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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足体育

2009-04-07赵旭文

搏击·武印文踪 2009年6期
关键词:竞技强国实力

赵旭文

建国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都是新中国建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作为长期从事体育工作的“体育人”,在此宏观背景下全方位观照与审视中国体育的来龙去脉,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后,我们有理由发出这样理性的质疑:中国体育是以此事件为契机,实现另一次腾飞?还是从此盛极而衰,滑向灾难的渊薮!

这一莎士比亚式的命题,不仅困扰着体育人,也让亿万歆享过奥运盛筵的国人关注。

一、“体育大国”的标志性事件与“体育强国”的非定义性指标

建国后的几代领导人,早已充分认识到体育之于国家的积极意义远非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上,远非仅仅是所谓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的表象性显现。从毛泽东同志1958年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胡锦涛同志2008年高屋建瓴地指出“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都是在不断提升、完善体育的思想容量与理论内涵。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人自当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让日益功能化、市场化的体育最大程度地为社会服务,为国民造福。

笔者无意对“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作概念性定义,更不能作权威性诠释与解读,但至少我们认为,2008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是中国跨入“体育大国”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举办,从硬件建设到人文层面,乃至组织工作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是一个规模繁浩的系统工程。当鸟巢上空的奥运圣火徐徐熄灭时,面对世界众口一词的赞美之声,我们可以不无骄傲地说:我们(中国)确实是一个体育大国!——奥运成色证明了这点!

那么“体育强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妨先作如下解析。如果把“体育”笼而统之地分类,应该包括两部分,即“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

首先就“群众体育”的成长态势来说,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更应清醒地看到,国内全民健身工作的发展同党和政府的要求相比、同国民不断增长的健身需求相比、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可谓不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府向民众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职能尚未充分发挥;二是体育场地设施明显不足与利用率偏低并存;三是相比城镇,广大农村地区体育教育及体育活动的开展严重滞后!四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较少,“体育人口”在绝对数量和比例上都无法同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相提并论;五是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尚需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壮大;六是体育意识模糊,毫无“体育生活化,生活体育化”之理念。

我们只有正视、关注,并不遗余力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谈及“体育强国”的构建。当然,仅仅作到这些,问题尚未全部解决。作为体育的另一板块,“竞技体育”我们虽然在奥运会上取得了石破天惊的成就,但51枚金牌、100块奖牌的光环下,凸显出的是各单项问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以美国为例,作一下金(奖)牌的结构比对,不难发现我们的田径乏善可陈,我们的游泳了无亮点,我们的三大球相对落后(女排除外),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更是为千夫所指,被万民唾弃。这些重要指标的失落,很容易让人看到我们与真正意义上“体育强国”的差距。

可以这样讲,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盛典的落幕,在展示国家意志、大国风范的同时,亦已成为国家体育发展的指向性事件,吹响了“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角。

二、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任重道远。努力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并与社会进步高度和谐的发展模式

中国国情是什么,非本文论述重点。但论及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跨越,必须充分考虑所谓“国情”,否则将缘木求鱼,走上与“体育强国”渐行渐远的道路。在此,我们还将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方面来论述。

(一)

“群众体育”的发展之路重在理念更新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差异极大。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都比较低,人们的健身意识与消费能力尚须提高的情况下,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各地适合开展什么项目,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及地理自然、人群体质来考量,如东北地区大力开展冰雪运动,南方地区搞好水上运动,北方传统的游牧民族能骑善射,南方的山地民族能歌善舞,这些项目他们又喜闻乐见,所以以这些项目为突破口,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众所周知,许多运动项目,并不需要器械场地等硬件投入。只须有山、有水、有路就能进行,大自然是天然的竞技场,对于这些运动,我们鼓励经济尚欠发达地区大力开展,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如足球、篮球、排球等则更适合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来搞,至于所谓的一些“烧钱”运动,诸如赛车、高尔夫等运动,可以在经济更发达的城市开展,当然,这些运动在现阶段的中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群体项目”,这里旨在提供一种思路。

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作比对说明,道理更明晰。建国初,由于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普及中医药,草药加银针,荫庇亿万苍生,成本不大,功德无量。在城市里,只要有条件,就不能只搞传统医学,西医及卫生教育、卫生科研都要搞。

有数据表明,中国(港台除外)常年坚持体育锻炼的人少之又少。所谓“体育人口”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比例上,与西方体育强国都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情况,笔者认为原因不外下面两点:

一是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生活中现代技术运用程度较低,国家的经济主体,也即支柱性产业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国民GDP的完成主要依靠自然人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来实现,这样的后果是年复一年从事着繁重体力劳动的人,很难对体育运动再产生些许兴趣。众所周知,“体力劳动”完全不能等同于“体育运动”,充其量至多是身体的“局部运动”,但不能否认,身体的局部运动也一样消耗卡路里。很难想象,一个农夫经过一整天繁重的田间劳作,夜幕降临后他还有雅兴再打两节篮球。同样,一个日骑行100公里的邮递员,下班后估计不会再上健身中心强化上肢力量了。

二是我们对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认识有所偏差,特别是运动项目与特殊人群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总认为,只有“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才是“体育运动”,“智力运动”就不是“运动”。举例来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或“蓝领”与“白领”,情况不同,在健身中采用的项目、方式、强度也完全不同。因为运动理念的错位,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因健身、运动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找不到适合自身特点的运动项目和运动方式而疏离体育,“体育人口”也就在这样的疏离中流失了。

(二) “竞技体育”价值的彰显在于其能否成为作用于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

今天的“竞技体育”源于西方。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亦

是滥觞于“二希”文化体系。西方文明的特质之一就是处处体现“民主情结”,这点在他们的游戏,乃至游戏的衍生物“体育”中都不难看出。

“竞技体育”的终极理念亦是其人文理念,是所谓的“更高、更快、更强”,但实践这一理念的前提是无条件尊重与遵守竞技规则,竞技规则的真谛则是“公开、公正、公平”。这也是“竞技体育”的生命所在。我们看到球类运动,球员要交换场地、要抽签,这一切其实都是希求在最大程度上使比赛双方处于对等态势。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一潮流就是人民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充满人本思想的“和谐”理念下日益走向民主化,笔者以为,体育事业——,特别是“竞技体育”只有成为作用于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才是其之于现世中国社会的最大价值所在。这一价值远非奥运会上拿些“有色金属”于国家、于民族的价值可比。“金牌主义”“唯金牌主义”其实是对“竞技体育”最大的亵渎与最深刻的戕害。

体育的某些本体元素,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特别是与当今中国国民的民主诉求高度嵌合,这一现象让我们深思,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这一启迪就是“政治化”了的体育非常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北京奥运前,有人痛斥西方“体育政治化”,其实这是对历史“选择性失明”,如果我们回视一下建国后国内体育事业的发展脉路,“体育政治化”不也像某些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如“草蛇灰线”般贯穿于中国体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吗?建国肇始至文革初期,中国体育的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是要在国际社会围纵连横抛头露面;文革期间至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是力争“好成绩”,为提升、凝聚人心士气服务,对外,则是冷战利器,利用体育,可以搞“传为佳话”的“乒乓外交”。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特别是北京奥运会这一高难度的规定动作创造性地完成后,国人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对竞技体育的期许应该不会再停留在“国际赛场争金夺银”上了,许多项目即使再取得什么“突破性”成就,中国人民可能也不会再“扬眉吐气”了。

这就要求,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当下,“体育人”的思维必须突破,理念必须更新。

20多年前,在球赛现场,如果球队败北,观众高呼“臭球”,20多年后的今天,球队如果失利,观众则会大喊“下课”。从“臭球”到“下课”,足以看出20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前者是从技术层面对当事者否定,后者则是从体制层面要求“革命”。主教练可以“下课”,体育行政官员可以“下课”,事实上,近年来,因为成绩不好,导致“下课”的事件,也不在少数。试想,如果体育领域这一独特且有效的问责能回向社会诸多领域,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重新定义体育的社会功能了。

三、让体育真正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某些领域力求引领或改变世界体育的发展走向或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围绕“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明示人们以一种新型、全面和平衡的发展路径,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体育,作为社会文化这一大概念的子集合,毫无疑问它的部分内涵也具有文化延展性,也正是这一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使其具备了拥有“文化软实力”的可能性。

NBA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NBA就篮球运动竞技水平而言,并非高不可攀,事实上,随着大量国际球员的加盟,世界篮球水平与NBA水平日益接近。

虽然在竞技层面可以一较高下,但在文化层面,世界各地的篮球运动却不足以与NBA分庭抗礼,NBA可通过篮球运动诠释美式文化,传播文明世界的价值观,而CBA乃至欧洲篮球在这方面却鲜有建树。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篮球,美式橄榄球、棒球、冰球等运动也无一不是美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重要符号,美国人不仅赋予这些项目以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利用这些项目向世界展示了活力四射的美国文化。

提起巴西,人们总能想到足球,提起巴西足球,人们又能想到桑巴文化。巴西是足球国度,桑巴乐园。一方面桑巴文化哺育了巴西足球的灵动与洒脱,另一方面巴西足球又展示了桑巴文化的奔放与热情。置身巴西,感召世界游客的除了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与里约州沙滩的晨光碧水,恐怕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绿茵桑巴了。

体育领域软实力的建立,前提一定是要有深厚的文化土壤,项目本身的竞技实力倒在其次,因为软实力的核心是表现“文化内涵”与“文化张力”。中国乒乓球运动水平不可谓不高,但却毫无文化魅力可言,更谈不上什么“软实力”,乒乓球在中国号称“国球”,只是因为普及程度较高,专业水平较高,但它的“争金夺银”只意味着“有关人员”的任免与升迁。

如果把运动成绩与普及程度看作“硬实力”,“软实力”的文化属性注定它与“硬实力”的存在并不对等,也不平行,所以体制内的操作是不可能产生“软实力”的,尤其是广义的体育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产物。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如果说在体育领域中国在某些方面能有所建树,形成一定的“软实力”,中国武术及其身后的武术文化,是唯一或将完成这一使命的突破点。因为它首先具有先天的文化优势,其次,在民间有深厚的认可度。

六十年一甲子,我国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间体育前辈呕心沥血,前赴后继共同铸就的丰功伟绩,非朝夕可成,这也昭示我们,在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路上,同样不能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拿什么回馈历史?只有兢兢业业,积沙成塔,抱着成功不必在我的胸怀,才能为体育事业作点扎实有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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