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贤　李宏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公开资料的增加，研究者对大多数历史事实的研究结论会从现象描述趋于规律总结，从众说纷纭趋于结论统一，从充满假设趋于事实真相。随着“日本奇迹”及“亚洲四小龙”现象的出现，各国政府及其学者还有一些国际机构已经从多个角度研究过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日本的产业政策》《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经济体系的比较制度分析》等。在这些研究中，对日本技术引进成功经验的分析是重要内容之一，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高明。

笔者认为，日本技术引进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得天独厚地拥有早在明治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产学官合作体制。在技术引进过程中，从对引进技术的筛选、技术与企业的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到后续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各个环节，有效的产官学合作体制——企业的积极合作、政府的统筹规划、大学的主动参与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技术引进：效率仍旧低下

科学技术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技术引进已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世界科技资源，确立自身竞争优势的一种普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找有效的技术源头、以何种方式引进技术，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加快而不是阻碍本国的自主研发，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发展以及经济建设中不容忽视的国策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引进一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商务部统计，1999年至2005年，中国累计引进技术近五万项，合同总金额已逾千亿美元，其中技术使用费高达623亿美元，占合同金额的57.6%。2006年，全国共登记引进合同10,538项，合同总金额220.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00亿元），同比增长15.6%。同年，中国的研发总支出为3000亿元，其中企业的研发支出2134.5亿元。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投入的资金不可谓不多，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消化吸收能力、再创新能力以及扩散能力相对低下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庞大的技术引进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效果。目前，在各个领域的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中，中国多数行业和企业仍旧基本依赖国外引进，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甚至形成了“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引进一代”的怪圈，摆脱不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进口，三号机还是进口”的模式。偏重于引进技术的使用，忽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这已经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

与此相反，二战之后的日本却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了赶超英美，并在很多行业走在世界前沿的目标。比如20世纪60年代，日本从西方集中引进关键技术专利2.5万件。此后，按照“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原则，对这些技术专利进行了消化吸收和改良创新，在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培养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日本经济得以在20世纪80年代跻身世界前列。日本学者中山茂在1995年总结说，二战以后，亚欧诸国也为了从美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引进成功并且带来相应经济效益的只有日本。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带来了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的巨大成功？日本的成功模式是产生于日本文化的独特现象，还是具有可复制性的普遍适用性？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技术引进模式的分析，探寻可供我们参考的经验。

筛选配对：

充分发挥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作用

在日本战后的技术引进中，为了避免重复引进，提高引进的效率，日本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筛选配对体制，即对引进什么样的技术，由哪家公司负责引进，如何引进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1949年的《外国货币以及外国贸易管理法》与1950年的《外资法》规定，民间企业如果想要从国外引进技术，首先必须向政府进行申请，并且得到外资审议会的许可才可以进行。外资审议会主要由来自产官学等各个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鉴于引进技术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大学以及政府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

任用大学等研究人员担当审查任务主要是为了避免政府官僚的判断失误，充分利用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对先进技术的敏锐嗅觉。比如，当年索尼公司申请引进半导体技术时，通产省的官僚认为刚刚成立的索尼公司没有引进消化吸收的能力，从而导致该技术的引进被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等被任命为审查人员。这种任命方式，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其他部门不可代替的作用。

首先，由于大学的研究方向基本倾向于基础研究，大学的研究人员作为新技术的发现者、传播者与改良者，对外国先进的技术具有独特的理解力，便于发现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资深”技术。战后，日本企业购买了很多具有广泛发展前景，但当时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的技术，这与学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战后独特的社会背景所造成的“水面下”的产学联合体制下，大学的很多研究人员实际上都担当了企业的技术指导者的工作。同时，大学研究者在长年的教育与研究活动中，通过各种学术活动与各界的研究者进行广泛的交流，而且，因为他们的毕业生遍布于各种机构，所以大学研究者能更清楚地了解在哪个领域的哪位研究者拥有什么程度的知识与技术，各种研究开发项目中所需要的人才与技术都分别分布在什么机构。也就是说，对于哪个企业缺少什么样的技术，哪一项技术比较适合于哪一家企业等类似的问题，大学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了如指掌，这在促成技术与企业的合理匹配方面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学研究人员的特殊身份。因为大学研究者没有盈利目的，并且在众多的企业之间能够以中立的立场进行交涉，所以容易得到企业的信赖，各种情报也容易到手，而且容易促成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

数控旋盘的引进事例可以说明大学研究者在技术引进方面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人发明了数控旋盘，并且把有关这一技术的学术报告提交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日本教授发现了这一技术，把它带回日本并且在自动制御学会上作了介绍。以此为契机，在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通产省机械技术研究所以及企业的研究者之间，有关数控旋盘的信息快速传播。后来，经过富士通、牧野、日立等企业的共同研究开发，数控旋盘于1966年正式投入市场，为此，富士通专门成立了分公司进行经营。

如上所述，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日本大学的研究人员由于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地位，在发现技术、改良技术、促成技术引进等方面，充分发挥了产与学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枢纽作用，在引进的技术与引进企业之间的审查、取舍、配对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消化吸收：

高效的产官学合作体系

对需要引进的技术以及承接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与配对，只是完成了技术引进的第一步，如何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与改良，使之为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引进技术与本国技术积累的融合，才是技术引进过程当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中国当前所面对的最紧要问题之一。

二战之后，日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了1:8，这使得本土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迅速提升。与之相比，中国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投入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之比仅仅为1:0.08。这一数据说明我们在引进的过程当中，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严重投入不足。这也是造成我们“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是什么让日本在后续研究方面进行如此大的投入并取得相应成就呢？

就像日本科学技术史学者星野芳郎所说的那样，二战之后的日本，无论是企业的研究开发体制，还是科研人员的知识与技能积累甚至大学的教育体制，都继承并且完善了从明治时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一贯做法，即比较倾向于对引进技术的改善与改良，对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拥有很强的理解能力。

在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的口号，并积极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的技术，使之尽快地融入到当时的企业生产当中。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各国的技术首先被引进到国立大学、专门学校、国公立研究所，或者专门设立的实验所等政府公共机关，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改良与加工以后，再转移到民间企业投入生产。为了促进这个过程的快速进行，日本无论是在人才教育、组织构建还是在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总结了丰富的经验，使得先进的技术一旦进入日本，就会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快速普及和提高。虽然这个过程在二战当中被打断，但是这些宝贵的“遗产”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战后，日本在充分活用这些有利条件的同时，不仅加大了科技人员的培养力度，而且紧密配合企业以技术引进和改良作为重心的战略目标，在大学的招生计划、学科配置、教育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及时有效地满足了企业技术发展的要求。比如，在1961年到1964年的4年中，日本大学超额完成了理工科学生的增员计划，总共实现了20,000人的增员。同时，逐步完善后期中等教育，比如1975年设立专修学校制度。此后，又相继设立放送大学、技术科技大学和教育大学等教育机构，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在实际生活或者工作中能够立即发挥作用的技术工人，实现后期中等教育的多样化，提高技术人员的综合实力，在保证快速高效吸收引进技术的同时，提高了自主研发的能力。

引进与自主研发并行：

双轨并行的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引进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企业带来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依赖外来技术也势必会导致企业自主技术的缺失，丧失国际竞争力，并最终降低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对这一现象，日本的产官学各界都表示了共同的担忧，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以星野芳郎为首的学者就对影响日本技术自立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随着企业业绩的逐步好转，产业界也从这时开始高唱“技术创新”的口号，开始大规模地兴建中央研究所，这表明企业已经具有了高度的追求自主创新的意识，与中国商业领袖热衷于“贸工技”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的通产省也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为了促进企业的自主研发与企业间的共同研究，除了对个别企业超额支出的研究费给予减税的优惠以外，还对某些特定的技术难题以及“国家级”的项目给予财政上的补助，并通过被称为“研究组合”的临时共同研究小组进行发放，督促企业间共同研究的进行。虽说研究组合并不是专门为了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后续研发而设立的，但是对企业来说，加入研究组合不仅仅是得到政府补贴的重要手段，也是了解国内外技术风向标的最佳途径。而且，如果能够在这一过程之中表现突出，还可以明确自己在政府眼中的地位，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信赖关系，为此后的资金获得和技术引进机会的获得铺路搭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