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1949年1月，我的父亲章乃器到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及《共同纲领》的制定，并于同年9月，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务，1952年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

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的《双十协定》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令社会各阶层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父亲此前曾参与发起救国会及第三方面的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1945年12月，他又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以民族工商业者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

1947年，父亲在香港筹组了民建香港分会，创设了上川公司驻港办事处和港九地产公司，一面开展经营业务，一面从事民主运动。父亲与潘汉年、许涤新等中共人士联系频繁，公司的襄理黄玠然也是中共秘密党员(曾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据许涤新回忆：“章乃器的上川公司是上海工商界到香港找党的自然形成的地点。乃器在那个时候，同我们的合作，是相当好的，他对于这件事，相当积极。吴蕴初和俞寰澄先后在他的办公室谈到要找党时，我刚刚走进章的办公室之门，故人相见，畅谈得更加融洽了。”此时，父亲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憧憬。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

中共与沈钧儒等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又将修订后的草案向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征求意见，于同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及人选。

不久，民主人士分五批先后到达东北。父亲是第三批离开香港的，同行者有李济深、茅盾、朱蕴山、彭泽民、马寅初、施复亮、孙起孟、柳亚子、翦伯赞、邓初民、王绍鏊等三十余人。他们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1948年圣诞节的次日晚间，化装后分头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开始了北上航程。船至青岛海面时遇上逆风，加之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仅行驶6海里，1月7日才抵达大连。

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前往迎接，周恩来对客人的接待食宿事先已作周到安排，还预备了御寒的皮大衣及皮帽、皮靴。首次体验“供给制”，父亲很不习惯，穿上昂贵的貂皮领大衣后，掏出钱包付款，却被告知全部免费。

到达东北解放区后，民主人士们被安排到各处参观。某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革命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父亲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为从历史时序上，是先有中国，后有中国共产党。他的提议很快被有关部门反映给中共中央，不久，父亲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毛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中财委提前成立

父亲到达东北后，由于战事仍在进行，新政协一时无法召开。此时新政协筹备会已迁至沈阳，他们除了参观、开会外无所事事。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打发时间的方式之一是打桥牌，“凑足四人就玩起来，用自然叫牌法，没有固定的搭档。”参加的有章乃器、朱学范、沙千里、赖亚力(曾任冯玉祥秘书)等，其中章、朱“牌技不错”，李济深牌技“不算好”，其秘书林一元经常给参战的周海婴使眼色，别让李将军难堪，但周当时年少气盛，不肯让牌，至今犹感歉疚。此外，父亲与章伯钧静结伴去逛旧货市场，章伯钧一心搜集古籍，他则专注于抢救流散文物。后来，父亲将搜集的千余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父亲于1949年2月25日到达北平，住进北京饭店。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民主人士前往欢迎。4月15日，父亲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向他们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并嘱托民建借助自身的优势，为接管上海多做工作。此后，在六国饭店多次举行过接管上海问题座谈会，父亲与经济界人士都参加了。

当时渡江战役尚未开始，新政协仍开不起来。民主人士中的专家学者难耐悠闲，只好自己找事情做。千家驹回忆说：当时董必武主持的华北人民政府登报征求财经人才，“我同章乃器、-沈志远三人给华北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在经济工作方面贡献意见。华北人民政府接到信后非常欢迎，不久就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来看我们，聘我们三人为人民银行总行的顾问”。这样，他们如愿以偿，提前进入了经济建设工作。

当时中共领导人很重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月2日，父亲和千家驹在天津出席工商界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发展生产，提倡劳资两利，后来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战争中的经济形势仍十分严峻，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于5月14日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父亲从那时起开始与陈云共事。他与陈云是老朋友，为解决接管上海后的粮煤供应，父亲曾力排众议，主张利用外轮运煤，最终被陈云接受。陈云在谈到他们的合作关系时说：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父亲等经济界民主人士被聘为委员，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尚未成立，但中财委已先行开始了工作，开国大典后才并入政务院。中财委成立五天后，父亲和千家驹应陈云之邀，一同前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专车途经真茹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打坏了火车头的水箱，更换车头后才到达上海。他们深入细致地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父亲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宣传新政权的经济政策。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云主持大规模反击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的经济战役，父亲曾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父亲还曾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共同纲领》的制定

父亲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筹备会的工作按任务分为六个小组，其中第三小组

的任务是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属于临时宪法的性质，新政权的合法性即源于此。第三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父亲是成员之一。该小组又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五个分组，父亲是财政经济分组的召集人。

《共同纲领》中最难产的是经济政策部分，几经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通过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草案七易其稿，由毛泽东、周恩来最后审定后提交新政协大会通过。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并加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表述。

新政协的召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围绕新政协代表的提名，各民主党派内争不断，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即因争取代表资格与沈钧儒发生争执；另据救国会代表宋云彬日记的记载，沈钧儒对力争代表资格的庞荩青说：“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竺可桢日记中谈到9月30日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时，采取了将名单整体提付表决的方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名单中有章士钊，为多数代表所不喜，若不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章必落选无疑也”；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谈到，代表名单“取合及先后完全以中共提出为凭”，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通任政协代表，但“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刘少奇在1949年7月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民主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

新政协召开前，即已传出救国会不久将解散的风声。会后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救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内部成分。据说当时还有进一步合并民主党派的方案，为此，民进的马叙伦等已被安排为民盟中常委，合并方案又被临时中止。新政协的11个民主党派最终减少了3个，形成了延续至今的8个民主党派格局。

9月30日新政协大会通过《共同纲领》时，父亲任执行主席；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常委会对纲领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现场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庄记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当主席征求“代表们还有什么意见”时，没有人发言，会场静悄悄的。一刹那间，全场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主席再问大家对纲领有什么意见，还是没有人发言，还是如雷的掌声。他第三次重复发问，所得结果依然相同。……当执行主席章乃器提出“赞成的请举手”时，六百多位代表，几乎是同一时间举起手来。全场没有一人投反对票与怀疑、弃权票的。大会执行主席至此宣布：“共同纲领全体一致通过。”会场上立刻爆发了持久的海潮一样的掌声。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

各民主党派在政府中的职务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当时周恩来曾就安排父亲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的事，特地找他谈话，说到各党派的朋友都要求安排，特别是部长职务，感到很为难。父亲表示：自己是做事的人，不想争地位，“叫我做银行顾问也好，国营企业经理也好，甚至农场会计也好”。周说对你的才干我们是了解的，今后会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倚重你。三年后，周恩来提名父亲出任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除毛泽东出任主席外，6位副主席中有宋庆龄、张澜、李济深3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不满，其中对李济深、张澜出任副主席争议很多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等议论。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并对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人士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共产党领导地位日渐突出，联合政府色彩开始淡化。在1949年建国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定位于“统一战线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