不安，生怕出现过去“蛮夷”朝见皇帝的情景。他没想到，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位中国老人正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这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客人——他就是毛泽东主席。为了这一天，毛泽东做了新衣、穿了新鞋、理了发、刮了脸，尽管他最近一直抱病在床，但却清晰地记得尼克松将于当天抵达北京。他一早便开始不断询问尼克松专机到达的时间和抵达后的活动；随后，又出乎工作人员预料，让通知周恩来，要立即会见尼克松，使周恩来不得不变更日程。尼克松抵京后仅三个小时，便被带往中南海与毛泽东会面。

尼克松回忆道，当进入毛泽东书房时，他的担心与顾虑完全打消了。毛泽东伸出手握住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之久。一分钟的握手象征这自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中国内战爆发起双方一直持续的敌对关系的结束。毛泽东为此斗争了25年。现在，西方世界的领袖、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总统终于承认了红色中国的存在，不远万里来到毛泽东面前，这无疑成为毛泽东晚年最为辉煌的业绩。

毛泽东当时的情感大概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他年轻时的朋友肖三曾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毛泽东当年彻夜阅读《世界伟人传略》的情景。肖三写道：在这本书中，并非孟德斯鸠而是华盛顿激起了毛泽东的想象，“我们需要这样的巨人！”毛泽东道，“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寻求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道路，以避免中国沦落至安南、高丽及印度的境地。尽管目前中国很弱，要经过许多年，她才能变得富强与独立；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习与探索，这不是不可能的。”肖三回忆道：“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的表情，他的声调，当他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巨人这句话时，我感觉到他下定了决心”。肖三的观察是准确的，青年毛泽东从华盛顿的身上看到了他的未来，他要领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1916年，在致肖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抒发了对美国寄予的希望，他写道：“彼（美国）之时，乃十年以后；其他，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大业已。”

尼克松访华，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毛泽东年青时代理想的实现——他已经使这个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国家实现了独立和基本统一，并终于赢得了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承认和尊重。这化解了他对美国——这个他长期与之斗争，但在他青、中、老年又曾寄予过希望的国家的爱恨交织的情结。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他在与美苏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处理与国际上的同盟者和敌人关系的经验，形成了对美苏的看法。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它给中共对美政策或中美两国的关系带来了哪些影响？以下，分阶段作一探讨。

一、从敌人到抗日同盟军（1936—1944）

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后不久，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提出“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关系”。1936年，斯洛的到来，给毛泽东提供了向外界宣传这项新政策的机会。他向斯洛指出美日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结为战时同盟，毛泽东也终于得到了与美国合作的利益共同点——抗日。此后，毛泽东的对美政策有两个重点：第一，抑蒋，利用美国的压力防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并推动它进行民主改革；第二，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1943年，中共成功地利用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制止了蒋介石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的企图。1944年，应中共邀请，在美国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们的推动下，罗斯福总统促成了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在美军观察组到来前夕，毛泽东提出，罗斯福可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力量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争取变为“铁托”；如果蒋的力量太弱，美国反攻非经过我们不可，它就有可能直接援助我们。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详细阐述外交方针的文件，称美军观察组访延“是我们外交的工作开始”，准备先从军事合作起步，而后再扩大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该文件乐观地认为：“过去8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共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今后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将给中共带来更大发展。”

毛泽东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他对美国，特别是对罗斯福的看法之上的。他认为，尽管罗斯福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但他是资产阶级领袖中的进步派。他主张联合苏联，抗击法西斯；对华政策是共同抗日，抑制中国内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毛泽东估计，美国要打败日本，要在中国登陆，必然需要中共的合作；在中国推动民主改革，也必须与中共合作。毛泽东还认为，战后，美国要为战时庞大的生产力寻求市场，中国也是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正是根据这些估计和认识，毛泽东确定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为此，他在军事与政治两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调整。在军事上，一度提出成立由美国为领导的联合统帅部统一指挥中国军队；在政治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尽管毛泽东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那里了解到，美国政府不会改变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但他仍希望美国会采取与国共两党都打交道的政策。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并作为担保人与毛泽东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这将战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高潮。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表示：“我深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与美国交往的。由于中美战时同盟关系和国际上美苏合作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美国的形象在很多方面都是积极的。然而，随着抗战接近结束，美国形象中丑陋的一面又突出出来。

二、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1945—1949)

事实上，中共与美国的战时合作并没有真正展开，双方关系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原因是赫尔利推翻了由他签字的五点协议，逼迫中共向蒋介石妥协，交出军队与解散边区政府；并中断了拟议中的美军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开始调换所谓“亲中共”的美国外交官员。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战后，美苏并没有立即形成对峙局面；相反，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显示了美苏合作。两国划分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并给予国民党政府独揽接收抗战胜利果实的权力。如何顶住来自美、苏及国民党三方的压力，保存人民的抗战果实和争取国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成为毛泽东制定战后中共内外政策的基点。为此，他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鲜明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同时，利用抗日中长期坚持敌后战争在华北占据的优势战略地位，中共抢先进军东北。

从1946年4月开始，由于美苏关系的恶化和国共争夺东北军事冲突的升级，内战的危险日益增大，美国指派调停国共矛盾的马歇尔在调停中越来越偏袒国民党一方。6月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爆发。次年1月，马歇尔离华，美国的调停彻底失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陷于破裂。

面对内战局面，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党内以及苏联对和平的幻想和对战争的恐惧都将严重损害中共军队的斗志。中国内战是否会引起美国武装干涉，是否会导致美苏战争？中共能否用小米加步枪战胜用美械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这些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1946年4月，他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8月，他又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和“中间地带”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美苏之间的斗争，而是美国企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据此，他提出，中共用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内战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其目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替代日本，反对蒋介石替代汪精卫，避免使中国重新走上殖民地道路。这一号召有效地团结了刚从日本侵略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包括一切要求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来支持中共的斗争。

从1936年毛泽东决定放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提出要与美国等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到1949年毛泽东决定将美国势力统统赶出中国，从形式上看他走完了一个循环，美国帝国主义再次成为与中共势不两立的敌人。引起这种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国际上冷战局面的出现，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个循环是在毛泽东一生中与美国人接触最多的时期完成的。此后，他再没有机会像在延安时那样接触美国人，无论是同美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那样的密切交往，还是同与赫尔利那样不愉快的面对面争吵。通过实际体验形成的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对美国政府的强烈不信任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屈辱感，长期影响到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和政策。

三、防御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进攻（1950—1957）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对美国采取了全面防御的姿态，在军事斗争中，他时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是否会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和此后大军南下期间，毛泽东都曾把美国干涉的可能计算在内，尽管他认为实行这种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在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之后，攻打台湾是否会引起美国的干涉又成为毛泽东及中共军事领导人极为关心的问题。显然，如果美国介入，将会造成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的局面。

最初传来的信息显示，美国将不会干涉中共解放台湾的行动。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先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与讲演，表示美国将不在亚洲大陆使用武力。对此，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认为，这是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阴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他亲自起草了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驳斥艾奇逊的谈话。同时，他决心争取时间，加快解放海南岛和台湾的准备工作。当然毛泽东也注意到美国领导人声明和谈话所传递的和解信息，但考虑到巩固内部的需要和斯大林对中美接近的担心，他认为现在还不应急于解决同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正当新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向和平建设的关键时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当夜下达命令，并于27日发表声明，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场战争，打乱了毛泽东恢复经济、解放台湾的全盘计划，并将他始终担心的美国军事干涉变成了现实。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局势严重恶化。斯大林警告说，美军将逼近鸭绿江和威胁东北，希望中国能出兵援助朝鲜，并表示苏联愿意提供空中保护。毛泽东被迫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10月13日，他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这表明，在战争面前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

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使毛泽东打出了自豪感，他对美国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回忆道，与美帝国主义作战我们最初没有底，跟它们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朝鲜战争的经验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他在过去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理论，坚信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仍适用于现代战争。当有人认为他的战争理论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已过时时，他反驳道：“我们参加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的战争”，“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的经验比苏联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当然，毛泽东也从朝鲜战争中看到了美国技术力量的优势。他后来讲过，美国士兵还是有战斗力的，他们的武器多，武器好。朝鲜战争的经验，一方面促使毛泽东决心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另一方面又使他在以后的对美斗争中，如在台湾海峡危机和援越抗美中，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政策，尽力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毛泽东多次提到美国及其盟国有可能与中国来往，从通商到发展政治关系都有可能。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期间指出，目前的国际局势好转了，估计战争很难打起来；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和日本都将与我们做生意。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国防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

1956年，毛泽东开始努力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有趣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美国的经验曾引起他的思索。特别是在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美国联邦制下中央政府与各州间的关系颇有借鉴的价值。他提出：“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直到1970年10月，他还向斯诺讲，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

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同美帝国主义抗争（1958—1968）

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了新的估计。1957年11月，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认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数量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核技术力量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最重要的科技部门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他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帝国主义怕社会主义更多一些，因而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小了；由于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已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社会主义阵营则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民族独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加快帝国主义的灭亡。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总估计可以说是1958年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但这一调整也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情况是美国无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顽固立场使中美大使级会谈毫无进展。1957年12月，美国单方面宣布中断会谈。与此同时，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继续推行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的作法使毛泽东开始怀疑自1955年以来实行的对美缓和政策的正确性。他在1958年6月召开的外交部务虚会期间指出，1954年曾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他说，这是显示中国人民能否站起来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我国100多年，不能忘了。要利用美国对华三原则，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7月，中东危机爆发，美国出兵黎巴嫩，英国出兵约旦。7月17日，毛泽东作出再次炮击金门的决定。他认为，炮击金门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不过，毛泽东仍旧坚持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原则。8月20日，他下达炮击命令前召见了前线指挥员叶飞，询问炮击能否不打到美国人；9月7日，美国第七舰队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时，毛泽东再次下达命令，不准炮击美舰，即便美舰开火，没有他的命令也不准还击。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美国作出强烈反应；但9月8日，当解放军炮击国民党船只时，美舰开始撤离。通过这种军事的试探，毛泽东更加坚信帝国主义害怕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亚、非、拉三个洲。针对当时已出现的美国企图收缩战线的脱身态势，毛泽东提出了“绞索”政策，即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来牵制美国的力量，不让它脱身，化整为零地削弱它。毛泽东后来比喻说，这是砍手指头的战略。在十指中，由于苏、中和其他十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的指头已被砍掉了三个。剩下的亚、非、拉三大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这成为1959年后毛泽东频繁地接见来自三大洲的代表，宣传他的理论，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大规模增加对第三世界的援助的重要原因。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枪声使毛泽东更深切地感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而陷于越战泥潭中的美国，也急于从亚洲脱身，以扭转对苏斗争中一时所处的不利地位。1971年，毛泽东看准美国已不再是中国的主要威胁，他抓住时机，毅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通过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两个冲突与对峙达22年之久的对手，就像当年面临日本的扩张威胁时一样，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再次走到一起来了。1972年，毛泽东终于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了。

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似乎在于双方只能通过冲突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接受对方。“不打不相识”。毛泽东对美国看法的变化也是这种特殊性的一种反映。在本文述及的36年中，历史表面上走完了两个循环，从敌人到盟友，又从盟友到敌人，再从敌人转为盟友；但在实质上，历史的每一次循环都是认知上的一次飞跃。从农村走进城市，又从城市走向世界的新中国领袖们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精心计算中逐步成熟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文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