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薇

“五四”一声惊雷震醒了睡梦沉酣的国人,也使蛰伏于地下几千年的女性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新纪元。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出现了冰心、陈衡哲、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丁玲等一大批新女性作家,形成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这些女作家的出现,“带来了男作家所不能替代的清新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气质,她们以清婉的歌喉加入了‘五四文学的大合唱。”[1]

庐隐是“五四”女作家的代表, 她出生于一个严肃古板的封建家庭。因出生当天正逢外祖母过世,被认为是家中的一颗灾星。幼年历经坎坷。1919年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简称“女高师”)国文部继续求学。期间,庐隐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新文学的创作。茅盾先生对庐隐的创作有过论述:“庐隐之所以成为庐隐,却不是‘偶然的;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2]本文从创作题材与文体、女性形象、哲学意蕴这三方面展开论述,探究其早期作品“五四”风格及分析之所以产生此风格的原因。

一.创作题材与文体

庐隐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初登文坛时,是遵循着“为人生”的文学方向前行的,其最初的作品十分关注社会问题。茅盾先生在《庐隐论》中,称赞“那时的庐隐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社会生活中找题材”。[3]庐隐的“问题小说”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出了“谁之罪”的质询。如《一个著作家》中封建的包办婚姻,扼杀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生命;《王阿大之死》中军阀的混战带给无辜百姓以灭顶之灾;《灵魂可以卖吗?》中纱厂女工的苦恼来自于雇佣劳动剥夺了人身自由……“这类反映民生疾苦、揭露黑暗现实的‘问题小说,表明庐隐早期创作的视野是有着明确的警世济民的创作意图,担负起感时忧国的社会责任的”。[4]

随着“五四”的退潮,“问题小说”激起的浪花也逐渐淹没了。女作家们大都浓墨渲染地转向“五四”青年的苦闷彷徨和“寻找自我”的抒情小说创作。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集中反映了她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女性命运的思索。当然, “五四”女作家们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创作特色——浓郁的“自叙传”色彩和主观抒情的色彩。她们把创作的热情大量倾注于自我心灵世界的剖白,而不是着眼于现实世界的提炼和开掘。大多以一己体验为主要描写对象,往往采用日记体、书信体或是夹杂着大量日记、书信的叙述为主要表现形式,直接倾诉情感。如冰心的小说,往往喜欢用第一人称,以“我”作为展开故事的线索,人物都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情愫。当然,在“五四”女作家中,最具“自叙传”色彩的要推庐隐、苏雪林等人。

庐隐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性质”[5],她是把自己的生活和灵魂体验的情绪,不加丝毫掩饰与造作,很忠实地描写出来。她的不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是以她自己或她的亲友作为生活原型。比如,庐隐与原先的未婚夫因观念不合解除了婚约,又在福建同乡会里结识了北京大学的高材生郭梦良,他们真诚相爱,但郭已有包办的妻子。他们的爱情受到了家庭、亲友和社会的责难。庐隐内心感到极度的痛苦,这一切身的感受使得她把对包办婚姻的控诉作为自己小说的题材。这一时期的小说如《一个著作家》、《海滨故人》等都采用了这一题材,《海滨故人》还被誉为是“庐隐前半生的自传”[6]。

在创作题材上,庐隐的早期作品紧跟“五四”的时代步伐,前后致力于“问题小说”、抒情小说的创作,并且她的“问题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受到“五四”文坛的瞩目。在创作文体上,庐隐在作品中穿插或直接采用日记、书信等形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将本人的生活经历、感情波澜融入其中,同样也具有“五四”的时代特征。

二.女性形象

庐隐的小说,几乎写的全是女人。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视角,以知识女性在恋爱婚姻中的遭遇作为切入点,记录妇女的独立和出路的整个过程。如《或人的悲哀》,知识女性亚侠以“游戏人间”态度去对待世界,可结果“只被人间游戏了我”[7]。《丽石的日记》,描写女学生丽石感到社会“到处都是污浊的痕迹”[8],只能在这污浊的社会里敷衍。亚侠、丽石们是“五四”时代中觉醒的一代,可觉醒后又常常深陷困境,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尤其表现在爱情与婚姻的矛盾上。《前尘》中的“伊”刚结婚便挑上“善持家政,好和父婿……”[9]的重担,什么服务社会,什么经济独立,都为了爱情的果实而抛弃了,只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10]。《胜利以后》中的沁芝与恋人千辛万苦地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实现了自由结合。但婚后的沁芝却发现“胜利以后,原来依然是苦的多,乐的少。”[11]庐隐早期作品反映的是整个“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心灵历程,从觉醒到苦闷,从奋起到彷徨,大抵经历的都是这样一个过程。主人公大都是带着青春的心态走向社会,在理想的光环中探求人生的意义,但一旦遇到现实的黑暗,心理便立即消沉,变得彷徨无主。

“五四”女作家曾相对集中地塑造“母亲”形象并颂扬母爱的,在她们笔下,母亲成了天底下最值得歌颂的“爱”的象征。母亲那温柔善良的爱,抚平了苦闷孤独中的青年心灵上的创伤。冰心的《春水》、冯沅君的《隔绝》,均围绕着“母爱”这个主题。与冰心、冯沅君等人不同,庐隐在幼年时期是缺乏母爱的。她曾在其自传里描述了她那令人叹息的童年,“母亲永远对我是冰霜满面的,她从心里憎厌了我”[12],稍有过错,母亲就对她打骂,实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凌虐。母亲决不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完美形象,甚至不是一个慈祥宽厚的长者。但当庐隐在人生道路上饱尝飘泊之苦时,想忘掉痛苦的过去,这一主观愿望使庐隐刻意去忘掉有关母亲对她不曾爱的回忆,使母亲在艺术的领域里陡然间高大起来。因此,庐隐回忆母亲,想在观念上亲近母亲,却总是没有实感相伴而生。庐隐是生活在母亲实感与虚像的交替之中。庐隐对母爱的渴望在现实中无法直接得到满足,而转移对象以隐含、间接的方式得到满足。庐隐与记忆对话中的母爱,是与各自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的。但无论如何,母亲是她的精神寄托。当没有形成抵御外界凄风苦雨的精神力量时,便又本能地折回母亲怀抱。这种回归,显示“五四”新女性个性的脆弱以及传统依附文化对女性的牵绊与左右。

三.哲学意蕴

庐隐在其自传中提到:“五四”初期“我喜欢读老庄的书,满心充满了出尘之想。”[13]“同时,又因为我正在读叔本华的哲学,对于她的‘人生——苦海也这句话服膺甚深,所以这时候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14]

庐隐在老庄悲叹人生毫无疑义和出尘厌世的满腹牢骚中,获得了一个在她来说极其重要的命题: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人或者究竟为了什么?这是一种对于人生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求索的积极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意识的觉醒和复苏的体现。因此,庐隐的觉醒意识是具有“五四”时代特征的,伴随着“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她首先注入了“人”的内涵。庐隐曾大声疾呼:“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15]然而,社会是黑暗的,苦苦寻找人生答案的觉醒者,很快便感到了觉醒后无路可走的失望。觉醒的意识让庐隐在实际生活中时时思考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女性的自觉与无路可以走的痛苦深深地纠缠着庐隐。童年无爱的生活经历和成年坎坷的人生磨难,又使庐隐异常关注妇女的地位和命运,表现出了同其他“五四”女作家相比更加强烈的意识。《“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等杂文,深刻剖析女性的悲剧,思考女性的解放,讨论妇女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叔本华的“人生即痛苦”的悲观哲学,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庐隐。庐隐的悲观更多来自切身的遭遇和理想的幻灭。这种悲观哲学,也很自然地使庐隐笔下流露出一种悲哀的情绪。“悲哀是庐隐一些重要作品的主旋律,她在庐隐小说中的位置,恰如母爱在冰心作品中的位置一样。”[16]庐隐后期发表的小说《幽弦》、《蓝田的忏悔录》、《时代的牺牲者》等,从题目上就已言说了悲哀的情绪,透露出感伤的气息。庐隐自己也毫不隐讳地承认,“我简直是悲哀的赞美者。”[17]悲哀是“五四”退潮以后的时代病,是第一代觉醒者的共同体验。女作家冯沅君、石评梅、白薇等都在作品中诉说恋爱、婚姻的痛苦,揭示着封建势力压迫人的悲哀。而庐隐由于遭遇的坎坷和命运的不幸,更加容易接受悲观哲学,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带有悲哀的性格元素。

庐隐由于爱情、婚姻、生活际遇、家庭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等原因,使其早期作品和思想,成为“五四”时代的产物。庐隐是“‘五四的产儿”[18],她的作品拥有着“五四”的特色。庐隐作为“一颗明亮的‘流星,曾经在茫茫黑夜中显示过‘夜的奇迹”[19],她早期的作品和思想,正是“五四”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时代要求,这就是庐隐及其作品的价值。

注释:

[1][1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P227,P262.

[2][3][5][18]茅盾.《庐隐论》,转引自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P3,P3,P4,P4.

[4]钱虹.《文学与性别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P59.

[6]刘大杰.《忆庐隐》,转引自钱虹编.《庐隐集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P550.

[7][8][9][10][11][15]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P181,P192,P226,P237,P293,P71.

[12][13][14][17]《庐隐自传》,转引自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P572, P593,P596, P592.

[19]钱虹.《一个觉醒了的女性》,转引自钱虹编.《庐隐选集》(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P461.

陆薇,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