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平

小的时候，我家在农村，对于过年的记忆尤其深刻。

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当时的荆州乡村和其他地区一样，物资匮乏，贫穷落后，但迎年依然是隆重的。朔风吹，雪花飘，年味在凛冽的北风中开始逐渐弥漫开来，气氛是热烈的，也是喜庆的。家家户户忙着杀猪、宰鸡、剖鱼，或是熬麻糖、杵糍粑、炸油锅……如此种种，乐此不疲。

过年时，肉食是最为乡亲们所看重的。一年到头，如果不杀猪，那么年味就显得寡淡而凄怆。为了全家人解馋，更为了自己的孩子不盯着人家的锅碗，很多人家早在春天就拼命地勤扒苦做，怎么也得喂上两头猪——辛苦讨得快活吃嘛。至于为什么要养两口猪，也是有说道的。那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农户要想杀年猪，必须得预先交一头达到一定级别的“统购”，这是任务，然后才允许你对自家的年猪开刀问斩。农家喂猪，一图积肥，二为嘴巴，相当于零存整取。所以不管肥瘦轻重，年节时只要有一头能吃上嘴的猪，那就很开心满足了。手头宽裕者，附带给小孩和大人缝制一身新衣服，一家老小更加感到幸福。

日子一进入腊月，置办年货就开始了。乡村里杀猪声四起，大伙见面时的话题也就离不开猪。这个问：“杀红了吧，好大的筒子?”“红”是红火吉利，“筒子”指褪毛后猪的斤两。于是对方就答：“杀红了，有一百几呢!”那位嚷着：“今年还可以，来喝心肺汤哟!”

俗语云：“张王刘李陈，天下一半人。”在当地，咱们刘氏家族也算大户，而且相对集中。我祖父他们三兄弟，各家繁衍后人，而后枝枝蔓蔓地发展下来，三代男女老少相聚，少说也有几十口子。所以，每至年关，传统的团年宴要按辈分的长幼尊卑、年龄的大小顺序排队，依次吃请，一吃就是几天。团年在前，拜年在后。团年与拜年，声势都浩大。

古老的团年不比其他红白喜事，可以开流水席，一拨接一拨地连续进行。团年要求集中统一，统筹兼顾，不得遗漏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婴儿，都是平等对待的。团年时，家族成员全部亲临现场，讲究的就是这个气氛，突出团圆的意义。即便当时有天大的事情，你都得放下，规规矩矩地坐到桌边，与大伙同餐共饮，等吃了团年饭再说。由于人多，往往桌椅不够用，于是几家便互相暂借周转。如果仍然不行的话，常常下了门板，合在一块搁在板凳上，权当桌子使用，上面摆出一长溜热气腾腾的丰盛美味。这个时候，众妯娌主动帮忙，不请自到，并且贴心贴意，体谅入微。待大家吃饱喝足，残局还是归她们收拾，清洗打扫。由此，她们生发出诸如“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之类的感慨。

团年宴是极其讲究的。在上汤传菜的过程中，必定有人在大门口燃放一挂鞭炮，无论长短，是个热闹意思。硝烟缭绕，落一地红艳碧绿的纸屑，以示辞旧迎新，祈福来年。若确实因拮据或其他什么缘故而事先未置备鞭炮的人家，往往赧着脸说道：“闷金大发财!”算是为自己找一个借口和安慰。

依照乡俗，开饭之前，要为亡人在桌下烧香化纸，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于一屋的氤氲雾气里，婆娑的泪眼，虽然有些是让烟给熏的，但更多是出于深切的怀念，在大聚会之际，触景生情，悲从中来。为亡灵敬酒奉菜，谓之“叫饭”，借此表示悼念，寄托哀思，同时也拜托其护佑活着的人们，更是一种先传后教、以身作则的示范，期图后人继承效仿“祭祖”仪式，意思是不忘根本。实际上，这是在给后人上“尊崇孝道”的课程。

等到依次磕完头，这一系列必恭必敬的仪式完毕了，众人才正式入席。席面上，一盘两面煎得焦黄的全鱼是少不了的，其摆法也有章程，鱼头必须朝上——即堂屋面对门口、进门面壁的那一方，乡俗称为“上席”，是长者或贵宾的法定席位，表示“鱼游上水”，昭示今后的日子步步登高，也年年有余，顺风顺水。常见的青菜也是必备的，你平时可以不伸筷子，但在这个关口，大人甚至于要强迫小孩吃，说吃了消病攘灾，清爽轻松，健康平安。除此，还有一说是要关上门来，不知是何道理。不过因为很多人家的门板被下了改作桌子，已无门可关，只好作罢。

其实，这些乡风俚俗并不那么严格，兴则有，不兴则无。清楚地记得某一年，亲戚们轮到去我家团年，天气晴好，红火的大太阳挂在天空，心情因此也敞亮，我们就在门口的稻场上露天吃饭，其乐融融。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团年的风俗与方式业已改观，生活质量和水平亦今非昔比。春节又至，抚今追昔，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