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双甲

摘要：宏观调控权是随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其本身具有独特性，本文着重从其是否具有可诉性来进行讨论。

一、宏观调控权的界定

1宏观调控的定义及性质

由于宏观调控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例如目标的多元性，享有主体，手段的多种性等等，使其定义也比较困难。通说是“宏观调控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特定的公权力机关对社会经济整体进行决策，指导、组织，规划等活动的权力的总称。”

2宏观调控权的分类

对宏观调控权进行分类，对于宏观调控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明确宏观调控权的内涵。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但是最重要的一组分类就是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将宏观调控权分为宏观决策权和宏观决策执行权。所谓宏观决策权就是指图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关及其负责人员对于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措施，步骤等作出选择和决定的权力。而宏观决策执行权则是指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基于职权或者法律赋予的权利执行宏观经济决策的权利。但是这种分类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绝对意迎，脱离这个范围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即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方针，战略和经济发展计划是一种绝对的，最高的宏观决策之外，其余的宏观调控行为既能说是宏观决策，也能够说是宏观执行。例如，央行货币工具的运用，相对于稳定币值这个仓融目标而亩，是一种执行行为，但是它也一种决定，一种决策，如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说这些宏观调控行为都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只包括决策权，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一个在市场和政府的框架之内的由决策和执行构成两个阶段构成的政府调节经济的过程，人为的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利于对宏观调控权的研究。同时，由前所述，大多数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只界定其为决策或执行，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权的运用就是宏观调控行为。因此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研究就是对宏观调控权行使的可诉性的研究。

关于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可诉，在学界中是很有争议的。不少学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不可诉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就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行为主要包括军事行为，外交行为，紧急行政行为，重大国家公益行为等等。而国家行为是不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的。第二，决定一个行为是否可诉，主要在于是否有适格的原告，被告。根据诉讼法的原理，只有当原告，被告及损害特定的时候，才能提起诉讼，原告或被告不能是不特定的主体。但是，随着公益之诉理论的提出，突破了“适格原告”的限制，允许一切人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出诉讼。一旦宏观调控行为发生错误，受损害的主体是不特定的，看似这符合公益之诉的条件，但是实际上是无法提起诉讼的。因为根据公共负担的原则，成本与收益(正，负收益)都由公共负担，个人也就不能提起诉讼。第三，一种行为是否可诉还在于法院是否能解决此类纠纷。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由它选举产生，并且受它监督，那么对于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如果有人认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作为人大选举产生的并受其监督司法机关如何有权力对其进行审理?并且，很多宏观调控行为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机关要如何对这些行为进行审查?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但是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不具有可诉性。宏观调控的逻辑起点与目的在于社会利益，而我认为社会利益可以分为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与涉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对于前者，并不具有可诉性，原因如前所述。而对于后者我认为是可诉的，例如国家出台对于某行业的政策，而该行业的各企业认为该政策的程序或者内容是违法的，则可以通过其行业协会提出诉讼。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细化宏观调控权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其是否具有可诉性。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包括计划，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几个方面。就计划而言，特宅主体基于信赖国家计划而为一定行为，当国家终止或变更计划的时候，其可以进行，斥讼要求执行原计划或者也可以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赔偿；对于产业政策，则如上文所述可以提起诉讼：而对于财政税收，余融，价格等方面如果是属于决策层面的，例如，预算、决算、税收调整，汇率，利率调整，价格调整，这些行为极县专业性并且涉及到经济宏观运行层面，其影响的范围，主体，时间，后果均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提起诉讼，只有通过事前听证等民主决策程序来进行规范。而对于相关之行政行为完全可以通过相关法律解决可诉性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宏观决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而其执行行为具有可诉性，我认为是不妥的，正如我前文所述，宏观决策与宏观决策执行的分类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绝对意义，脱离这个范围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很难对一个非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宏观调控行为准确定义为决策或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