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汉文

1958年，我在上海市文化局党办工作。为向领导及时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办公室办了一份不定期的内部通讯《动向与问题》，由我任编辑。

一天，乔奇的夫人、电影演员孙景璐打电话给我，说“乔奇要和我一起拜访你”。我忙对她说：“不敢当，我去拜访你们。”

乔奇家在枕流公寓的底层靠左边一套，房间靠里是床和衣橱，靠窗是沙发和一只小小的写字台。双方落座，乔奇就向我打招呼：“景璐给你打电话，事先没跟我说过，我埋怨她不该惊动局里的干部。”孙景璐说：“我们找你，主要是反映我们的住房困难。”她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这是大间，还有一个小间，小孩子住。老乔与我同时有角色要背台词时，就互相干扰。要乔奇向单位打报告，他又爱面子、不肯写。所以我就不跟他打招呼，给你打电话了。听老乔说你是局里的联络员，待人热情，所以我不揣冒昧，打了电话，”我对他们说，分房子的事是由其他部门管的。你们的房子的确是小了一点，我会把你们的困难向局领导汇报的。

回去后，我立即向党办主任汇报此事，按主任的要求打电话给乔奇，让他写申请给单位再转文化局，我并把这次走访了解的情况成文发在《动向与问题》上。不过，由于当时上海的住房十分紧张，因此尽管领导看到了这个材料并作了明确批示，但这个问题还是在过了一年多后才得以解决——有一位干部从枕流公寓迁出，他腾出来的房子分给了乔奇。

这一年，我被选为局团委书记，发动团员、青年开展了“勤学苦练，又红又专”活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举办报告会，邀请名家谈如何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在专业上获得优异成绩的经验。先后邀请的著名艺术家有周信芳、盖叫天、李玉茹、袁雪芬、丁是娥、石筱英、刘天韵、田双亮、黄贻钧、周碧珍、高重实等，包括乔奇。

乔奇得到邀请后，多次向我来电了解局系统团员、青年的思想表现。我也去他的单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由于作了精心准备，加上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经验，乔奇的讲演极其成功，成为当时几个影响很大的报告会之一。如今虽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当时青年们在听他报告时所发出的笑声、掌声，依然在我脑海里轰响。报告中的一段话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有人说，乔奇的朗诵能抓人，是因为爹娘给了他一副好嗓子，这个说法我只能同意一半。我的好嗓子是父母给的，但嗓子好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受观众欢迎的演员，要成为一个在艺术上有成就的演员，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随后，乔奇回忆了自己在成名之前长期刻苦练功的往事，绘声绘色的叙述让在座每一个听众感同身受。

此后，由于工作调动，我与乔奇的联系便少了，“文革”时，他被“造反派”视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入“牛棚”；我则被戴上“走资派”帽子，过上了挨批斗和扫厕所的日子。

1967年，我被宣布“解放”。不久，我单位组织去“人艺”参观交流，我和几个刚“解放”的人也去了。在那儿，我看到了几位熟识的院团领导和著名演员，他们排成队，低着头，正听“造反派”头头的训话。我看到乔奇也在队伍之中，一时不胜凄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