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平　王　坤

[摘要]冯桂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等著名书院20余年，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和教育思想。他不仅提出改革书院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等主张，而且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种种办法，力主全面、深入地向西方学习，从而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对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冯桂芬；书院；教育实践；教育改革思想；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1-0078-06

冯桂芬(1809年－1874年)，字林一，因景仰亭林(顾炎武)，故号景亭，自称邓尉山(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广西乡试正考官(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左宗棠《中允冯公景亭家传)。咸丰三年(1853年)，在苏州兴办团练。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逃至上海，参与组织中外会防局，总司江南机器制造局，并且入李鸿章幕府，请李鸿章奏减苏南田赋。同治三年，协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学习外国语言及自然科学，以“求博通西学之才”，后返乡讲学著书，先后主讲多所书院20余年，蔚为江南耆宿。同治十三年(1874年)卒于家。他一生著述宏富，著有《显志堂稿》、《梦柰诗存》、《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失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等，并纂修《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等(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李鸿章《墓志铭》)。

冯桂芬自幼即禀资颖异，所学甚博，经史掌故之外，于天文、舆地、兵制、刑法、盐铁、河渠、食货诸书，“靡不虑专精务，欲推究其本原，洞澈其微奥，隐然负拨乱澄清之志”(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吴云序)。潜心钻研经术，博通古今，但论学不为门户之争，“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力倡经世之学，以实用为本，所谓天下大计，“无日不往来于胸中，其于河漕、兵刑、盐铁诸政，国家条例源流，洞达而持之介然”(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李鸿章《墓志铭》)。于文无所不长，诗、古文辞、骈体、制艺，“无不卓然成一家言，而尤达于经世之学”(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吴大潋序)。曾多次上书，主张在东南地区减赋、均赋，改革漕运。冯桂芬性格恬澹，但遇事奋发，不避劳怨，“凡濬河、建学、积毂诸举，条议皆出其手”。太平军被镇压后，苏州满目疮痍，秩序混乱，冯桂芬作为地方名绅，“一切善后事宜，如建学宫，溶河道，萁祠宇，设书院，靡不规划尽善”(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礼部奏议《崇祀》)。

1861年，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力倡“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等系统的变法主张，在全面“采西学”的问题上，态度鲜明，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冯桂芬“以唯善是从消解变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也是有诸多事功实绩的实行家”。熊月之先生认为，冯桂芬的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一、与书院结缘：肄业正谊书院

道光八年(1828年)，年正弱冠的冯桂芬进入苏州著名学府——正谊书院读书。正谊书院位于苏州府学东、沧浪亭北，嘉庆十年(1805年)由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创建(《民国吴县志》，《书院》)，经费充足、师资力量雄厚，历任山长多为著名学者，且多有进士功名。书院藏书丰富，生徒济济。对于刚刚踏上治学道路的冯桂芬来说，正谊书院实在是一个读书治学、切磋学问的好地方。

冯桂芬人正谊书院时，山长为乾嘉时期著名大儒朱珔。朱珔(1769年－1850年)，字玉存，号兰坡，安徽泾县人，嘉庆七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山东乡试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国史馆总纂、提调，迁右赞善、侍讲等职。先后主讲钟山、正谊、紫阳书院25年，其中主持正谊书院达10余年之久。作文宗桐城派，著述甚丰，有《文选集释》、《小万卷楼诗集》、《小万卷斋文集》、《说文假借义正》等，并辑有《国朝古文汇钞》、《诂经文钞》、《续钞》等。

朱珔执教正谊书院，“立身行己，规行矩步，道范俨然”(冯桂芬《显志堂稿》卷2，《朱兰坡宫赞师七十寿序》)，对书院生徒有很大的影响力，培育了众多人才。他先后选刻书院生徒“制义佳篇，次第成三集”，选刻正谊书院课艺，并“手订经解诗赋集，体之尤者若干首都为一集”(朱珔《正谊书院小课》卷首，欧阳泉序)，是为《正谊书院小课》。朱珔对冯桂芬非常赏识，所选书院课艺也以冯桂芬的作品最多，如卷二有冯桂芬《子产伍田畴论》，卷四《试帖诗》中有冯桂芬《人淡如菊》、《三月春阴正养花》、《水净楼阴直》等作品(朱珔《正谊书院小课》卷首，目录)。

冯桂芬对这位老师的人品、文章也极其钦佩，曾作《和朱兰坡师重游頖宫元韵》二首：

“早岁论经邸殿中，寻还初服二疏风。旧游璧沼芹搴缕，佳节琴溪杏试红。朗鉴无花推眼老，大还有药驻颜童。总持坛坫东南望，未合江湖署长翁。”

“文章经术足千秋，家法先秦两汉周。金石残编虫篆剔，球锺巨制凰楼修。竹孙擢秀欣贻燕，兰膳调馨合献鸠。彩胜簪来霜鬓满，不教坡老擅风流。”(冯桂芬《梦柰诗存》)

冯桂芬在治学上受朱珔珩影响较大。朱珔治《说文》，造诣很深，著有《说文假借义正》等，冯桂芬后来在《说文》方面也取得很高的成就。道光三十年(1850年)，朱珔去世后，冯桂芬作诗追忆：

“皋比廿载重沧桑，末座侯芭载酒忙。老辈风流今有几，江南老耆鲁灵光。”(冯桂芬《梦柰诗存》，《朱兰坡侍讲师》)

冯桂芬在正谊书院读书时，还曾受到江苏巡抚林则徐的赏识。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作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到正谊书院考课，首拔冯桂芬，对之欣赏有加，并将冯桂芬招至署中读书。冯桂芬门生吴大潋记曰：“道光朝林文忠公抚吴，有政声。公余之暇，与紫阳、正谊两书院肄业士讲求文艺，鉴别人伦。吾师林一冯公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最深，有一时无两之誉。”(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吴大潋序)八月，冯桂芬中举，拜林氏为师，并助其校书，成为林则徐的得意门生。林则徐以经世务实享誉于当时，以禁烟抗英流芳于后世，他的经世思想对冯桂芬产生了重要影响。冯桂芬后来致力于经世之学，应该说与林则徐关系甚大。

二、书院人生：丰富的书院教育实践

冯桂芬不仅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开创近代教育的著名教育家。他一生长期从事书院教育活动，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等著名书院20余年，是一位著名的书院大

师。冯桂芬教育实践活动丰富，教育思想别具一格，培养人才甚众，“造就多知名士，其素无文誉而激励成材者，不可胜数”(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礼部奏议《事实》)。其卓越的教育思想见解，“对洋务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对近代教育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甚至对几十年后的维新教育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冯桂芬因母亲谢世回籍守制。3年后应两江总督李星沅之聘，主讲金陵惜阴书院。惜阴书院又名惜阴书舍，前两江总督陶澍于道光十八年创办，挑选本省举人以及钟山、尊经两书院之优异生徒，每月课以“经解、诗古、文辞”。李星沅早先曾在陶澍幕中为僚，任两江总督后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他对冯桂芬说：“此先师陶文毅公所创也，余适继其后。文毅公于子又有文字之知，子其为我助诸生以学，以益广公之遗泽。”(冯桂芬《显志堂稿》卷2，《惜阴书舍戊申课艺序》)冯桂芬与陶澍本属旧交，对其为人颇为钦佩，加之南京、苏州路途不远，便于往来，遂答应李星沅之聘。

冯桂芬主持惜阴书院期间，兢兢业业。惜阴书院学生水平较高，冯桂芬以通经致用之学教导诸生，“愿偕诸生相励勉于通经致用之途，不欲以流俗自画。大之考镜古今得失，匡时济世，坐言起行；小之亦作一经，与雅颂比烈。……若徒以训诂词章沾沾自得，其所期于诸生哉?”(冯桂芬《显志堂稿》卷2，《惜阴书舍戊申课艺序》)反映了冯桂芬批判科举制度、提倡经世之学的态度。

冯桂芬在惜阴书院仅有1年时间，但对惜阴书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学生对他怀念有加，所谓“又若惜阴，讲席斯在。公昔主之，百川来汇”(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许赓飏《祭文》)。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冯桂芬避居上海。期间经常生病，杜门不出，唯以读书、写作为事，“虽家业荡然，警报迭至，府君犹日手一编不置”(冯芳缉，冯芳植《冯景亭行状》)，以故经济颇为窘迫。咸丰十一年(1861年)，应江苏巡抚薛焕之聘，主讲上海敬业书院，生活才稍有起色。

清政府收复苏州后，冯桂芬于同治三年(1864年)秋返回苏州，应李鸿章之聘出任重建后的正谊书院山长。掌院3年期间，“殚力经世之学”，对近代吴地书院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学者俞樾在为《显志堂稿》所作序中写道：“同治中，余寓吴下主讲紫阳，先生亦主正谊讲席，时相过从。……先生于学无所不通，而其意则在务当世有用之学”(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俞樾序)。

现存《正谊书院课选三集》集中反映了冯桂芬课士的情况。《正谊书院课选三集》主要收录一些比较优异生徒的文章，如徐凤衔《问江北江南水利疏导修防何为最重要?》、《问开垦荒田广招客民耕种有无流弊?》、吴庆咸《江南浙西引地盐法策》、胡其昌《清丈论》、孙文楷《汉宋儒小学不同论》、薛福庚《问黄河北流东流东北分流利弊若何?昔夺淮今夺济孰愈?》、柳商贤《唐代处置藩镇得失论》、陶然《叶向高论》、朱培源《募重建养牲局启》、叶昌炽《拟苏子美沧浪亭记》、陆润庠《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朱以增《正谊书院课选三集》卷首，目录)。从冯桂芬所出课题类别看，多为赋、诗、论、铭、记、策等；从内容看，除经史外，授课内容涉及时政、军事、天文、舆地、小学、水利、河渠、算学、盐铁等。可以看出，经世致用之学在冯桂芬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贯彻。

冯桂芬主持正谊书院3年，培养了众多人才，较为著名者包括吴大潋、叶昌炽、陆润庠、王颂蔚、管礼耕、柳商贤、潘锡爵、袁宝璜等。吴大潋是近代著名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同治七年进士，授编修，出任陕甘学政，官至广东、湖南巡抚；陆润庠为同治十年状元，历任工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颂蔚为光绪五年进士，曾于户部为官，补军机章京；叶昌炽为光绪十六年进士，授编修，累至侍讲，督甘肃学政；管礼耕笃守家学，尤长训诂；袁宝璜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官刑部主事，通经、小学，兼及算术。因此其门生曾在祭文中称赞说：“秦风权舆，汉学根柢，惟公创始，乐观厥成。非公斯席，孰发其英?唐弓夏服，各受榜檠。柳(商贤)管(礼耕)袁(宝璜)叶(昌炽)，久且益精”(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许赓飏《祭文》)。

李鸿章在为冯桂芬所作《墓志铭》中谈及他“先后主讲金陵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为后进讲论学术，评骘文艺”(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李鸿章《墓志铭》)。礼部奏折中也有“引掖后进，出于至诚。先后主讲惜阴、敬业、紫阳、正谊等书院几二十年”之语(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礼部奏议《事实》)。《清儒学案》、《清史稿》中都曾记载冯桂芬“主讲惜阴、敬业、紫阳、正谊诸书院”。据此可知，冯桂芬曾主讲紫阳书院，且主讲紫阳书院事在主讲正谊书院之前。不过，现在《紫阳书院志》中未曾提及冯桂芬主讲紫阳书院的具体时间，倒是冯桂芬代李鸿章所作《改建正谊书院记》中提供了相关线索：“余平吴之次年，建复紫阳书院，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其明年将复正谊书院旧制，与紫阳同以肄业人众，故分之。今人数不及半，分之则弥少”。此文既出自冯桂芬手笔，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据此，清军收复苏州次年，相继修复紫阳、正谊两所书院，前后相差约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冯桂芬回苏时即被聘为正谊书院山长，此前并未主讲紫阳书院。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刚刚恢复两所书院的一段时期内，紫阳、正谊两书院的学生是合在一起读书肄业，后“以肄业人众，故分之”，才将两所书院分开。由此或可推断，冯桂芬主讲紫阳书院的具体时间是从1864年秋返回苏州后，至1865年紫阳、正谊二书院分设。冯桂芬主讲紫阳书院的情况史籍少见，只有其门生朱培源、孙文楷、徐凤衔、李文楷等人所作《祭文》中提到“主席紫阳，东南俊茂，罗列宫墙”(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朱培源，孙文楷，徐凤衔，李文楷等《祭文》)。

综上所述，冯桂芬在主持书院讲席的20余年间，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经世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注意联系社会现实，扩大授课内容，发扬倡导经世之学，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

三、开启近代：冯桂芬教育改革思想

冯桂芬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充分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清政府统治的无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这在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为挽救危机，他们起而反对以程朱理学钳制人们的思想，摒弃汉学那套脱离现实生活的学风，大声疾呼，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要求抵御外来侵略，强烈主张变革中国现实，向西方学习。冯桂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冯桂芬年轻时得到林则徐的器重和赏识，又与魏源、姚莹等改革派交往，受到他们爱国、改革思想的熏陶。清王朝的内忧外患，激发了冯桂芬

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烈要求自强雪耻的民族主义精神，从而提出学习西方，全面改革内政、外交的思想主张。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书院教育活动的学术大师，冯桂芬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背景和鲜明的教育思想主张，他不仅有力地抨击了清末腐朽的科举制度，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种种办法，而且主张深入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从而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先河。

冯桂芬的教育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所著《采西学议》、《改科举议》、《重儒官议》、《广取士议》、《制洋器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等文章中。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书院制度。书院是传授知识、开展学术研究、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清朝后期，书院渐失造就人才、繁荣学术的优良传统。冯桂芬长期从事书院教育活动，对于书院培养人才深有体会。他指出，现在天下只有书院还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尤其是各个省城书院，“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宾礼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只可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冯桂芬从自身的实践出发，强调要培养人才，必须对书院进行全面改革。

1.将书院、学校合二为一。在各郡县明伦堂侧，修建可以容纳一二百人的精庐。在郡县，由郡县长官主持；在省城，则由督抚、学政主持。

2.严格挑选教师和学生。学生要挑选“通学之人而教之”，欢迎已获得举人、贡生资格的生徒前来读书，至于童生则要挑选特别出色的人。教师不是由官府选聘，而是由学生推举本郡及近邻郡县的先生中有“经师、人望者”担任。

3.严格管理。对入院诸生，评定等第，按其住院与否，分内课、外课、官课、师课、大课、小课等。采用宋代三舍法，考核奖惩，随课升降。成绩优异者，贡入太学，“非游学连三季不至者则黜之”。凡十五岁可从书院肄业，愿留者仍听。冯桂芬认为，如能坚持“行之数年，文风不日上，士习不丕变者，未之闻也”。

第二，尊重教师，提高教师地位。冯桂芬认为，教师对于道德教化、人才培育，关系极大。他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师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又说：“师得其人，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芳臭气泽之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者。”虽然郡县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师，但师生互相认识的为数有限，很多学生与教师形同陌路，为此他感叹说“师道之不尊也久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冯桂芬认为“无他，位既卑权亦微”。他主张，教师的职责不同于官员，所以对待教师也不应如同对待官员，应给教师以特有的尊敬。他引用前儒陆世仪的话说：“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常品，惟德是视。顾氏炎武日，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又日，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昔贤论说如彼，今时隋事如此。”他认为，应该特别尊崇教师的地位，“不论官大小，皆与大吏抗礼，示尊师也”。

第三，变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采用八股取士，完全成了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逐渐失去积极作用。冯桂芬亦由科举出身，更兼具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他抨击科举制度“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人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揭露科举制不过是一种笼络人心、消磨读书人意志、坑害人才的工具而已。他指责科举考试“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最终使“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消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有鉴于此，冯桂芬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从选拔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角度，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和措施：

1.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冯桂芬主张增加科举考试的难度，他十分赞同顾炎武提出的“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认为只有加大考试难度，才能端正学风，使读书人勤奋学习，减少“营求奔竞之人”，实现“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的目的。具体做法是，从乡试到会试均应考经解(以经学为主)、策论(以史学为主)、古学(以文学为主，考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1首)3场，同时严格考试管理，每场各由一主考分校，综其核实，录其优良。考试内容比科举专重八股要全面得多。

2.改革会试的地点。在会试考试地点上，冯桂芬也主张进行改革。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花费颇多，尤其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路途遥远，花费更大，出现“中人之产往往为之中落”的状况。鉴于会试集中在京城，对于穷学生是极大的负担，只会“有害于士，无利于国”。冯桂芬建议将会试地点同乡试一样，放在各个省城，中式者始令进京参加殿试。

3.广泛荐举人才。冯桂芬分析了历代选拔人才方法的不足，认为“历代用人，大都宰相举百僚，长官举属吏”，“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贤才，遗固十八九，滥亦十二三”，不足以真正得到人才。至于魏立“九品官人法”，则“不公不明也”。冯桂芬特别指出八股取士的弊端：“专重时文，用科举之未善也。”冯桂芬主张应扩大人才的选取范围，“今欲于科目之外，推广取士之法”。他肯定了明初科目、吏员、荐举三途并举的做法，其中最推重荐举。与古代荐举不同的是，冯桂芬主张荐举之权应该“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提倡由下而上逐层推荐人才，即由乡里绅士、诸生与正副董推举出“才德出众者、数奇不遇公论称屈者、于岩处隐沦从不应试者、奇才异能别有绝技者”，由州县综核其优，“列入荐牍”，分别赏给举人、贡士等名，量才录用。冯桂芬认为，此种方法可“十得八九矣”。这其实是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打破科举取士的唯一途径。

4.停罢武举。武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同虚设，清朝一度中止，虽然顺治十二年复行武殿试，但至清末，武举空疏腐败、营私舞弊者甚众，名不副实。冯桂芬指出，武科一途，不仅“衣冠之族不屑于”，而且当世为大将、立大功者，多行武出身，极少科甲出身，“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因此，他主张：“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同时保留生员、举人、进士的科名，不与选阶，只作绿营迁擢之用。其考核以膂力为标准，视其力量之轻重，给与科名。对于中式者，“礼之如文士”，准许其或留京营学习，或回省营学习，或就农工商旧业，或转改文举。冯桂芬的这一建议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第四，采用西学。魏源在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但魏源所看到的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停留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层面。冯桂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止于“技”，而且还有“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表明他不仅看到中国在生产技术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教育、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不如西

方国家。因此，他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强烈要求学习“西学”，明确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表明他在学习“西学”的态度上坚定不移。

1.冯桂芬主张广泛地学习西方。他认为，西学范围甚广，包含“历算之术”、“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地动新术”、“百龙搜沙之器”、“农具织具”等方面。对于国人而言，“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都应该学习旧。

2.冯桂芬特别强调算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

3.冯桂芬倡议设立新式学堂，培养人才。他建议在广东、上海等地创设“翻译公所”，学生应“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教学上“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培养能够融汇中西的人才。待其学成后，在与洋人相交之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以“收称物平施之效”，从而改变“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的现状。

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采纳了冯桂芬在上海设立同文馆的建议，由冯桂芬拟定章程。根据他“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指导思想，在课程设置中，既有经学、史学、小学、八股时艺，也有外文、算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已经属于近代中等技术专业学校。

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分反映了近代社会对新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冯桂芬的教育思想不仅有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和改革，更重要的是，在继承魏源“师夷”思想基础上，鲜明地提出全面“采西学”的主张。冯桂芬关于“四不如夷”、“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等观点构成了他采“西学”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他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确立了以中国经史文艺为正课，同时配置西方现代格致、天文、算学诸科，既捍卫了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精神，又广泛接纳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它不仅直接导洋务教育之先路，也被百日维新时期的学校课程改革奉为圭臬”。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韬在为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作跋中，称赞冯桂芬：“一代大儒，千秋硕学。先生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弊，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骄之气”，很好地概括了冯桂芬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和态度。俞樾亦称“使先生大用于时，其所设施必将赫然为中兴名臣之冠，其至于此而已哉!然使后之人拜先生之祠而读其书，皆务为有用之学，则先生之泽固远而大矣”(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俞樾序)。吴云在为《显志堂稿》所作序中写道：“欲求贯穿群经，网罗百代，明体达用，卓然无愧为通儒者，在国朝毕推亭林顾氏。后二百余年，而有校邠先生焉”(冯桂芬《显志堂稿》卷首，吴云序)。更将冯桂芬推为清朝继顾炎武后，与之并驾齐驱的“通儒”。

责任编辑顾正彤