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贞 戴景敏

沈从文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尊神。虽然抗战时期并不是一个适合造神的年代,而更适合造就英雄。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个时期也是神最有威信的时代,所以沈从文是最具备神性的作家,他在创造了自己具有神性的“湘西世界”的同时,也以一份战士的勇气,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他的《边城》本身就是人世间最古老的神话,不管是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还是后来作为文物家的沈从文,他一直以原始的文学技法,无需任何修饰却任何人无法企及的修饰了人间的生活。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其实是寂寞的,但他似乎有一种天然抗拒寂寞的本领,在艰难的行路途中,沈从文总有一种精神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他,鼓励他向前走。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却成了学者领域的带头人之一,并且成功地记录了自己在文学天空中的投影。他在无形之中使自己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代言人,宣判着人类的往事,即使是在后来,有人剥夺了他写作的权利……

这样的神,却从未过着神一样的荣耀的生活,相反地,在他并不顺利的坎坷一生中,如同他行走在布满荆棘的艰难的文学之路一样,一生寂寞却清醒。他仿佛被贬低到人间,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中,他在现实中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常常处于边缘地带的自由人。即使是在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是他在无奈之中消失在后来的文学史的视野中,这位执着的神,并没有因此惧怕和后悔,他仍然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唯美风格与现实时代的差异。

(一)出身路上的寂寞

世界的“好”,在于它的丰富,而不在于它从某些人的角度看来的“舒适”——没有任何痛苦、困难、危险、不义,“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很多人正是根据世上充满这些“苦难”来拒斥超验价值,正是根据世界并不那么“舒适”来否定神圣存在的。沈从文的神圣,就在于这座没有丝毫出身的神,却创造出完美的作品以及完美的“神性世界”。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能够影响后人,还能创造出自己的先驱,并用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湘西“行伍”出身,几乎没念过书,13岁便开始独立讨生活。在他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曾自述自己的早年生活是:“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不是知识分子出生的沈从文,自然在知识分子的丛林中行走得格外艰难。一种不予认同以及误解的处境始终围绕在沈从文的身上,在他的周围似乎都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同行,对于没有任何出身的沈从文来说,这样的身份无疑是阻碍神前进的绊脚石,但神毕竟就是神,或者说精神本来就不谈出身。所以事实上,没有人的语言可以淹没他的行为,他行动的步伐虽然寂寞,却一如既往的执着。

(二)新文学教学路上的寂寞

西南联大虽然名流荟萃,但对新文学的教学似乎并不重视。西南联大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就是朱自清、闻一多这样在新文学路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当时在西南联大教授的课程依然是中国古典文学。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是西南联大常委会秘书主任杨振声的举荐,起初阻力丛丛。当时杨振声在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上,向朱自清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得到罗的肯定。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其中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在扩大新文学影响的路上,杨振生实在功不可没。更加功不可没的是,他坚持举荐沈从文来西南联大教授新文学课程,实在是“走了一步好棋”。杨振声之子杨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谈到,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事实证明杨振生的坚持是正确的,沈从文没有辜负他的举荐。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授“各体文写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这样的一位作家,因为出身的缘故,在从事新文学教学的路上依然寂寞地行走。特别是被一些守旧的研究国学的教授瞧不起,认为没有学问。社会也有人无端攻击他“根本谈不到什么派,也就始终谈不到思想。”这些毫无来由的贬损,是不会损害他作为一座神的形象的存在的,虽然有刘文典“跑警报”时候的讽刺:说自己跑警报是为了躲庄子,而沈从文跑警报,又是为了躲什么?这样的讽刺,并不能刺激一个心胸宽阔神色淡定的神,沈从文在坚持自己的人生立场以及自己的为人原则上,为新文学的教学,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虽然他在任教的路上“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林蒲在《沈从文先生散记》中这样说到: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在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这种概括,表露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处境和心态。沈从文自己,也在《时空》中讲过“寂寞地死”;在《现实学习》里,说到昆明的岁月,“相当寂寞,相当苦辛”;在《散文选译序》中,甚至说他一生所写的散文,都“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在这种压力下,沈从文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多余的人”,他身上的光芒之所以一直光芒四射,正是因为一种潜在的精神,一个只有神才可以具有的秉性,成就了沈从文。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在忍受寂寞的同时,不但坚持自己的文学创造,坚持培养新的文学青年。被误读被误解的沈从文,成了神话并不是一件希奇的事情。他宁愿自己少些创作,也要在培育新人上做努力,这样的努力,也只有沈从文能够做得这么完好。受他教益影响的文学青年,后来几乎都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领军人物:汪曾祺、林蒲、刘北汜、赵瑞蕻、卢静、白平价、马瑞麟等。汪曾祺就曾经说过:“沈从文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常常去金鸡巷联大学生的住处聊天,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给青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多年以来“干着给别人作品找地方发表的事情”。比如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的作品,几乎都是沈从文寄出去的。

(三)创作路上的寂寞

在全民族抗战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震撼和荡涤下,向内地迁徙的沈从文也在整个情感、理性与心灵世界,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上经受了一系列的变迁与调整,酝酿和预备着思想和艺术上“新的重大突破”。从这一时期他所发表的一些议论性文字及散文来看,沈从文的关注领域相当广泛:从家乡的人文地理到全民族的存亡危机,从前方的战事起伏到后方的民众心态,从学生的军事集训到女性的教育成长,从时代思想倾向到文学作风,从文物保护到书法绘画……几乎在他的文章中都有所涉及。有些论述也不乏独到之见,并且行文方式还颇有学者式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味道。散文集《烛虚》、《七色魇》,长篇回忆性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都是这种反省与思考的结晶。这种新的理论思考与抽象寻觅、新的思想困扰与内在焦虑,必然给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1938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虽然还是其湘西题材的延续,小说仍保留了基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然而,延续中已不难探寻出新的裂变,思想上的焦虑以及对抽象的沉迷,打破了他往常面对湘西时舒缓平和的创作心态。

无论从出身到自己的创作,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路总是寂寞的,但他这种天然的抗拒寂寞的本领,如同一种神的意志,造就了种种戏剧性。他用自己的行动以及行为,在周围树立了标榜,不管是在学生当中还是在教师当中。沈从文,这个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神,实现了戏剧性与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包括了后来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显赫出身的人,却创造了无人能及的作品,即使是在西南联大这个人才济济的群体中,沈从文用他一贯的从容与淡定,完成了神所交代的任务:他在西南联大成功地完成了新文学的传递;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的文学青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涂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祚昌,西南联大忆旧——兼论“西南联大精神”,学术界 , 2000年,第1期.

2.李光荣,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3.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教书和育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4.贺玉波《沈从文作品评判》,《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版.

5.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载1935年《新中华》第3卷第7期.

6.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曾贞,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人文设科学院中文教研室教师。戴景敏,河南大学新联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