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费斯曼 爱德华·米盖尔

回溯人类历史，政治与腐败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人们总是希望政治能够远离腐败，然而议员、总统乃至法官的腐败行径依然是当代全球政治的心腹大患。

2007年8月，阿根廷总统大选期间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处于警戒状态。警察在检查行李时发现了6个手提箱，里面装的既可能是普通书籍，也可能是经过伪装的可卡因。经警方的仔细核查，从手提箱中搜出了80万美元现金，而手提箱的主人是一位委内瑞拉商人。依美国获悉的情报，这一事件涉及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 ándezde Kirchner）与委内瑞拉总统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之间的非法交易。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非法交易也是变相增进两国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

回溯人类历史，政治与腐败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人们总是希望政治能够远离腐败，然而议员、总统乃至法官的腐败行径依然是当代全球政治的心腹大患。例如，美国国会某议员在冷藏库里存放了9万美元，民主刚果的独裁者蒙博托贪污数十亿美元，还有控制着银行余额的中亚独裁者。

腐败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全球各国领导者均须防范的大敌。通常，人们总是将腐败视为全球许多弊病的罪魁祸首。腐败不仅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会导致非洲旷日持久的贫困、拉美年复一年的经济停滞。与此同时，腐败导致穷国愈发穷困、法制破坏、贸易扭曲，甚至培植了享有特权的经济利益集团。正是在腐败的肆虐之下，受灾民众无法获得救灾援助，劣质的工程项目比比皆是，贿赂和贪污更是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既不了解腐败的实质，也不清楚腐败的运行机制。尽管人们时常对那些著名的腐败分子津津乐道，却依然无法借此洞悉全球腐败的广度和深度。

腐败总是以隐秘、多变的方式出现，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对现实中的腐败进行量化分析，还要针对不同的腐败形式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要想切实地理解腐败，经济学家应当关注人的行为动机，而不是仅从言行做出判断。无论腐败多么隐秘，终究会留下蛛丝马迹。

政治背景的代价

部分企业凭借巨额的竞选捐款或巧立名目地聘请前任政治家，与政府或执政党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关系，例如美国的哈里伯顿公司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企业政治背景的实际价值究竟有多高？假如政治家或投资者被问及这个问题，几乎都会拒绝做出回答。要想获知真相，经济学家必须通过内线获取确切消息，判断特定企业是否为了获取非法利润而与政治家达成协议。在这场政治博弈之中，博弈者的利己性将驱使其明辨腐败的运行机制。

有关腐败的政治博弈类似于现实中的股票市场，行贿者会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行贿对象。股票价格既是企业价值的反映，也体现了相应的政治背景：如果政治背景可以相应地减免税款、获取价值不菲的许可证，甚至在竞标政府合同时占得优势，那么增强政治背景无疑会增加企业获取的利润。随着这种非法经济收益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转移到高股价之上。一旦博弈者构建的政治关系分崩离析，那么相应的非法经济收益和高股价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1996年的印尼为例。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已经用铁腕政策统治该国近30年之久，但此后不久便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1996年，苏哈托政府依然对经济进行严格的调控：苏哈托有权授权特定的企业贷款、木材砍伐、道路修建，或者大米进口。总之，苏哈托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诚然，苏哈托政府被视为当时全球最为腐败的政权之一，因此经济学家不能将苏哈托政府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典型。所幸，普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拉·法西欧(Mara Faccio )针对全球所有股市正常运转的国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市场构建了评估政治关系的经济学方法。法西欧不仅对每个对象国内的商业大亨和政治家的经历进行了追踪研究，追溯其家庭血缘，甚至通过当地报纸来确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依据法西欧的研究结论，目前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俄罗斯，莫斯科股票交易所87%的公司股票价值源于与俄罗斯政府保持密切政治关系的企业。令人颇为惊讶的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将近40%的上市股票价值来自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法西欧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的政治关系的相应经济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英国为例，尽管英国的经济利益集团与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英国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却基本上没有受到这种政治关系的影响。比如，劳斯莱斯董事会主席约翰·摩尔(John Moore )曾任英国上议院议员，但该公司的股价却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与英国相比，意大利和美国上市企业的股价则在相当程度受到利益集团政治关系的影响。回溯历史，菲亚特公司的创立者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被任命为意大利国会议员时，该公司的股价增长了3.4%，公司资产价值在一夜之间增长了数亿美元。

遗憾的是，美国的情形更类似于意大利。许多研究表明，美国企业的经济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治背景有关。美国民主党于2001年战胜共和党赢得了美国国会的大多数席位，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上市企业很快就获得了可观的股价收益。2000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乔治·布什赢得总统大选后，共和党政客经营的公司股价平均上涨了4%，而民主党政客经营的公司股价则纷纷下跌。

让走私商现形

对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企业而言，公开其政治背景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此它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回避透露真相。早在1999年之前，经合组织便积极倡导各国签署一项全球反腐败协议。全球许多国家（包括德国、荷兰和瑞士）并未严令禁止本国企业对外国官员行贿，甚至允许企业在合法支出中扣除有关跨国贿赂的款项。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详查有关企业的纳税收入，就不难发现它们用于跨国贿赂的具体款项数额。除了核查纳税收入之外，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数据来追查相关企业是否涉嫌腐败。

以全球古董走私贸易为例，如果古董走私商对海关官员说实话，那么出口国海关记录的古董价值应当与美国海关记录相符。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数据差异相当大。美国进口的古董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海关记录的数量。在报关问题上，古董进口商与出口商的动机显然是不同的。假如经济学家能够研究两者行为动机的差别，并从相应贸易数据上找到差别之处，便可以进一步明辨全球走私的运行规律。

有关古董贸易的报关政策必须进行修正。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出口古董与其他艺术品，例如伊特鲁里亚敞篷马车、希腊雕塑、大航海时代之前的陶器和钱币。除非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否则任何出口商均无权出口这些古董或艺术品。因此，古董出口商为了获利唯有通过政治关系获取出口许可，或者干脆直接向海关人员行贿。简而言之，古董出口商更倾向于向出口国海关隐瞒真相。

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对古董进口的限制则要宽松得多：美国不限制进口古董与艺术品，例如钱币、陶器和雕塑。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艺术品进口商的专用手册中表示，违反外国出口法律的行为并不一定违反美国法律。换言之，美国并不排斥外国古董或艺术品流入美国。因此，古董走私商没有必要向美国海关隐瞒真相，否则会遭到美国海关的罚款或扣押。从进口国角度来看，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古董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海关数据差异（即所谓的“走私差额”）可以用来解释古董进口商与出口商的行为动机差别。尤其是腐败滋生的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古董或艺术品的“走私差额”更为凸显。

其实，“走私差额”绝不仅仅适用于调查古董走私。部分香港出口商为了规避中国大陆的进口关税，采取了类似于古董走私的方法：香港的自由贸易体制对出口限制较少，因此香港海关的出口商品数据较为真实全面。为了避免向中国大陆的海关支付高关税，部分香港出口商在利益驱动下采取了欺骗性手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对香水和烟草分别征收55％和70%的关税。相比之下，粗钢和铝矿石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战略物资，可以免征关税。由此推究，许多从香港进口到中国大陆的香水与烟草被出口商谎报为粗钢和铝矿石。

通过数据分析，经济学家可以推断出走私商规避关税的方法。假设中国对小鸡征收20%的关税，走私商一般会谎报货运集装箱的重量，或者刻意降低小鸡的单价。不过，假如海关官员仔细审核货运集装箱的重量或者已经明确调查了小鸡的市价，那么走私商便无法蒙混过关了。假设中国对火鸡征收10%的关税，那么走私商便会谎称装运小鸡的集装箱装的是火鸡，同时用冷冻家禽来搪塞海关检查。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来看，有关进口小鸡的数据肯定会出现明显的问题。经济学家在分析近3年的香港——大陆贸易数据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行径。例如，本应征收高关税的木质家具被偷换成了征收低关税的木质家具配件。

了解走私商的规避方式，有助于决策者选择最为有效的应对方案。诚然，香港的走私商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他规避方式。大多数走私商的规避方式均属于“小鸡变火鸡”的范畴，对此中国政府不妨用统一关税加以应对，从而在实质上减少走私商的非法利润。

铺向腐败的道路

与腐败的海关官员相比，贪婪的政治家与承包商倾向于从道路修建项目中牟取暴利。通常，道路建设所需的材料（例如沙石）以及人力都是由当地承包商承办的。事实上，承包商通过虚报合同款项来获取私利：先加倍预算，然后压低成本，最后与道路部门的官员分享非法所得。

至于其他形式的腐败现象，经济学家需要收集必要的数据才能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本·奥肯（Ben Olken）设计了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评估道路建设项目中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奥肯针对世界银行在印尼援助的道路建设项目中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设计了一项富于创意的试验。在该项试验中，奥肯分别向600个村庄提供9000美元以修建当地的道路设施。奥肯的设计思路是，只要能准确地把握切实用于修建道路的资金数额，就可以判定合同商与当地官员贪污的具体款项。因此，奥肯在专业工程师的协助之下，对这600个村庄修建的道路质量进行了评估。专业工程师负责提取样本，测量道路的铺设厚度，由此分析相应的工程是否采用了低价的劣质建材。

除此之外，奥肯还对村民进行了有意的暗示。第一组村庄在工程施工之前就被告知，工程的财务将被审计；第二组村庄则召开全村大会来公开讨论并监控工程的财务；第三组村庄作为参照组，并未接受任何特别的暗示。

试验结果显示：第三组村庄30％的工程款被贪污，第二组村庄被贪污的工程款比例也几乎达到总款项的30%，第一组村庄被贪污的工程款比例不足总拨款的20%。虽然20％也不是个小数目，但第一组村庄的表现的确胜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由此可见，从法治角度惩治腐败的效果更为显著。透过这一创造性研究，奥肯认为反腐措施同样能够有效地减少其他类型开发项目的腐败现象。

腐败曲线

尽管全球各国出台了各种反腐败政策，但腐败现象依然未有效减少。经济学是否能提供更为系统的方法来评估反腐败政策的有效性呢？

经济学原理可以作为有效的指导原则。从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诱使官员腐败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取非法的暴利。假如印尼政府在财政方面保持很高的透明度，是否能遏止道路建设方面的贪污腐败呢？假如政府降低或调整同类产品的报关标准，是否能提高贸易商行贿的机会成本呢？假如增加政府官员的薪酬，是否能降低官员腐败的几率？

经济学家正在探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在积极调整反腐政策，堵住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趁之机。例如，将官员的薪酬翻一番，加强执法力度，增强公务透明度。即使一国政府逐条地实施了上述合理化建议，也难以像奥肯进行的试验那样，对国内的每个建设项目派出专门的核查人员。

或许，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以更务实的态度处理腐败问题。负责治愈腐败的决策者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慎重考量反腐措施的实际效果。就好像医生通过不同方式来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决策者应当依据本国的现状实施相应的解决方案。要切实地治愈腐败，仅凭抽象的经济学推断是不够的，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还必须经受现实经济的考验。当决策者真正理解反腐败的各项措施，例如提高工资、政府透明度，法律制裁程度，或者将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唯有如此，决策者才能切实地用经济学来减少腐败的危害。

（摘编自美国《外交政策》2008年9/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