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红

[摘要]1949—1956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外交政策和实践、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过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半依附特征。新中国“主动的半依附”所期望的国家利益与“被动的半依附”所付出的代价并存。相应地，半依附政治发展的后果也是悲喜各半：尽管这一政治发展模式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但也使其政治发展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制约，成为自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甚至某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也逐渐被苏联模式侵蚀。半依附政治发展的重要教训在于弱国必须谨慎处理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关系问题，并尽早做好同盟破裂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半依附；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1—0133—06

作为政治学的重要概念，政治发展一词产生于二战后的美国。学者们对政治发展内涵的理解纷繁复杂、各不相同。派伊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将各种观点归纳为10个方面。本文所述的政治发展主要指“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所发生的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政治变迁。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成为发展政治学的两大理论流派之一。学者们对依附概念的界定也各不相同。其中，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所下的定义影响较大：“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这样的情况，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他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依附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世界体系中，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逐渐导致了落后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依附(中心—外围体系)。依附论的逻辑推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前提的分析，其主要倡导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建议采取社会主义的方案解决不发达问题。当然，依附论也存在明显缺陷：第一，依附论研究没能保持价值中立，存在意识形态的偏好。依附论者对自己的理论过于自信，这种态度排除了其他理论与之进行学术探讨的可能性，好像谁不接受依附理论，谁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这是很荒谬的。第二，分析不发达问题时只强调外部因素(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忽视或无视内部因素的影响是不够客观的。第三，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减少依附，但这些发展建议所依据的理论前提本身就有偏颇，而现实情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行不通。

尽管研究依附问题时，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在一些论述中也涉及政治内容。如列宁就指出，它们(依附国)形式上是政治独立的，但事实上是陷在金融依附与外交依附的网里。智利学者松凯尔则认为，外部的经济与政治影响需要通过国内的统治阶级来施加，而且，只有在有利于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的时候，国内统治阶级才会接受。因此，对依附问题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可扩展到政治领域。

政治发展领域的依附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受到其他国家制约，不能或难以由本国独立主导其运行。按照依附程度的不同，大体有两种情况：依附性政治发展和半依附政治发展。依附性政治发展是指一国政治变迁完全受制于其他国家；半依附性政治发展则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虽然具有本国主导的成分，同时又受到来自其他国家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政治发展难以独立由本国主导进行。笔者认为，半依附是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半依附：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1949—1956年是新中国政治初创时期，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长期以来，关于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关于苏联对新中国政治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尽管费正清已经认识到对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其对毛以后时期的含义来说)，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影响的程度”。

建国之初，新中国政治上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照搬苏联模式，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为前进目标。1949—1956年，新中国外交上需要苏联的帮助，经济上需要苏联的援助，军事上需要苏联的支持，形成了对苏联某种事实上的依附关系。按照西方某些国家的说法，中国成了苏联的一个卫星国。新中国虽然称不上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但新中国与苏联之间不可否认地存在某种依附关系。相应地，新中国政治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依附性特征，半依附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政治发展理念的半依附

苏联的指导与援助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革命成功的关键则是中共独立自主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虽然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影响，新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是以苏联为楷模的。这种理念后来逐渐演变为政治发展理念的依附性，并体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之中。如毛泽东曾指出，苏联共产党“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刘少奇建国前秘密访苏期间，他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写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的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以书面的形式这样表述两党关系，不论是否出于客气或谦虚，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之间存在某种事实上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与另一政党交往。1954年，周恩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赫鲁晓夫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目前正在努力进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为了保证这种建设的成功，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经常号召的那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年来的无数事实都表明了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榜样，正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向苏联学习的光荣任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以上言论，反映了中苏双方的实际地位，也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发展理念：通过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发展。

(二)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半依附

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指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并进行论证：“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

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所以，“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一政策意味着：新中国将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国际社会中将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站在苏联一边。换言之，新中国将主要不以国际事务的对错和是非曲直来判断、处理外交问题，而是以头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立场来决定各种外交问题。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依附的表现了。

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实践中得到落实。从《中苏新约》的签订、新中国争取重返联合国的努力、放弃进攻台湾、卷入朝鲜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到东欧波匈事件的处理等等外交事件，苏联的态度对中国的外交立场起了主导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苏新约》的协商过程也是中苏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虽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极力争取，也还是没能争取到他们所希望的平等，最后在双方的协商下，中国接受了本不愿接受的条款。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各种努力都是向苏联请示和协商的，同时也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新中国成立后，着手进行武力解放台湾的准备，并希望苏联提供海空军方面的支持。对此，斯大林的答复是：“不排除给予援助，但援助形式需要斟酌。”虽然斯大林口头上原则性地答应了中国的要求，但难有具体行动和措施。至于朝鲜战争，中国本不愿卷入，是苏联将中国推向战争前线，与美国作战。无论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参战，还是停战谈判，苏联的作用都是关键的。1956年，东欧发生波匈事件，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但是中国选择了全力支持苏联。以上种种都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实施的结果，这些事例再次为新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作了注脚。

(三)国内政治发展的半依附

经历多年战乱后，新中国面临经济凋敝、技术落后的局面，现代化任务非常严峻。此时，苏联给予了大量援助。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新中国形成了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初步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中国提供了13笔贷款，“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应中国要求，苏联还派出大批技术专家来华，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在当时，新中国所需的贷款、技术、设备只能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这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一种完全基于自由的选择，由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而使它在进口具有潜在军事意义的物资方面遭到西方抵制。”因此，在最初的几年里，新中国既接受了来自于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又形成了对苏联的某种经济依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半依附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半依附。革命胜利之时，中共面临建国任务，需要对新中国的各种政治制度做出抉择。由于中国革命是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因此，新中国将苏联模式作为重要的学习和模仿对象。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政党制度、国家机构、武装部队等机构的设置和运作都是向苏联汇报并征得苏联同意，才最终确立下来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新中国的这些政治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及弊端都深深地烙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之中。对此，毛泽东曾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喷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

关于新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曾作如下设想：建国后首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待条件成熟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2年，中共对这一设想进行修正，并开始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完整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这种调整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主要是苏联的影响。在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下，1948年至1950年间，东欧国家先后改变人民民主形式，代之以苏联模式。南斯拉夫则由于坚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开除出社会主义体系。东欧国家的变动对新中国不可能没有触动。与苏联保持一致，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获得苏联信任与援助的有效途径。当然，新中国调整政治发展过程的决定也是征得苏联同意的，“在做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判断时，曾经参考过苏联的经验。一是测算过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二是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总之，不论是中共最初对政治发展过程的设计，还是后来的修订，都是在征得苏联同意的情况下决定的，不能不说新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含有某种依附性成分。

二、对1949—1956年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的再思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有二：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政治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依然对民族独立、主权完整问题十分敏感。新中国选择半依附政治发展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然。因此，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其终结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半依附政治发展已经终结，然而这一历史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依然很多。其中，学者们强调得最多的是中国不能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对此，本文不再赘述。此外，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利益与代价的权衡：主动的半依附与被动的半依附

为使新中国站稳脚跟，迅速强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主动向苏联靠拢，学习苏联模式，是一种主动的“半依附”。后来，中国内政外交中的许多事件(如朝鲜战争)与苏联保持一致又往往是不得已的“半依附”。对新中国而言，如果说主动的半依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那么被动的半依附则是一种不得已的代价。因此，1949～1956年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是优势与弊端并存，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建国初可以背靠苏联，巩固新中国政权，实现经济的全面恢复和较快发展。其弊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内政外交的各方面均受制于苏联，当中苏两国利益发生矛盾时，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很难既较好维护本国利益，又不损坏两国关系；二是过于强调与苏联保持一致，对苏联走过的弯路重视程度不够，造成对苏联模式好坏兼收，埋下许多隐患，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例如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重视不够，新中国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人民公社化，其直接代价是，“随着集体化出现的各项政策引起了农业严重的短期破坏”。总之，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泛化为包括政治发展领域的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尽管半依附政治发展取得的成就和付出的代价都已成为历史，但是对半依附政治发展的正负效应进行评估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后果与影响的分析：新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

新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对此，必须全面客观地正视并予以评价。第一，半依附政治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因为“政治一直是左右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半依附政治发展使苏联的大量援助成为可能，新中国经济进而得以迅速恢复，并奠定了现代化的工业基础。第二，半依附政治发展使新中国政治始终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制约。半依附政治发展使新中国政治的各个层面深深打上了苏联烙印。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照搬苏联模式，使得苏联政治体制弊端后来在中国一一重现。在政治运动层面，中国国内的许多重大政治运动都与半依附政治发展直接或间接相关，如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等。在政治发展进程层面，为了与苏联保持一致，中国改变政治发展进程，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完成“一化、三改”。对此，薄一波曾这样评价：“今天回过头来看，时间还是打得短了一点。”结果是仅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大量过渡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很难保证质量。事实上，过渡时期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大改造的工作也是粗线条的。第三，半依附政治发展成为新中国转向自主政治发展的障碍。半依附政治发展格局一旦确立，就容易形成某种路径依赖，再转向自主性政治发展就较困难。如随着苏联模式弊端和斯大林错误的逐渐暴露，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指出，英美等国政治制度下不会发生斯大林式的错误。也就是说，毛泽东意识到中国有必要完善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后来不仅没有完善政治制度，而是更加远离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已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入和平发展时期，政治也需相应转变为制度化运作，不能继续沿用非制度化的政治运动方式。但是，其后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最后发展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第四，新中国适合本国国情的一些政治制度创新也慢慢被苏联模式侵蚀。例如，建国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运行良好，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合作，后来因苏联式政治体制弊端的影响，相应的制度作用也逐渐丧失。

(三)谨慎与应对的考量：如何处理实力悬殊国家间的结盟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确定后，新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与苏联结盟。1950年2月，新中国正式与苏联结盟。不能否认，中苏结盟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以苏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腕，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一种潜在的矛盾。”换言之，由于中苏双方实力悬殊，国际地位相差较大，中国处于弱势地位，两国同盟隐含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对中国而言，这种结盟是值得警惕的。早在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曾警告：“一个盟国独大的结盟关系，对一个君王是危险的。”其实，这种结盟关系不仅对君主危险，对较弱的国家而言，也是危险的，因为弱小一方既难以保持独立自主，也难以维护本国利益。在1949—1956年的中苏同盟中，苏中之间实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既难以保持真正的独立，又难以坚持本国利益。对此，有学者指出：“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邓小平也曾感慨：中苏两国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中苏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了后来两国之间分歧和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走向公开的分裂甚至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由于中国对苏联存在一定的依附性，因此，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新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第一，弱国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是危险的，弱国应谨慎对待这种结盟，因为面对强大的盟国，弱国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第二，弱国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是不稳定的，除非弱国甘愿依附于强国，不介意自身主权的独立与否，必要时愿意牺牲本国国家利益，否则，这种同盟随时面临破裂的风险；第三，基于这一同盟关系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弱国必须尽早做好同盟破裂的应对措施，早加防范，减小损失，维护本国利益。

综上所述，半依附是1949—1956年新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外交政策和实践、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过程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半依附特征。新中国以追求独立自主为己任，不可能容忍半依附政治发展局面长期存在。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特别是朝鲜战争、波匈事件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内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综合实力不断上升时，半依附政治发展的终结成为历史的必然。新中国半依附政治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以谋求中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主动的半依附”，在同盟关系中付出了“被动的半依附”的沉重代价。该如何权衡主动的半依附和被动的半依附?第二，半依附政治发展带给中国的影响和后果是喜忧参半：尽管这一政治发展模式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但也使其政治发展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制约，成为自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甚至某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也逐渐被苏联模式侵蚀。该如何评估半依附政治发展的正负效应?并为以后的政治发展提供借鉴?第三，弱国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是危险的、不稳定的。为维护本国利益，弱国该如何处理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关系?本文虽已提出以上问题并加以初步分析，但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历史留下的智慧和启示运用于今后的中国政治发展实践。

(责任编辑叶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