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丽

摘要：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商业贿赂问题却愈演愈烈。本文从商业贿赂发生的原因入手，对商业贿赂问题的解决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原因；对策

力拓“间谍案”硝烟未散，CCI“贿赂门”又曝光于世人。近日来，关于贿赂门的讨论愈演愈烈。美国控制组件公司已经承认曾有贿赂行为，并将接受美国司法部1820万美元的罚款，而中国先后有九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曝涉及该案件。据统计，自2005年5月20日德普(DPC)案发以来，已经至少又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巨额商业贿赂事件牵涉到中国。

以鲜明的财富规则辅导和教化着封闭已久的中国企业，以巨大的经济能量激活与搅热长期沉闷的中国市场，以先进的制度元素革新和再造中国经济机制——跨国公司带给中国的似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标杆力量。然而，当一起又一起商业贿赂丑闻被无情的抖落出来后，这些头顶耀眼光环的庞然大物开始黯然失色。公众凝聚于他们身上的价值评价也不得不大打折扣。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公司不惜冒损害自身名誉，接受法律制裁和惩罚的风险做出行贿行为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政府官员，国企工作人员作出接受贿赂的行为呢?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跨国公司为什么行贿。

商业贿赂伴随市场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市场经济交往过程的副产品，其本质上属于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稀缺导致人们经济行为的精明与理性，为什么会存在市场经济，根源在于私有制，在于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只能通过市场进行稀缺资源的交换。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交易规则，而商业贿赂就是一个典型的市场“潜规则”。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政府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市场活动中部是“经济人”，经济人是以自利为最大目的从事媒介交易的人，其具有三个特点：一自利性，二理性，三规则性。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每个人包括组织，是自己利益最大的忠诚的管理者，商业贿赂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在人们以逐利为目的的交易活动中普遍存在，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企业为了获取稀缺的资源，正当途径应当是依法协商合同或者竞标来获取，但是这样的话，在同样的起点竞争者众多，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企业将会付出很大的成本，才有可能战胜其他竞争者。每个企业都希望能通过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效益，这就是经济人的理性与自利性的体现·为了避免这种激烈的但公正的市场竞争，企业就有可能通过-商业贿赂的形式买通政府官员和国企工作人员，从而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这个时候企业也就实现了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那么，国企工作人员，政府官员为何受贿。

商业贿赂有三点解析：其一，“商业”。“商业”一词决定“商业贿赂”目的和动机在于“利润”，如果没有“利润”可图，是不会有人去“贿赂”他人的。行贿人即要支付“贿赂”利益或好处，又要支付一定的价格。但是，问题在交易的对方，即受贿者一方。既然都是支付，为什么就要分开接受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受贿者”不可能是交易客体所载权利的“真正主体”，或“真正所有人”。其二，“公开支付价格”的高低并非获得交易机会的“唯一”理由。如果“公开支付价格”是获得交易机会的“唯一”依据，商业贿赂同样不可能存在。这些理由为“受贿者”找到了各种表面“合法”、“合理”或者规避责任的“挡箭牌”。而且只有不正当的降低销售价格或提高购买价格，或者在价格相同前提下“偷工减料”或“降低质量”，才可能为“行贿者”提供“获得更大利益或好处”的机会或可能性。其三，“获得更大利益或好处”是行贿者目的，但这些好处从哪儿来?只能从损害交易对方的利益来实现。损害的方式可能有各种具体表现，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交易对象不变，而价格被提高或降低(相比较于市场价格)；一种是交易价格是市场价格，而交易对象的品质发生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质量的方式，但受贿者因受贿不但对品质的降低不予揭露，而且还会帮助掩盖交易对象品质降低的事实。

由此可以看出，贿赂发生之根源在于受贿者作为交易一方的决策者并非“被交易权利”的真正所有人，即归结底是个产权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商业贿赂的根源在于交易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代替真正所有人参与交易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商业贿赂作如下解释，即商业贿赂是委托代理交易中，代理人与交易对方串通损害委托人利益，而从中代理接受贿赂，而行贿人通过损害委托人利益而获得不正当利益，并间接损害其他竞争者利益的行为。收受贿赂本身是违法行为，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经济人”，面对巨额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自己会分析成本与收益的问题，自己的前途与眼前的利益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权力寻租现象的频繁发生，本身也说明我们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做出了“贿赂收益远大于自己可能承担的风险成本”的决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业贿赂产生的根源一是市场经济中经济人“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自利目的，一是受贿者非“被交易权利”的真正所有人。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治理商业贿赂：

首先。加大商业贿赂的成本，消灭“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可能。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堵塞经济体制中权力寻租的漏洞，并且加大商业贿赂执法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以商业贿赂腐为代表的腐败现象。

其次，基于商业贿赂产生的根本根源在于受贿者非“被交易投利”的真正所有人，加强和完善对代理人的选拔、任命和监督糊度；强化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激励机制相容；完善代理人竞争市场，通过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机制，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完善法律责任机制，破坏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博弈合作，让行贿与受贿者之间激励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