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福

1984年11月，当应云卫80冥寿时，曾与之共度危难的挚友阳翰笙写怀念文章发《人民日报》，对这位曾并肩战斗的战友评价说：“他是我国话剧的开拓者、组织者，电影事业的先行者。早在‘五四运动以后，应云卫就同孟君谋一起投身爱国戏剧运动。20世纪30年代，他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但不是公开的。关于这件事，党组织考虑到，在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保持他的公开合法地位对开展进步戏剧运动有利，所以同意他秘密加入剧联，对外不公开他的盟员身份。”文章接着全面公正地评价应云卫几十年来对党的戏剧电影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如果把阳翰笙与应云卫几十年交往作一回顾，就能最有力地证明阳翰笙所言不虚，就能最清晰地看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起的法宝作用。

一、戏剧才子，投身抗战

应云卫自幼喜好戏剧，是早年上海幕表戏的创始人之一。这种戏没有剧本，靠演员随心所欲即兴发挥，以男扮女装为乐。1929年，专学戏剧的洪深从海外回来，约应云卫、欧阳予倩等组织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该社演出质量高，演出剧目频繁，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上海颇有影响的剧团之一。

1930年春“左联”成立不久，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一职，随即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社联”、“剧联”、“美联”等十多个团体。1931年间白色恐怖达到高潮。为了保全组织，各社团转入地下，而发展成员也秘密进行。就在这个时候，由田汉引荐，上海戏剧协社的洪深、应云卫秘密加入了“剧联”。阳翰笙、夏衍等领导商议，由于二人在戏剧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比较高，为便于开展活动和演出，“剧联”身份不对外公开，但接受“左联”领导。从此，阳翰笙与应云卫开始了几十年的合作。

1933年9月。在“文委”党组织领导下(阳翰笙时任书记)，“剧联”成为最有实力的剧社。上海戏剧社为纪念“九一八”二周年，在上海演出了由应云卫导演的进步话剧《怒吼吧!中国》。这是一个主旨鲜明的反帝斗争戏，它转变了摆“噱头”的作风，以朴实自然、清晰流畅的风格完美地展示了主题。全剧配上音乐，大胆地用《国际歌》作为主曲。每当法国巡捕“光临”时，应云卫就以法国《马塞曲》来应付，保证了演出顺利进行。此剧开始了以话剧参与反帝的先河，算是应云卫参加“剧联”后的一次贡献，展示出他的导演才能和灵活机动地应付复杂环境的能力。此时，他还不到30岁。

阳翰笙以“文委”书记身份协助田汉利用资本家的投资建立“芝华”电影公司，开辟了另一个左翼电影阵地。他与夏衍等积极支持帮助“电通”公司的应云卫导演了《桃李劫》，这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出的一朵奇葩，导演技巧、演出效果都很成功，奠定了他作为电影导演的坚实基础。稍后，应云卫又成立了上海业余实验剧团，自任团长，演出过多场话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几家电影公司相继停业。而在汉口，国民党军委会正在筹建一个摄影场(即后来中国电影制片厂前身)，但只有空架子，没有电影人才。筹备建厂负责人郑用之(郑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与周恩来、阳翰笙都很有交情)，特请阳推荐影剧人才到“中制”，表示要“很好合作，干一番事业”。一批电影编导如史东山、孙瑜、应云卫等也来找阳翰笙商量，可否接受“中制”聘请?阳翰笙当即回答，只要不被国民党套住，不要军衔，不要高薪，合作是为了抗日，应该去。阳翰笙后奉命去武汉，在周恩来领导下与郭沫若一起筹建了“第三厅”；正筹建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归第三厅管辖。周恩来指示阳翰笙：“应组织我们的人进去占领阵地。”就这样，阳翰笙除主持“第三厅”日常事务工作外，还兼任“中制”编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首先是搭架子。他把上海原三个电影公司的一些著名编导、演员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郑君里、马彦祥、司徒慧敏、陶金、舒绣文、黎莉莉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安排进“中制”，使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接着是筹拍电影。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中制”完成了《八百壮士》、《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3部故事片和50部纪录片《抗战特辑》等的拍摄、上映。

这里，专门谈谈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的拍摄放映情况。

1937年底，正在筹备第三厅的阳翰笙，应“中制”筹备负责人郑用之的约请，叫写个电影作“中制”成立的开场锣。此时，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前，由谢晋元团长奉命掩护，率领数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阳翰笙选此题材，定名《八百壮士》，宣传全民总动员一致抗日。剧本只花了半月就完成，发表在1938年1月16日在汉口出版的《中苏文化》期刊上。谁来导演?此时，应云卫正带领救亡演剧第三、第四队沿沪宁线作抗日救亡演出。阳翰笙速急去函邀请他到汉口参加第三厅工作，并派往“中制”任编导。刚到汉口，一听说《八百壮士》的剧本，应云卫当即恳请担任该剧导演，得到阳翰笙认可。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

应云卫抗日热情很高，从接剧本到1938年11月摄成公映，只有短短5个月，既确保了电影质量，也争取了时间，赶在武汉撤退前完成。其中，蒙太奇导演手法的应用，在中国电影中还是首次。比如运用一连串的叠印画面，快速转移场景，非常简洁地展现了上海人民对八百孤军的英勇悲壮行为的同情和声援，以及战争进行中出现的紧张场面等。电影在武汉公演后，引起强烈震撼，对准备撤离中的军民是巨大的鼓舞；后曾在美、菲、缅、法、瑞士等国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热情关注，不少人自愿捐款支援中国抗战。

二、西北之行，感受延安

中国电影制片厂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厂长由第三厅六处电影科长郑用之兼任，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兼编导委员会主任；应云卫是编导之一。自拍《八百壮士》成功后，应云卫对抗日题材产生了浓烈的兴趣。1939年到重庆后，他对阳翰笙说：“老阳，我现在没片子拍，你将赵丹等人演的，你编的《塞上风云》改成电影好吗?”(此剧开初是电影，后应赵丹之请改成话剧。)阳翰笙在原来电影、话剧的脚本上经过反复思考修改，增加了新的人物情节，最后成了新的《塞上风云》电影剧本，主旨是促进蒙汉团结抗日。经与郭沫若、周恩来商定，定由“中制”拍摄，导演由应云卫担任，厂长郑用之也赞同。

《塞》剧背景是西北塞外，必须去千里外蒙藏地区拍摄，便专门成立了西北摄影队。在队长的人选上，阳翰笙力荐应云卫担任。

阳翰笙凭多年来与应云卫的接触了解，觉得他热情、果敢，组织能力强，善于同三教九流的人物打交道，具有灵活机动应付复杂环境的能力，尤善于应酬上流社会；其精明练达的作风、漂亮的仪表与流畅的口才都是别人不能取代的。以后经历的无数事实证明，阳翰笙知人善任，让人尽其才，对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西北摄影队由三十多个人员组成，还有几位女

性。他们是舒绣文、黎莉莉(烈士钱壮飞之女，专程从香港飞渝)、吴茵等。应云卫是《塞》剧导演，西北摄影队队长，还兼电影放映六队负责人。他身兼三职，责任重大；但并没有畏惧，欣然挑起重担。为摄影队活动方便，阳翰笙向周恩来建议，从张治中(政治部部长)那里要了一套挂有金星少将领章的将军服给应云卫，还佩了武装腰带和军刀；另要了中校、少校、上校服装三套作为少将的副官，以对付沿途军警敌特(后来果然发挥了特殊作用)。

摄影队由重庆经洛川、甘泉等地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还参观了延安机关、街景和“鲁艺”、“抗大”等学校，看了延安文艺团体的演出。毛主席跟大家讲话时，一支接一支抽烟，一个小时没断线。应云卫突然问道：“毛主席，你一天抽多少香烟?”毛主席说：“要抽一听(50支)哕!”应云卫说：“我也要抽一听烟，还用不了几根火柴!”毛主席风趣地说：“那我们是棋逢敌手嘛!”领袖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参见《塞上风云录》149页)

队员们在应云卫队长的领导下，一路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再经富县、榆林到蒙古境内(这里离战争前线只几里路)。应队长与大家同各种各样人打交道。这些人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敌特、师长、王爷、活佛、喇嘛、蒙藏民众等。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虽经历各种险情，经受了各种磨难，但应队长均能遇事冷静，随机应变，转危为安。

阳翰笙在重庆对摄制组函电联系，时时给予指导。特别是应云卫、黎莉莉等经过体验生活，发现剧本中有的人物距离生活太远；如按生活，蒙古少女金花儿应是粗犷、豪放、敢说敢爱的性格，而剧本中的金花儿却成熟、开通、温情、优雅得像城市知识女性。应云卫综合大家讨论的意见后向阳翰笙反映。阳专门电告大家大胆修改，以贴近蒙古族生活为准。这就为剧作者、导演、演员之间相互沟通、切磋，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树立了榜样。这也是应云卫看重阳翰笙，喜欢导演他的剧本的原因。

《塞》剧拍摄历时9月完成，当1940年秋返回再过延安时又受到朱老总的亲切接见，还收到毛主席送的《边区实录》一书。摄制组回到重庆，受到郭沫若、阳翰笙等的欢迎。他们盛赞西北之行是摄影、宣传双丰收。郭沫若写长诗祝贺，用“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的诗句赞扬《塞》剧的成功。《塞》剧后经补拍内景等技术处理，直到1942年才与观众见面。

三、领衔“中艺”浓墨重彩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重庆一片白色恐怖。为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输送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到延安、香港。先期到港的茅盾、邹韬奋等一百余人和旅港剧人协会公开登报抗议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在各界纷纷声讨下，为装点门面，国民党放出空气，希望撤退去香港的文化人回渝“共同抗日”。1941年3月，阳翰笙从高县返回重庆。没撤离的应云卫、沈浮来家拜访，提出要演戏。二人想法与阳的考虑不谋而合：好嘛!你国民党为图面子暂时松了口，何不见缝插针，从戏剧这个“缝”里打开一个缺口。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周公早已有此打算。他要阳翰笙尽快拟出初步计划。阳翰笙回忆说：“我考虑到政治环境的险恶和经济条件的艰难，计划组织一个人数不多，约三十人左右的基本队伍，其他演员可以临时聘任，作为业余参加，不脱离自己原单位。如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就有不少编导、演员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单位属国民政府，大部分留重庆，容易请，这样工作起来比较灵活”(《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二卷第225页)。阳翰笙与陈白尘、陈鲤庭等商量后，决定请应云卫任“中华剧艺社”理事长，陈白尘为秘书长兼编剧，又另设理事，其余编导、演员都临时聘请。照阳翰笙说法是：“这批人马平时让他们养起来，吃他们的饭，演我们的戏”(同上，第486页)。

就力主应云卫出任“中华剧艺社”理事长一事，阳翰笙后来说：“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一直信任党，追随党，在文化运动中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他是个干才，点子多，艺术上有水平；虽在作风上有缺点，但他敢于冒险犯难，勇于在困难境况下站出来挑重担；他关系多，会应付，与国民党和三教九流打交道，很有一套办法。”(同上，第226页)这推荐，首先得到郭沫若的热情支持。郭深知，不久前应云卫任摄影队长，历尽艰难，胜利归来，有力证明阳翰笙观察力敏锐，是知人善任。随后阳、郭二人请示周恩来；又经周细致推敲，同意了上述计划和人选。就这样，“中华剧艺社”搭架子的工作又落到阳翰笙身上。首先是说服应云卫放弃“中制”导演的高薪职位来就任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穷理事长一职。应云卫二话没说，毅然答应就任。尽管塞外之旅的疲劳尚未恢复，他仍立即辞去“中制”职务，积极投入筹备工作。(“中制”厂长不放他，直至阳去做工作才得以放行。)其次是班子骨干的组合，一一都由阳翰笙邀请到位。接着是确定办公地点，联系演出场地，都因阳翰笙的好人缘得以顺利落实。大约是10月份，阳翰笙从文工会郭沫若那里批得3000元交应云卫，算是搭起了架子，有了点经费，剧社的开场锣鼓就要开打了。

“中艺”是民办剧社，于1941年10月11日正式成立，剧社自负赢亏，演员没有固定收入。开头只供演职员以大锅饭和统舱铺位，零花钱很少，只能买低劣香烟。应云卫理事长同大家同甘共苦，以饱满热情排演了陈白尘《大地回春》。由他导演的这出开场戏于10月底上演，一炮打响，连连满座，盛况空前，揭开了陪都雾季话剧演出的序幕。接着，阳翰笙以给郭沫若祝寿名义，向“中华剧艺社”提供了借古喻今的历史剧《天国春秋》，由应云卫亲自导演，组织了最强明星阵营演出，参加者有白杨、舒绣文、项堑、耿震等。整个排演过程，阳翰笙等都与应云卫一起磋商、修改，力争完善，使演出成功。

翻开阳翰笙《抗战时期日记》，可知在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期间，他们一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有时谈到深夜，干脆就共卧客厅至天明。如：“1942年1月2日，晚与云卫、君谋两兄商谈‘中艺工作至深夜始归”。“1942年1月5日，晚与应、谋两兄商谈‘中艺事”。……

历经月余的排练，《天国春秋》一剧终于上演。这部借洪秀全天朝的“杨韦事变”影射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破坏团结，对日寇妥协投降罪行的戏一演出就轰动山城，引起观众强烈共鸣，场场爆满。对郭沫若祝寿和《天》剧演出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激情。在周恩来鼓励下，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了《屈原》，且非常乐意地交应云卫领导的“中艺”演出。周恩来嘱咐阳翰笙一定要配制强有力的演出阵容，保证剧本演出效果。阳翰笙与应云卫四处奔走，约请优秀演员，主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其排练认真、细致，力求精致完美。阳、应亲自到场，出谋划策；连演出场地都亲自联系，精心安排。《屈原》于1942年4月3日演出，立即引起巨大

冲击波。《雷电颂》里“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咆哮怒吼声响彻陪都上空。老百姓说：“蒋介石又挨骂了!”《屈原》大气磅礴的爱国激情回荡在千万人的心中。周恩来在《屈原》演出庆功宴上说：“在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反动派的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其实，正如陈白尘说：“组织这次反攻的总司令就是周恩来。”

几次成功演出，使“中艺”蜚声剧坛；此后又演出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名剧，使之在抗战戏剧运动中，起到了核心骨干的作用，为现代戏剧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中艺”的成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百般刁难和破坏。当时又逢物价飞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向大家袭来。为了避开迫害和继续演出，中共党组织决定他们离开重庆到成都、内江、资中、乐山、自贡、泸州等地演出。临行前，阳翰笙代表周恩来找应云卫、陈白尘作深夜谈。他指出党组织充分肯定“中艺”一年多取得的辉煌战果，几次精彩演出，像一把把利剑插向敌人心脏，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但恼怒的敌人势必疯狂反扑。为避其锐气，组织决定“中艺”作理性转移。四川成都等地的军阀势力很强，不完全听重庆指挥，剧社可去那里演出；名义上是应《华西晚报》的邀请。《华西晚报》是党支持的挂民盟招牌的民办报纸，有中共四川省委的协助保护。能演出就有收入，借以缓解经济压力。

阳翰笙对“中艺”巡回演出的路线、地点、活动方式等都作出了妥善周密的安排。

应云卫牢记组织嘱托，带着几十人的剧社又出发了。这是他第二次肩负重大使命去开辟新境。他深知，这比带士兵困难得多。男男女女一行，吃、住、排、演，样样都是一张白纸，靠大家去描绘创造。作为一个领队，就得全面谋划安排好一行人的生活演出细节，还要处理突发事件。好在有西北之旅积累的经验，应云卫带着组织信赖，领着剧社，辗转演出于川西、川南等地。

每到一处，他不仅要跟地方势力、三教九流周旋，还要确保剧社成员，特别是女演员的安全。比如，在泸州，地方小军阀想玩弄剧社女演员，遭到抵制，便给扣红帽子相威胁。应云卫巧妙地保护女演员脱险，并很快转移到别处。在四川巡回演出，生活异常艰苦。大家依然吃大锅饭，睡统铺，有病无钱医，几年间，有几位演员和家属病死成都。应云卫幼女留在重庆，刚满月就病死了。但大家毫无怨言，没有跳槽，没有当逃兵。

从1943年夏出发至1946年春从成都返回重庆，“中艺”以3000元经费起家，人员保持二三十人(后发展到四五十人)；加上在重庆演出两年多，维持达六年之久。除在重庆演出的剧目外，还在四川各地演了《清明前后》(茅盾)、《岁寒图》(陈白尘)以及《升官图》(与其它剧团合演，陈白尘作)等剧目五十多种，演出场次二千场以上，约二百万人次看了演出。“中艺”浓墨重彩地为新文化运动史和中国话剧史写了光辉的篇章。

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在总结“中华剧艺社”功绩时说：“这一伟大成绩的取得，归根结底是有党的领导。上有‘周公这‘总司令，而始终具体领导着‘中艺的则是阳翰笙同志；自然，若没有应云卫这样具有特异才干的人和先后参与工作的一二百位社员的艰苦奋斗，也不可能有这样一段光辉的历史”(《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四卷第501页)。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1946年6月，阳翰笙处理完“文工委”善后事宜，带着南方局关于负责上海文艺界地下党和建立进步电影基地的使命离渝。在即将赴上海前夕，他再次约见亲密战友应云卫，且看6月25日《日记》：“晚，云卫夫妇(应妻陈梦莲)和小白(云卫子)来访。‘中艺因负债六百万以上，一时仍不能走。云卫和我商量许久筹款还债的方法，一直到深夜始去”(同上，第791页)。“中艺”一直在借债，天天在还债中度日；不过，一些债权人则是受中共派遣，有意相助的。阳翰笙协调处理好一些债权关系后，于7月初飞南京，而后到上海开展下一步工作。应云卫带着他的剧社乘木船东下，也于7月中旬抵武汉，得到朋友帮助，在“光明电影院”演了《清官外史》。时任武汉日报社主笔的胡绍轩还为剧社演出办了特刊。1946年底，他们都陆续汇聚上海，开始新一轮战斗。包括应云卫、陈白尘在内的“中华剧艺社”的大部分成员遂在阳翰笙领导的电影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脚色。

新中国成立后，应云卫在戏曲艺术改革方面负一定责任，做了不少工作。他热情地帮助各剧种导演过许多戏，包括滑稽戏、评弹、方言话剧、沪剧、越剧、苏剧、京剧等，大小节目三十余。他把话剧方面导演、表演上的优点传授给戏曲界，赋予新的活力，提高了表演水平，在戏曲艺术的继承发扬上作出了新的贡献。1961年，他导演了文化部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拍的武打艺术片《武松》，获得一致好评。随后，应云卫还导演了《盖叫天传奇》。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将应云卫等打成“黑帮”、“反革命”，天天批斗，又拉出游街示众。1967年1月16日，患有心脏病的应云卫，被拉到上海淮海路上批斗，惨死在游斗途中，终年63岁。当时作为其革命的引路人和见证人的阳翰笙早已被关押，救不了他。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11月，应云卫、孟君谋、王莹、舒绣文等艺术家的冤假错案才得以昭雪。作为亲密战友的阳翰笙含着泪，怀着愧疚悲痛心情写下两首悼念诗，其一云：“艰难重担勇承担，鄙视敌特与凶顽；银幕舞台双斗士，丹心一片向延安。”又一云：“四海横行雾漫漫，兽笼(孟君谋惨死兽笼)游斗死惨然；沉冤十载今昭雪，喜看红日又高悬。”诗写得明白，但潜台词却很深邃……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